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過後一個多月，1989年7月28日，中共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共以下7條：

1、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

2、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

3、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4、嚴格按規定配車，禁止進口小轎車；

5、嚴格禁止請客送禮；

6、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

7、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

事後看來，中共這份決定簡直是個大笑話。自「決定」發佈以來，20多年過去了，官場的腐敗非但沒有任何收斂與遏制，反倒變本加厲，以千百倍的速度瘋狂增長，達到了先前不敢想像的地步。不過，要說當初中共發佈這項「決定」只是官樣文章和蓄意欺騙，那恐怕也未必。例如「決定」的第1條「清理整頓公司」，其中明確宣佈撤銷康華公司。眾所周知，康華的董事長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在八九民運期間就被民眾視為最大官倒而飽受抨擊，現在中央明令撤銷，在一定程度上等於是認可了民眾的抨擊，這對鄧小平總是一件掃面子的事情。可見，在這項決定頒佈之初，當局還是有幾分當真的。可是接下來，這項決定就沒有再繼續推行了。那當然不是因為「政令不出中南海」，因為這項決定本來就說的是中央帶頭，從中南海開始實行。問題是中央自己不想實行了，於是這項決定就被束之高閣，置之腦後，再接下來，更是被踩在腳下，以至於高層竟達成不成文的協議：元老之家，一個子女從政，一個子女經商——這就叫「一家兩制」。上行下效，官場腐敗遂一發而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從六四之後到「九二」之前，當局對腐敗的態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起初還想有所約束，隨後便發現大可不必，到後來乾脆大開綠燈。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保持不變的是，他們總是把維護他們的專制權力置於首位。

就在上面那份決定通過後不久，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廉政建設的新起點」，闡述這項反腐敗「決定」的重大意義。其中講到：「腐敗之風也給那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可乘之機。在前一段的動亂和暴亂中，他們不就是以反腐敗的口號作為陪襯來激動人心嗎？本來，為政清廉，反對腐敗，是我們黨和政府提出來的，但是由於實際執行得不堅決不得力，被他們鑽了空子，把這個口號接過去喊得震天響，似乎只有他們才是真正反腐敗的，迷惑了不少群眾。這個嚴重的教訓，值得牢牢記取。」

這段話告訴我們，六四後，當局之所以決定反腐敗，是因為他們看到，正是先前的腐敗激起了廣泛的民憤，並由此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差一點就顛覆了共產黨的政權。那麼，為了防止在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就必須降低和化解部分民憤，因此就必須適當地約束腐敗。固然，對於前階段嘗到腐敗甜頭的中共官員來說，通過上述「決定」等於自斷財路，他們當然很不情願，但是他們深知，千重要萬重要，保住權力最重要。為了保住權力，他們不得不同意對腐敗略加約束。

不過，當局很快就從八九民運造成的巨大衝擊與驚恐中回過神來了。他們意識到，幹嘛要怕老百姓，怕民憤怕民意呢？八九民運的聲勢這麼大，不是已經給六四鎮壓下去了嗎？殺20萬人保20年穩定，起碼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不會再發生大規模的民間反抗運動，那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那還有什麼必要去約束腐敗，自己斷自己的財路呢？於是，剛剛通過的那項決定就束之高閣了，那些答應好要做的7件事也都用不著再去做了。

再接下來，當局進一步意識到，要保住共產黨的政權，關鍵是共產黨自身－－尤其是最上層－－要強硬，不能出戈爾巴喬夫、趙紫陽一類人物；要統一，不能再出現八九期間的分裂。於是就有了安排太子黨接班，給官員進一步打開腐敗大門等舉措。當初那項反腐敗的決定不但被置之腦後，而且被踩在腳下。中共官場的腐敗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收縮徘徊之後再度捲土重來，並且比先前還更加肆無忌憚。

現在很多人都說，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撥正了改革的航向。照他們說，如果不是鄧小平「九二南巡」，只怕中國的經濟就會倒退到極左路線，倒退到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可是，我要提醒讀者的是，在1992年1月18日這一天，也就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陳奎德博士就發表文章，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斷言中國將在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進一步走資本主義道路。

也許很多人會感到詫異，陳奎德博士何以能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就斷言中國的經濟將進一步走資本主義道路呢？如果陳奎德的斷言是有根據的，那就說明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中國的經濟實際上並不是向左，向毛式的社會主義，而是向右，向資本主義。鄧小平南巡講話無非是把這個本來就存在的趨勢大大地推了一把，使之更明朗更加速而已。這個作用當然也很大，但是要說它撥正航向就言過其實了。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陳奎德當年作出如此斷言，到底是根據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