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愛玲的作品，自從文革後被解禁，就一直受到大陸讀者的喜愛。但是她的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卻是始終被封殺的，理由是內容反共。《赤地之戀》的時代背景是土改、三反運動和韓戰，小說真實描寫了黨對人性的摧殘與控制，在控制整個社會的黨面前，個人沒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說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則表現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殘酷，以及農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後淪為政權的奴隸。「秧歌」這一意像是暗喻人民被迫出來的笑臉和假裝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壓下農民的靈魂扭曲。胡適非常欣賞這兩部小說，反共，不如說是反迫害，反對任何一種制度的迫害。

張愛玲在1949年之前，由於道聽途說而對中共解放區產生某些幻想，為此寫過《十八春》和《小艾》兩篇小說，對解放區有正面評價。中共建政後，張愛玲還出席了1950年的上海文代會。之後，她到蘇北參加了幾個月的土改。這和林昭的經歷有點相似，不同的只是熱血青年林昭在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她與中共的徹底決裂是在1957年反右期間。而始終是革命旁觀者的張愛玲，在短暫土改期間，就對中共感到了幻滅。

1952年她離開大陸前往香港，《赤地之戀》和《秧歌》就是在香港寫的。在小說中，張愛玲作出了極具前瞻性的預言。她寫道:「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毛澤東時代已經印證出張愛玲所言「更大的破壞」是什麼，不幸的是，這種破壞並沒有中止，而向著縱深推進。到了今日，中國已不單是「赤地」，而是一片焦土。

如果說毒奶風暴和汶川地震時民眾伸張公義遭到嚴厲打壓，還算是涉及到政府的法統、權威、顏面，那麼，最近當局對馬航罹難者家屬的毫無人性的箝制，就是焦土化的延續。失聯馬航客機的乘客大多數是中國人，死難者家屬的互相聯絡、見面和聚會，都遭到無情的打壓，顯示出當局決不容許民間力量任何形式的破土萌芽、不容許他們介入任何公共事務。這和「七不准」中央文件裡的「不許談公民社會」的思維定式如出一轍。

龐大的中國社會沒有公民教育、沒有公民空間，只有全能政府統管一切的垂直領導，不但向自己官家討還公道是觸犯權力的逆鱗，就算是向別國的航空公司追討賠償都屬犯忌。然而，當任何事情都要交由政府去做，只習慣被「組織」被「領導」的人民，就喪失了自治能力。中共不但自己佔盡資源，消滅一切異己社會力量，哪怕不是反對它的力量，不滅掉也要最大限度地弱化，直至扼殺。

八九民運時，中國雖無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但人民至少有道德感、正義感之精神力量，否則怎能以血肉長城抵禦數十萬圍城部隊? 如今，無所不在的黨寧可讓人民從精神道德上潰爛，什麼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那又如何?毒奶甚至已經徹底毀掉一個民族產業，那也不及永保「基本制度」千秋萬代的延續那麼重要。有如此這般的政權，光怪陸離的世相就層出不窮，日日翻新，人際之間已遠不止麻木不仁，而是互相欺騙互相坑害。注水肉、瘦肉精、膨脹西瓜、染色饅頭、有毒疫苗、假農藥、地溝油……一環扣一環交叉坑害的鏈。佛山小悅悅一案就已昭示，人心的集體潰爛正是最可怕的赤地和焦土。將這視為教育失敗和公德沉淪，實在太淺層了。最深癥結在於整個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這才是萬惡之源。魯迅早就道出: 專制使人冷漠、麻木、怯懦、愚妄。政府本身就是一面示範的鏡子，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何來公德?百姓都是臣民，沒有公民的國家，就不會有公德。

張愛玲所寫的「更大的破壞」是不是已經預見到這一點，不敢斷言。但是沒有未來的公民，就沒有中國的未來，這是毫無疑問的。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