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是被精心挑选示众的“大老虎”
周永康被习近平、王岐山拿下，其经过情形与薄熙来、徐才厚大有不同。薄熙来出事怨不得胡温习，也怨不得“反腐败”，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治家无方，御下乏术；如戴晴女士所言，薄家的“家教不好”：儿子坑妈、老婆克夫、亲随“叛逃”，身边最近的几个人一个赛一个地往死里作，洋相出到美国领事馆，他要不倒台，简直是没天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也保不了他。徐才厚案发也是受了亲信爱将的牵连，谷俊山不地道，供出了上司。徐才厚也不地道，收人钱财，却不与人消灾。网传九○后赵姓大陆女子在香港洗钱一百亿港元，弃三千万港元保释金人间蒸发，即是徐才厚受谷案惊吓之后做出的低水准、非专业应急动作。如此爱钱如命，死党都已经扛不住了，他既没有能力与死党切割，或者杀人灭口，又不想办法活动关系、平事捞人，一门心思只想着保住自己那一份不义之财，昏庸如此，徐才厚也是合该有事。结果，应了赵本山那句台词，“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还在，钱没了”。显而易见，薄熙来、徐才厚并非预定目标，二人最大的问题大概不是腐败，而是小圈子没有管理好，攻守同盟出了差错。
周永康就完全不同了，他是被精心挑选出来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祭旗的。据官方媒体介绍，查处周永康采取了“剥洋葱”（有人称为“剪裙带”）的方式，从“四川系”的李春城、郭永祥们，“石油系”的李华林、蒋洁敏们，“政法系”的李东生、余刚们，一大批周永康党羽，包括他的秘书、部下、亲随、朋友、家人、亲戚、情人们，几乎一网打尽。待到外围扫清了，最终，反腐之剑就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大老虎”周永康的头上，任他三头六臂，任他呼风唤雨，也躲不过去了。要而言之，十面埋伏，三方合围，拿下周永康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主动进攻，是习近平、王岐山精心部署的“打老虎”战役。当习近平夸口“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时候，也许目标就已经锁定。一年多以来“反腐败斗争”轰轰烈烈，但中枪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一半是周永康故旧，别人或许中了反腐“流弹”，周系人马则是一个接一个被狙击手准确命中。这与薄熙来、徐才厚由死党王立军、谷俊山所连累自然是完全不同，不是周永康的党羽招供出周永康，而是周永康案注定要株连其党羽。
周永康案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拿下周永康，与拿下薄熙来、徐才厚，对习近平、王岐山而言，意义当然也大为不同。薄熙来倒台之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唱红打黑”如何中止，重庆的冤假错案是否得以平反，毛左路线是否会受到公开清算。薄案的处理虽然在司法上颇有亮点，但在政治上则是低调收场，白白浪费了一笔天赐的反左资源。徐才厚案是比较单纯的腐败案件，所谓“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也就是卖官鬻爵，开官帽公司，其犯罪性质无可争议，即便个别“老老虎”愿意为徐才厚“司法关说”，只要证据坐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徐才厚被软禁虽然比周永康晚了三个多月，处理程序上却反而领先于周永康，且一经公布就开除党籍、移交司法，说明此人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但周永康的案情要敏感得多、复杂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周的级别更高，曾是“九人帮”里实权仅次于胡温的重要成员。
首先，周永康案属于常规化的腐败案──虽然此常规乃是“潜规则”之规。周是精明人，不可能像徐才厚、薄谷开来那样赤裸裸地直接收钱收房，周家的巨大财富大都是通过子女、亲戚、“白手套”们以表面上合法的股权投机、商业交易等形式──尤其是通过与巨型国企之间的常规化商业交易而长时间累积形成，而这也正是“红二代”、“官二代”们普遍采用的聚敛形式。即使周永康家族仗着掌管政法系统而比他人更加胆大妄为，屡有越界行为，聚敛金额过多，侵犯了其他豪门家族的势力范围，因而引起腐败同仁的集体忌恨，但总体上，周案仍处于中共官场潜规则所默许的腐败范畴。换言之，在周永康这样的级别，有周永康家族这样的敛财行为，正常得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中共高层，此为“法不责众”的常规动作。“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近二十多年来，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子女、亲戚、情妇是从来不入商海，从来没有湿过鞋脚的呢？周永康被当成“大老虎”来打，想必他不会心服口服、低头认罪。
其次，周永康是一个曾经身处权力要津的可怕角色。在前届常委班子里，周虽然排名老九，但实权仅次于胡温二人，因为他手上有公检法、国安、武警的专政工具，有他一手创建的“维稳”帝国和超过军费开支的维稳经费，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多嚣张就敢多嚣张。周永康的职位使他很方便追踪收集政敌、对手乃至同僚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既可用于自保，亦可用于伤人。去年薄熙来案发、“康师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海外媒体即时曝出温家宝、习近平家族的贪腐丑闻，显系周氏人马所为。自中共十三大以来，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目前仍然健在的尚有十八位，他们的家族子弟做过哪些不法生意，发过哪些不义之财，周永康即使不是事无巨细一清二楚，至少也能顺手拈来、如数家珍，何况像曾庆红家，曾与周家共同经营影视娱乐业；像李鹏家，曾与周家共同涉足海南岛房地产业，他们若不为周家“说公道话”，就不怕被逼上绝路的周永康反咬一口吗？
以上两点，使周永康案比薄熙来、徐才厚案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多的敏感性。以习近平的个性，以王岐山的行事风格，自然是希望一剑封喉，一招制胜，把“周老虎”彻底打翻在地，但事情未必按习王的意志发展。周永康被抓半年之后才予以公开宣布，长达七个月所确认下来的“罪状”也仅限于“违纪”而非“违纪违法”，此即周案复杂性、敏感性超乎寻常的表征；而习近平“个人生死毁誉，无所谓”的表白，《人民论坛》“‘大老虎’们或联手反扑”的警告，则是周案复杂性、敏感性超乎寻常的证明。
“大老虎”们会联手反扑吗？
反腐败反到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确是一件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威慑的反腐大动作。中共高层是一个“讲政治”、“讲大局”的地方，以往的情形是，若“司令部”没有跟对，很容易人仰马翻，但贪赎受贿之类，则是无关大局的“小节”。政治局委员以上，或有“红二代”身份者，很少有人真正栽在腐败上。陈希同、陈良宇倒台不过是借了反腐败的名义，实则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江泽民治下，远华走私案牵连到贾庆林夫妇，结果贾庆林毫发未伤，反而由政治局委员升为常委；胡锦涛治下，周正毅案牵连到黄菊，结果不仅黄菊无事，以“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身份去见了马克思，连周正毅案也只得高举低放、从轻发落。至于“红色后代”，邓小平时代以来已经越来越变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权群体，他敢犯法，人民政府不敢法办他，这个群体极少与刑事案件发生瓜葛。邓小平严打，以流氓罪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胡耀邦反腐，趁胡乔木外出开会之机抄了胡乔木的家，以诈骗罪判胡家公子胡石英有期徒刑一年半；朱镕基办远华案，牵出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少将贪污、受贿、出卖军事情报，老子羞愤自杀，换取儿子不死。其实胡石英、姬胜德判完刑之后就直接保外就医了，比陈希同、陈良宇的囚徒待遇远为优越。“红色家族”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群体。
如今，习近平、王岐山拿下了周永康，或许会感到很兴奋，但如何处置周永康，必定会感到很烦恼。此事邓江胡时代没有先例。处理轻了──比如按照“程维高模式”处理，把罪过安在身边人头上，周本人只承担治家无方、用人失察的责任，这样一来，“大老虎”们诚然会放下包袱，不至于联手反扑，但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决心、反腐诚意也就完全破产了，接下来，充其量也就像打掉魏忠贤的明朝崇祯皇帝、打掉和珅的清朝嘉庆皇帝一样，空有“打虎”业绩，终究一事无成；处理重了──有人猜测周永康将戴上“建国以来最大贪腐集团首犯”的帽子而领受极刑，那当然大快人心。但恐怕不仅周家余孽会拼死反扑，将其掌握的“黑材料”尽数抖出，也必定会强烈刺激到那些与周家有着类似腐败行为的“退休的老领导”们。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是难免的，“大老虎”们因丧失集体安全感而坐立不安，发动某种形式的“联手反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若果真如此，对于共产党这样不守规矩、不讲法治的组织来说，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