早在198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就公開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他和當時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更曾身體力行，實施「小政府」、縮減政府的服務項目，以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即便如此，政府的財政赤字還是不斷膨脹，此由政府被稱為「必要之惡」可以看出端倪，一來縮小政府並未能確切實現，二來縮小的項目並不足夠或者支出龐大者還保留著，三來官僚的效率依然低落，四來人民對政府應扮演的角色缺乏認知。

「公共財」的迷思

不論是哪種因素，都讓政府還是擁有龐大支出，因為人民雖然認為政府做的不好，甚至已產生不好的「惡」效果，還是迷信「非得政府來做不可」，以為找不到其他機構或個人來做，這也就是一直以來都非常流行的「公共財」（public goods）理論，也是提供政府站上經濟舞臺當主角的「市場失靈」之最典型現象。不過，當前所被認知的「公共財」其實已經脫離其本質，考其原意乃具「共用和無法排他」兩種特性的財貨，或者是「無法收費」或「邊際成本等於零」的財貨，而世界上幾乎沒有這種財貨，有的只是「接近」而已，即便如國防和治安這兩項，還是可以用「驅逐出境、趕出保護區」的方式來「排他」，所以只能說有「準」公共財罷了。

撇開這些爭議不談，就針對「公共財」這個詞來說，顧名思義乃「大家共同擁有的」財貨，也就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亦即「公共財」與「私有財」相對立，後者是私人擁有的財貨，前者是公家的財貨，而一般指的「公家」就是政府提供的，因為政府是由人民共同組成的。因此，非常明確的是，「公共財」並不是具有「共用和不可排他」性質的財貨。所以，當今教科書中和大家琅琅上口的「公共財」實在是一個錯誤的名詞，以「共用財」或「共用財」來表示還比較好，但還是無法呈現出「不可排他」這個特性。

就是因為錯用這個「公共財」理論，當今各國政府才有包山包海的任務，不但鐵公路、橋梁、機場等等「公共建設」，連公園、圖書館、體育館、教育、保健，年金等社會福利也都是政府提供或從事的任務，而大家也已都習以為常。於是人民養成對政府「毫無底線的無度需求」，如今終於陷入「債務黑洞」的深淵，衍生出無窮的問題。

在歐洲以及北美等西方國家，由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不少政府被迫回歸到更為緊縮的公共政策之上，結果就是大幅裁減國家的警力，同時關閉不少政府無力支援的學校、圖書館以及醫院。然而這些西方國家，所要面臨的是每天約成長四十億美元之多的債務，可想而見的今日這些西方政府，終將把財務支出視為當前最大的課題。

其實，就整個世界而言，無論是低端或高端的支出，各國政府都面臨了同樣一個問題，也就是必須積極找出一個解決方案，去取代過往長期以來由上而下的服務模式。在現實壓迫下，「政府萬能」被打成「政府失能」，政府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製造出更多問題，如何妥善解決乃成一大課題。

幸運的是，就在議題已擴張到社會問題的解決層面時，政府已不再成為單一負責的參與者。社會大眾已經有所改變，知道自己對這些問題也有責任。因此，政府也由過去的主導角色，轉變成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在過去十年以來，不少參與者紛紛投身於解決社會問題之中。不久前出版的《政府失能下的新經濟革命》這本翻譯書為我們作了精彩的描述。

如書中所言，這些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成員所運作的模式，都建構於「解決方案的經濟體系」（Solution Economy，簡稱解方經濟）」之上。而其中不乏創新者所提供先進的解決方案，足以縮短政府所能提供，以及人民需求之間的鴻溝。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可以提供更好的結果、更低的成本，更可以在政府預算捉襟見肘下，達到公共政策創新的願望。

時值今日，情勢已經出現劇烈性的變化。每一位公民、企業家、企業，乃至於基金會，他們不再一味地仰賴公共部門的協助，反而會互助合作，為的就是要解決每一個面臨的問題。而這樣的演變，讓以往有著明顯區別的公共企業以及私人企業之間各自兼負的責任，變得更為渾沌不明。

解方經濟V.S社會企業

一種新型態的經濟，儼然已在傳統上公私部門兩者交會之處崛起。此種經濟模式以經營「社會成果」（social outcomes）有關的生意，其中用來交易的「貨幣」包括公開的數據資料、聲譽及社會影響力。過去未開發的市場得到發展並且獲利，這種商業模式並不尋常，其成形的動機包括新公共責任意識的抬頭到道德的義務，甚至包括了股東價值。正如書中所言，新的解決方案的創新者和投資者，帶動了「解方經濟」。

「解方經濟」並不只是一個經濟的機會而已，它是一個全新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這套解決模式具備基本的科技知識以及全新的商業模式，且適合運用於各種產業。不論問題的核心是公眾的或私人的、社會的或商業性的、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的，這些都不足以影響整個模式的設計。更進一步的，這些造勢者更具備了能力以及精力，更願意去接觸以往所沒有人願意接觸的部分，他們可以從以往從未開發過的管道募得資金，同時平衡運用社會網路以刺激新興市場，來解決根深柢固的社會問題。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十分重要的改變。有時政府扮演出資者的角色；有時又不全是出資者的角色；有時政府負責整合所有的參與者；有時政府是創造市場的人；有時政府成了貢獻解決方案的人；更有些時候，政府要退出整個遊戲之外，讓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參與者進場解決問題。

這種趨勢正往另一種全球化邁進，能因勢利導順應此種趨勢的國家，其社會問題會得到平和解決，問題也會減少，逆此趨勢的國家，將會在一段動亂、抗議和社會運動過程中，付出所謂「社會成本」之後加入行列。當前的台灣屬於後者，318太陽花學運扮演逼迫政府改變角色的動力，而學運本身作了很好的示範，不只學生們分工合作各自從事拿手的工作，有的扮演造勢者，有的扮演資訊傳遞者，有的扮演物流管理者，有的扮演維持秩序者，於是在有序分工、各自努力，相互和諧溝通下，平順地解決各種問題，而各個公民團體也都主動從事自己拿手的工作，沒能親身參與運動者，則透過管道出錢、出力提供物資，我們更見識到年輕人妥善運用電腦科技的功力和效果。這個運動並非要推翻政府，也不是要消滅政府，而是要政府在適當的「體制」下扮演合宜的角色，做「對的事」，且把「對的事做好」。不過，當今政府領導者及部份台灣人似乎並未從該運動中得到啟示。

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和諧分工

值得強調的是，該書所描述的社會可說回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世界，兩百多年前（1776年）史密斯就在《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經典裏標榜「分工」的重要，而分工之後則需「合作」。要分工的效果好必需各個參與者從事符合自己「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職務，亦即施展「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最佳用途，而要分工合作達極致，要以最佳「道德情操」為之，「誠信」、「信任」、「互信」則是最根本的，人際間和諧、善意溝通、不欺騙、不爾虞我詐，每個人「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這也就是「自助、互助、天助」的社會。

對照當前的人間，還是差很遠。不過，經由本書，我們不只看到希望，也見識到不少人已自動自發起而行，這真是「返本歸真」的寫照。也讓我們對將掃除、洗滌人間的污垢，進而「淨化人心」有了信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