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期。

老友的兒子小剛今年高中畢業。小剛在市重點中學學習，成績一向很好，老友夫婦一直為兒子驕傲。不料，在報考大學問題上老友夫婦和小剛產生了對立。小剛要報考醫學院，立志當醫生，而老友夫婦堅決反對，說報啥專業都可以，就是不能報醫學院。

說來不可思議。老友夫婦都是市級醫院的副主任醫師，按說父母一般都樂意「子承父業」，老友該為小剛的意願欣慰。不幸，正因為他們本人都是醫生，對醫生的甘苦有切膚之感，才不願兒子去重蹈覆轍。

老友的苦衷

這些年，我沒少聽老友談他的苦衷，就說升副主任醫師的事。老友是實幹型醫生，他注重自己的治病能力和病人的認可度。但醫療系統的評定標準十分僵化，想晉升高級職稱，就得在全國性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為了順利晉級，老友只得把治病放在次要位置，去費心撰寫無價值的「論文」。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有了論文並非萬事大吉，還得服從領導。政治上，儘管他不是黨員，也不得不參加每周的政治學習；經濟上，他得完成各項收益指標，比如藥廠贊助醫院「科研基金」，領導就指示用這家藥廠的藥，他只得因藥治病而不是依病施藥，還違心地給病人過度檢查治療。不用說，最終倒楣的還是病人，這也是醫患關係日益緊張的原由。如今，擔任副主任醫生的老友，每次急診值班，下級醫生找他幫助處理的，常常不是醫療技術問題，而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糾紛。無法集中精力用於治病令他苦惱，更難忍的是經常面對病人的各種責難甚至暴力威脅。

我對老友說，你為何不對小剛談這些難處？

老友說，當然說了，可我們在醫院的遭際再怎麼說，小剛看不到，他看到的是我們的收入不錯。過去十多年我們買了兩棟房子，他一直過著比較闊綽的生活，穿的是名牌服裝；用的是最新式的手機、電腦。而且，學校老師或他們的家屬要看病都托他找我們，老師們對他另眼相看，給了他當醫生有點「高人一等」的感覺。當然，為了保持一點為父的面子，我沒對他進一步解釋，我們在醫院領導面前沒有人格尊嚴，在「醫鬧」的病人和家屬面前沒有職業尊嚴。

醫生的尊嚴來之何處

自有行醫這一行，醫家靠什麼贏得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靠的是高尚的醫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國時的名醫董奉治病不取分文，只求患者癒後栽種杏樹，幾年下來，他的住宅周圍濃鬱成林，留下了「杏林春暖」「譽滿杏林」的千古美談。此風一直承傳到民國。老上海治傷寒病的名醫張聾龐，看疑難雜症手到病除。他的出診費非常昂貴，但遇到窮苦病人，在處方上打個記號，到藥店取藥不收錢。骨傷科名醫石筱山、石幼山兄弟，每天掛號三、四百人，遇到無錢的患者也是分文不取。

傳統中醫名家如此，在中國新興的西醫也是如此。

由法國天主教主教（一九○七年）創辦的上海廣慈醫院，名副其實地廣為慈善，不但對富人和窮人一視同仁，一九○八年新建一幢二層樓房增設九十張床位，專門收治貧苦的男病患，一九二二年再新建兩幢兩層樓房，專門收治貧苦的女病患。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一九二一年）興建的北京協和醫院在救治窮人上更是無微不至。醫院設立社會服務部，主要職能就是幫助沒錢看病的人，服務部職員依據家訪情況，不僅給病人減少或免除醫療和住院費用，對特困病人還幫助解決癒後生活或死後的殯葬費用等，是走投無路病患者的救難所。儘管老協和廣受達官貴人青睞，曾為蔣介石、張學良、梁啟超等名人治過病，還為孫中山做過屍體解剖，但本質上還是一個平民醫院。

上述中、西醫師的善心名滿天下，哪裡會和病家發生「醫患矛盾」？老協和與廣慈醫院的仁慈譽滿京滬，哪裡會發生惡性「醫鬧」？

醫生的尊嚴是如何失去的

一九四九年天地翻覆，醫學界也跟著乾坤顛倒。

號稱代表工農的中共建政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蘇聯建立等級制度，為各級領導設置種種特權，尤其在醫療服務上，「新中國」一成立就在北京和上海改建了兩所高幹專用醫院：北京醫院（五○年）和華東醫院（五一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為批判劉少奇管理下的「城市老爺衛生部」，突發善心，指示高幹醫院對平民開放，兩家醫院才另闢新病區對外服務。

高幹醫院配置最先進的醫療設備，挑選的醫護人員都是業務水平高根正苗紅的黨團員。可惜，為政治上的安全起見，醫護人員不敢大膽實踐，只能看些常見病。拿上海華東醫院來說，對來診的中央和各省市領導，稍有疑問就請全市的醫學名家會診，與其說是尋求最佳治療方案，不如說是避免出錯承擔責任。有些高幹因各種原因在醫院無病呻吟小病大養，醫護人員還得小心伺候，他們擔任的角色更像是高級僕傭。

儘管醫生們在治療高幹時慎之又慎，但醫療是風險難免的工作，有時過於緊張和謹慎反而出事故。文革時治死張春橋妹妹就是一例。

張春橋妹妹張佩瑛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的助產士，七四年因盆腔腫塊在本院手術。對上海最好的婦產科醫院來說，這本是沒有難度的普通手術，但張佩瑛是如日中天的張春橋妹妹，不是高幹勝似高幹。醫學院負責人親自掛帥，請名醫主刀，還請也附屬一醫的中山醫院的麻醉科主任、黨員方兆麟施行麻醉。方兆麟是上海乃至全國高幹醫療小組成員，參加過柯慶施、劉亞樓等高幹的救治工作。那次，為備不時之需，方兆麟從中山醫院帶去麻醉用的笑氣，不料，助理麻醉師誤將笑氣當氧氣施用，張佩瑛當場猝死在手術台。

這下闖禍了，王洪文批示：這是「階級報復」，由公安牽頭組成專案組展開調查。方兆麟被關押了十八個月，被逼得自殺未遂，還連累幾十個同事和親戚接受地毯式審查。最後，周恩來保健醫生瞭解方兆麟，由周恩來出面詢問張春橋，才使方兆麟倖免於難。

這不過是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裡道盡了保健醫生的恐懼心理，他甚至做好了隨時不再回家的思想準備。由此可見，保健醫生別說起碼的尊嚴，連自己的性命都朝夕不保。

人人享有人權，醫生才有尊嚴

九十年代後中國進行所謂的「醫療改革」，政府把醫療全面推向市場，醫護人員得靠自己創收。為此，大醫院紛紛增設幹部病房和為富人服務的特需病房，他們權大氣盛財大氣粗，醫生們小心翼翼地為他們服務，談尊嚴過於奢侈；另一方面，原享受公費醫療的職工開始自費。因此，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患病時常過度支付醫療費用，他們不可能對為錢看病的醫生產生尊重。

這就是老友阻撓小剛考醫科的背景和心境。小剛最終去一所名校攻讀外貿專業了。

我想對老友說，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他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當中國人不能成為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人權，他們就不可能有尊嚴。中國醫生要想恢復應有的尊嚴，只有等到中共專制統治結束，中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那一天。

文章來源：2014年8月號爭鳴總4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