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河：我是橫河。大家好！

主持人：9月4日新華網根據警方的聲明，報導了21世紀網包括主編、副主編在內的8個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兩位是公關公司的工作人員，他們被指控的罪名是互相勾結，向企業敲詐巨款作為發表正面報導或者壓下負面報導的交換條件。這件事情是在國外媒體得到了非常廣泛的關注，但是國內的媒體就沒有做大肆的報導。那麼這麼一件看上去比較平常的事件，為什麼會在國際上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呢？我們今天請橫河先生來點評一下這個後面的因素。

橫河先生，您覺得這一條消息為什麼會引起國際主流媒體這麼大的關注，因為現在中國國內其實對媒體的打壓事件是經常發生的。

橫河：我想是因為這個案子比較大，一下子抓了8個人，包括主編和副主編，這樣的行動就比較大了，所以一般海外的人認為是針對媒體比較少有的這種大規模的抓捕行動，而且是反腐以來對媒體最大的行動。另外一個就是說，因為這是媒體，而中國針對媒體的行動，往往人們會認為背後有其它的因素在，而不是單純的反腐或者是打擊刑事犯罪。所以國外的媒體儘管知道中國的媒體絕大部份都是屬於喉舌的，但是國外的媒體可能是從言論自由的角度，或者是從自己是同行，可能同行就有一種特別的關注吧！

主持人：同病相憐。

橫河：對，所以就報導了很多。因為這一次確實規模很大，從《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路透社，就是西方的主流大媒體幾乎全都報導了，而且是長篇報導。

主持人：那麼就像您剛才講的，其實因為在中國的事情，每一件事情表面上是這樣，它有可能背後有很深層的因素。您覺得這件事情是因為這些人的確犯了名義上說的這樣的罪行嗎？還是說有其它的事實因素？

橫河：這件事情在調查結果沒有出來之前，我們確實不能去猜測對它的指控是不是事實，但是在中國，媒體和企業之間的這種關係，它確實存在的。尤其像21世紀網，它是屬於財經媒體，財經媒體在報導企業的事情當中，就有正面報導，正面報導就有可能是有償報導，也可能有負面報導。這樣的話，對於企業來說的話，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對它的經營，對它的聲譽，對它的顧客群就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這種關係確實是存在的。如果說哪一個媒體很乾凈，沒有這樣的事情，那很困難的。這個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就是說企業花錢去買正面報導，就是有償報導；另外一個就是花錢去壓制對它的負面報導。這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的。

那麼從媒體來說的話，它也是有兩種做法。一種它可以主動去找企業。剛才我們講的是企業去找媒體。媒體也可去以找企業，主要就是你出一大筆錢買一個廣告，但實際上的錢比廣告費高得多，給你一篇好的報導，這個是做有償新聞。另外一方面就是媒體也可以主動去製造事端，就是說採訪一個負面新聞，中國的企業你說沒有負面新聞的有多少呢？肯定是有的。在報導之前，就把這個負面新聞透露給被報導的企業，主動的去要求企業給錢，把這個報導給封殺掉。這兩種情況，在中國大陸的媒體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說如果對21世紀網的指控是屬實的話，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從媒體的角度，這種行為就是媒體主動的去做正面報導，或者是負面報導來賺錢的話，這個實際上就是一種利用權力的尋租。你像央視的芮成鋼，就屬於這種類型的。所以儘管我們不能確定這個指控是不是事實，但是它確實反映了中國媒體的一個現實狀態。不過這裡要說一下，中國的媒體和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媒體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只是說現在為了方便起見，我沒有辦法叫它，那麼就還把它叫做媒體，但它實際上並不是媒體。

主持人：那中國的媒體呢，因為它面臨了很多生存的壓力，就是在經營上它要自負盈虧，所以它出這樣的現象應該說是情有可原的。那麼央視它是中央級的喉舌，它也需要去尋租嗎？

橫河：央視它其實還是需要尋租的，但是它的尋租和一般媒體的尋租情況有點不太一樣。有幾種方法，一種就是利用國家的資源。因為央視跟其它地方的媒體有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其它地方上的喉舌它須要經營、賺錢；而央視呢，就中央級的，它是兩條線，就是在財政上中共是全力保障的，然後你掙的錢你可以自己用，就是它的撥款和你自己賺到的錢是分開來的，撥款肯定是不能夠讓它富到什麼程度的嘛！所以它一定要去利用它的權力，那麼也就是利用國家的資源和中央級的喉舌的地位去謀利益。

你像以前的春晚，春晚的廣告幾秒鐘要幾千萬。像這種情況呢，那就是尋租。它就是利用央視的地位，利用春晚這個。因為春晚它不是一個普通的節目，它是一個政治節目，是全國在那個時間利用行政命令，必須轉播，必須看的。央視在春晚上廣告拿的錢實際上是利用了它的這個喉舌地位，這個壟斷地位來得到的。你像芮成鋼，他就是利用喉舌地位來尋租。這是中央電視台的情況。那麼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利用央視內部資源的特點為某些負責人去謀利益，這個就是所謂女主播的事情。女主播是央視的內部資源，是由央視這個喉舌媒體的性質所決定的。你像其它的新華網、人民網，它都不一定有這種優勢。用這種特點去把這個女主播進貢給一些中央領導級，像周永康這些人。就是說它為央視的一些特定的個人謀了利益。你像李東生，當時在央視的時候就干這個；後來離開了，他跟央視還保持著關係，他利用這些關係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謀利益。這是央視尋租。它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央視本身的。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可能很少有例外。特別像央視，因為央視看電視的人多嘛！它報導一個好，報導一個壞，對這個企業可能一下子就幾億的利潤，也可能就一下子打到地獄裡去了。所以它的尋租的機會和範圍可能比其它的媒體要大的多。

主持人：在中國這個媒體尋租現象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國外這樣的現象應該說是非常少，我們當然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但是行業的主流肯定不是這樣的，因為這種不實報導如果被揭露出來，它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那麼為什麼在中國的媒體它就不怕這種名譽上的損失？

橫河：它有幾個因素在。第一個因素就是，像這個利用權力尋租是中國的一個普遍現象，它是權力機構的普遍現象，或者是跟權力機構有關的，它不僅僅是媒體，媒體只是說沒有例外而已。既然是在權力機構裡面全都是這樣的，你像這個黨委啊，像政府啊，各個部門都是這樣的，媒體它並不覺得在這方面它有特別大的例外它就不能做。它也是屬於權力的一個部份，它有雙重性。

我講的中國媒體的雙重性就是說它有「喉舌性」，這是說它的報導方向必須跟著中共的路線走，你不能歪掉了，這個是它的喉舌性；另外一部份呢，它卻有商業性。大家知道其實在西方媒體它有一個監督性，它有商業性，但它也有監督性。就說媒體是第四權嘛！它是一個監督的權利。但在中國因為它沒有真正的監督權，所以它就從監督權就變異了，變成了商業性。就是說它也有這個監督的意味，但是它不是去監督權力，而是監督一些那種灰色地帶的，就是既不是非常有權力的，又不是普通老百姓的那種地方它就監督去。那個監督裡面就有很多很多講究，因此它就有商業利益在裡面。剛才講的是中國沒有真正的媒體。

由於它的喉舌性質呢，它就不可能說用真實的報導，就像西方媒體一樣的，去用新聞性，用監督的方式，用爆料的方式，特別是爆政治料的方式，用這種方式去爭取讀者。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有很多禁區，有無數的禁區它不能碰。

而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市場化，就是說它的財政要自己負擔的，除了中央級的幾個少數的喉舌媒體以外，它要自己去解決財源。在這種情況下呢，它就利用它的喉舌性的特徵。因為喉舌性在廣義上，它也屬於權力機構的一部份，它有一定的權威性，它有壟斷性，因為別人不能開媒體。

另外一個，因為它是屬於中共辦的媒體。不管哪個媒體，就像今天的21世紀網，它是《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個網路窗口，它又是南方報業集團，而南方報業集團又是廣東省委機關報下屬的報業集團的一部份，所以實際上它還是有中共系統裡面的正統性。具有了這幾個特徵以後，它就有了尋租的條件，沒有人跟它競爭。

另外一個，因為它是附屬於權力，而它所附屬的權力也在尋租，因此就有一個榜樣，就是說要找最後也會找到我。你先找到廣東省委，找到廣東省委、還有省委下面的省委機關報，然後才輪得到南方報業集團的《21世紀經濟報道》，所以這樣子來說，它不是在尋租的最前線，它在後面。一個是行業的默契，就是說這個行業要生存，但是它又要保持喉舌的性質，因此它不可能像言論自由的國家那種方式去競爭，所以它只能用它的權力去換，它所掌握的特權去換。

這個實際上是大家默契了。也就是說在江澤民統治的時期，因為它用放手腐敗的方式統治，因此媒體的腐敗就變成了它們生存的一種方式。這個是一個交換的條件，就是你在政治上正確來保證貫徹黨的宣傳任務，來保證完成這個任務，在其它方面就可以你們自己想辦法弄錢去。因此這種尋租實際上是默認的。

在胡錦濤時代呢，因為「胡隨江規」嘛，他也沒改變這個性質。因此這就是過去所謂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基本上就是用這種，而且後來是越來越成熟了，就用這種方式生存的，所以它不存在一個害怕的問題。

主持人：您剛才分析了很多中共媒體它為了生存然後面臨很多的壓力，來自媒體從業者他們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因為缺乏獨立客觀報導的土壤，現在大家是價值混亂，所以存在了「逆淘汰」的現象，就是說獨立的媒體人，或者有很高道德標準的從業者，其實是沒辦法在這個行業里生存下去的。您怎麼看他們的觀點？

橫河：實際上媒體在中國確實有一些人想試圖去改變這種媒體喉舌的現象，要想讓媒體真正能夠有監督權，能有自由發表的權利，尤其是新聞自由的權利。但是要注意到的是這種人他不是代表媒體的，他只是說代表個人，他只是個體的努力。當他一旦做了這方面努力以後呢，他可能會對他所服務的這個媒體造成了威脅，因此往往他就會成為一個犧牲品，被趕出這個媒體去。

我們看到很多後來從一些主要媒體被趕出來的，這些人可能在某種方面想做一些努力來真正達到新聞自由，讓媒體真正成為媒體，而不是喉舌，但是他們很難生存下去。而作為媒體來說，我們看到有一些所謂「敢言媒體」，但這些敢言媒體從整體上來說的話，它實際上只是在報導手法上有些變化，或者是盡量打一些擦邊球，實際上它們在性質上仍然不能夠和真正的媒體相比。當然這個不能說是媒體人沒有努力，或者是不敢努力的結果，是中共控制的太嚴。但事實上在這種控制下，從媒體性質來說的話，不存在真正的媒體，但有一些個體是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的。

主持人：也有一些人他認為在這個事件裡頭，在這種生存情況下，作為企業它也應該是負有責任的。但是我們從正常角度去看，對於一個企業來說，它通過媒體或者公關公司宣揚正面形象，消除負面形象，是這個企業生存的需要。是不是企業在這種問題上，它承擔的社會道義較小很多了？

橫河：那倒不是。作為企業來說，它當然要生存。但是問題在這裡，在中國，企業它實際上是有原罪的。我們講的企業不是那種大型國企，大型國企它不存在這個問題，它不存在一個生存的問題。中國實際上是全面的政治生態、經濟生態非常惡劣，包括媒體生態，包括企業生態，它都是很惡劣的。為什麼這麼惡劣呢？中國的經濟發展，所謂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競爭狀態，它不是一個正常的發展狀態。因此中國的企業發展它和權力的勾結是一個特點，所以這就是企業原罪的來源。

這個原罪它又跟中共的經濟政策導向其實是有關係的。就是說它一開始就設置了一些不平等競爭的政策，這些政策就使得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它的發展過程就不如那些大型國企具有先天優勢，而且跟權力勾結的這些企業有先天優勢，那麼它就需要另闢捷徑，怎麼辦呢？就用錢去買形象。

你要知道中國的企業，真正扎紮實實的辦企業的，極少；扎紮實實辦企業，在中國實際上是辦不起來的，你必須和權力結合，你必須要走歪門邪道。不走歪門邪道，你不可能發展到強大到一定程度。你可以說現在很強大的企業當中，相對來說，歪門邪道走的比較少的應該是高科技企業。

所以它一定要用錢去買自己的正面形象，或者用錢去消除自己的負面形象。中國的一個普遍形象就是錢權交換嘛！用錢去跟媒體打交道，來買形象，實際上就是這種錢和權力交換的一種特定形式，它實際上也要承擔它的社會道義。但是這就跟媒體一樣，媒體企業它都不是簡單指控它犯了罪了。不像在西方國家，你犯了罪了，我馬上就可以起訴你，它不牽涉到其它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問題。而在中國的話呢，實際上是在中國大的經營環境下所造出來的企業的怪胎和媒體的怪胎，實際上都是中國這個大環境的一個結果。

主持人：其實中國企業這種做法，就是像21世紀網這樣子的做法，在這個行業裡頭大家是心知肚明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官方突然以這個名義來調查21世紀網就會讓人浮想聯翩，很多人就會想說，這件事情是不是因為這個反腐之劍現在開始指向媒體了。

橫河：這個事情是這樣的，在中國針對媒體的這種行動本來不是特別多的，以前也有，但以前有呢，你像南方報業集團，那明顯就是進行打壓，就是你報導出格了，它不是以反腐的名義進行的；即使有一些個體是以反腐的名義說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明顯的不是。不像這件事情。那麼這件事情，在中國你只要是針對媒體，像這種這麼大的行動的話，人們自然的就想起來會不會有背景。

主持人：對。

橫河：而這是中國的政治生態所決定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它有一個規定，叫什麼呢？叫「政治問題非政治化」，就是在處理的時候一定要找個刑事罪名，這個沒有辦法，它是文件規定的，所以難怪人家要去想你背後有沒有別的因素。

反腐之劍如果要指向媒體的話，這裡有一些問題，因為中國媒體生存，就是這種尋租的方式，它是因為生存的大環境所決定的。那麼也就是說中國的媒體，我們還是用媒體這種說法嘛，它的困境是由它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就它有內在的矛盾，一方面是喉舌性；另外一方面是媒體性也好，商業性也好，就說這兩者之間是不兼容的，就說媒體本身應該是自由的。

主持人：對。

橫河：而現在它不自由，它有很強的喉舌性，所以這兩者之間它就不兼容，不能兼得。這個是個新問題。在毛澤東時代，它是單一的喉舌性，雖然說很糟糕，但它自身沒有矛盾。

主持人：對，它不存在生存問題。

橫河：對，因為你既然是喉舌嘛，當然就財政養著。當然黨報應該不應該由財政養，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主持人：對。

橫河：那我們知道黨報不應該財政養，但不管怎麼說那是一個事實，在毛澤東時代，它就是喉舌，它就是財政養著的，它不存在矛盾。在經濟領域裡頭，它也不一樣，經濟領域有一種是國有企業，它屬於計劃經濟的一部份；另外有私有企業，它屬於市場經濟的一部份。其實它們也有矛盾，但這個矛盾在同一個企業內部不存在。就說國有企業它裡面不會有一個自由競爭的問題；而私有企業它不存在計劃經濟的問體，就是在單一企業裡面它沒有。

而媒體呢，每一個媒體它都在這兩種屬性之間爭扎。它既受中宣部報導框框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它又要去掙錢養活自己。所以這個沒有解。這個實際上就是說馬兒跑，馬兒不吃草的問題，你不給它草，你要讓它跑，這就很困難了。所以這個看不出有解的方法。

反腐之劍是不是指向媒體？現在還很難看出來，因為目前只是一個個案，央視所發生的事情跟權斗有關。20世紀網也可能跟地方矛盾有關係，因為它最近披露了很多上市企業，可能得罪了很多企業，你不知道得罪的這個企業背後有什麼後台；也有人說可能是上海和廣東之間的矛盾，上海就報復，這也有可能的。

如果是現在的反腐之劍指向媒體的話，那麼有這麼一個問題了，反腐之劍指向的是現在媒體的一種生存方式，如果說你要把這個生存方式給取締了，也就是說你就改變了過去30多年中國媒體的遊戲規則。

主持人：對。

橫河：你把舊的遊戲規則破掉了，但是你沒有給人家新的遊戲規則，新的規則沒制定出來，人家按什麼來行事？因為現在看來的話，要求媒體主旋律報導，要求越來越高了，不是越來越低了。原來的遊戲規則是只要你能夠保持主旋律，不要太過份的範圍之內去尋租。現在如果說你指向這個的話，那你就是改變這個遊戲規則了，如果你要改變遊戲規則的話，那麼新的規則是什麼？沒有制定出來。所以這是一個更沒有解的矛盾。

主持人：那麼按理說，這件事情一出來是觸動了中國所有媒體以後的生存之路，這件事情在國外的媒體已經引起了非常大的關注，但是在中國國內的媒體反而報導的比較簡單，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橫河：中國的媒體它面臨的問題就是，它也不知道這個事情後面有什麼其它的因素在。

主持人：大家都在猜測而已。

橫河：大家都在猜。如果和壓制言論自由有關的話，那麼還有一點媒體和一些個人可以在裡面發一點聲音，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如果真的以反腐的方式，或者要改變遊戲規則，那麼現在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有原罪，都在這個方面有辮子可抓。這個時候誰也不願意露出頭來，因為報導這件事情，發牢騷發的不對頭而被當成下一個目標，所以大都在猜，誰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冒頭，就像現在官府裡面沒有人敢出來冒頭一樣的道理。誰現在出來冒頭充好漢，那是自己吃虧，那媒體也是。大家都在揣測究竟這個背後是什麼因素？目標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老實。所以相對來說，反而是西方主流大媒體大肆報導，而中國的媒體相對要安靜的多。

主持人：而且中國民眾這次的表現，好像也沒有特別去支持政府，或者是支持媒體，好像都是比較屬於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觀點在裡面。

橫河：因為中國所有的媒體嚴格的說都是屬於喉舌的。作為喉舌來說的話，民眾對權力就有一種抵觸。現在又是警方抓了它們，而中國民眾對警方也沒有好感，就在這個事情上，它和一般發生的群體事件跟民眾之間的衝突不一樣，只要是官府的任何一方跟民眾發生衝突了，那中國的民眾肯定大家都來支持被官府打壓的一方。而這一方，現在誰也不能判定，究竟在這一方上，哪一方跟老百姓有任何關係？所以讓民眾去關注這件事情，或者明顯的支援哪一方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而大家也不會像對央視那樣。你一抓央視的話大家都特別高興，因為央視是作為權力和喉舌的代表，而其它的媒體，像21世紀網的話，它是經濟類的，老百姓還不容易清楚的把它划到哪一類去，所以就不能像打央視的那些喉舌那樣子的大家叫好，一片叫好。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事情在中國無論在網上，還是在正式的媒體上面，都沒有像其它的事件那樣子引起那麼大的關注。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對這個事件做一個預測呢？就這個事件它對中國的新聞界會有什麼樣的後續作用呢？

橫河：我想是這樣的，就中國的媒體作為喉舌來說的話，它實際上一直是夾在中間，既要經營又要保持喉舌的性質，就是打一些擦邊球，它不可能起到真正對權力的監督。到現在為止，遊戲規則基上是保持在這裡的。那如果說件事情是一個打破遊戲規則開頭的話，我相信對中國媒體生存條件來說的話，那可能變得更加嚴峻了。

原來還有一些人在試圖突破喉舌性質來爭取新聞自由，又要保主旋律，又要壓制腐敗，還要再打壓新聞自由，等於是幾面圍剿，那作為媒體，尤其相對比較傾向自由化的媒體來說的話，生存條件會更加困難。

《紐約時報》它其實也提到了北京警方去年抓劉虎，給他的罪名是「攫取經濟利益，涉嫌誹謗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這是對記者打壓比較方便的藉口，因為很難把這些東西分出來。而一般的人是相信媒體人確實是有敲詐勒索，就是我們講的「尋租」的現象。

實際上對他被補的真正原因，人們認為他是舉報貪腐官員，從這個罪名上可以看出來，「舉報貪腐官員」是真正的罪名，因為講到了攻擊國家機關和個人，炒作熱門事件。這實際上跟貪腐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是說這個記者本人肯定沒有貪腐。但是因為用了「尋租」跟「貪腐、敲詐勒索」的罪名的話，就是政治罪名非政治化處理的情況下，可能會用更多（這樣）的方法來打擊敢言的記者和真正想進行監督的記者，所以對媒體來說的話不是一個好現象。

主持人：所以您的觀點，就是說這件事情其實對改變媒體尋租現象不會起到真正的作用，但是可能把媒體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的壓縮了。

橫河：對，特別是想爭取新聞自由的。實際上要真正改變媒體尋租的現象和媒體的腐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新聞自由，誰都可以來辦新聞的時候，壟斷地位沒有的時候，尋租的條件就沒有了。但是在中共的統治下是不可能有新聞自由的。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