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六四之後的中國，政治的大倒退自不待言，經濟改革方面也出現了嚴重的停頓與倒退，尤其是在蘇東巨變，國際共產陣營瓦解之後，中共內部保守勢力抬頭，力圖用反和平演變取代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力挽狂瀾，在1992年南巡發表講話，再次為中國的改革撥正航向。

這裡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探究：

一、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否出現了嚴重的停頓和倒退？

二、中共高層保守派為何高調地提出反和平演變，強調姓社還是姓資，反對推進經改？

在八十年代曾經深度參與經濟改革的朱嘉明先生認為鄧小平「南巡」固然很重要，但是他提醒我們：「在評論鄧小平『南巡』的歷史地位的時候，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六四』之後的中國，是否可以真的放棄經濟改革和開放，重新倒退到毛澤東時代開展『反和平演變』？」

朱嘉明說：「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置中國進入不可逆的歷史時期。首先，幾億中國農民不允許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徹底土崩瓦解，完全沒有可能復辟；其次，『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支離破碎，別的不講，只講價格體系。1988年價格闖關之後，不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絕大部分，而且生產資料的大部分已經開始由市場決定價格。雙軌制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在並軌；第三，中國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各種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處於全方位試驗階段。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停止這種大趨勢；第四，社隊企業沒有因為六四事件而影響它的擴張和膨脹；第五，中國的對外開放特區，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對外貿易擴張的局面已經形成。此外，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實力，和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形勢比人強。經濟改革開放的大勢，並非是人們想像的，可以由幾個反對經濟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諸如陳云的『鳥籠經濟』的思想，或者『反對和平演變』的政治運動所能扭轉和改革的。」

八九民運前，作家韓少功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紀實》雜誌，風行全國。樹大招風，六四後韓少功也受到嚴厲整肅。韓少功說，當時他以為又會回到「文革」，但隨即發現壓力沒有預計的大。韓少功特地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我預計中的倒退，倒是借助嚴厲的政治掃蕩，如履平地一路推進。89年前的『價格闖關』，喊了幾次都不敢真動，怕老百姓上街鬧事。到90年代初，我跟一個政協的小組下去調查，發現海南省90%的商品已經放開物價，但一點社會反應都沒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順利得讓人難以理解。」

由此可見，說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陷入嚴重的停頓和倒退未必符合實情。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無疑大大提高了經改的速度，不過要說它扭轉航向恐怕就言過其實了。

那麼，為什麼在六四之後92年之前這段時間，中共高層保守的聲浪如此高漲呢？難道他們真的不喜歡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真的願意回到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毛澤東時代嗎？

我們知道，在毛時代，中共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享有優厚的物質待遇，但是第一，所謂優厚，只是相對於平民百姓而言，在當年普遍貧窮的情況下，高幹享有的物質待遇，就其絕對值而言，仍然是很有限的。自七十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高幹出國訪問開眼界，他們發現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甚至連發達國家裡的中產階級都比不上，不禁大受刺激。第二，毛時代高幹的物質待遇雖然相對很高，但它們都是附屬於職位和權力的。高幹有房有車，但房是公房，車是公車，理論上講不是私產，是不能出售不能轉讓的。毛晚年時，江青好幾次吵吵嚷嚷地向毛伸手要錢，毛則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一部分給江青。這就是說，毛所享有的一切，例如全國各地的行宮，都不是毛的私產，不能自己任意支配；只有稿費算自己的，是自己可以轉讓贈與的（據說也有某種限制）。至於一般的官員，沒有毛所獨有的巨大稿費，能夠自己支配，包括留給妻子兒女的物質利益就更有限了。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大為改觀，尤其是在推行雙軌制之後，高幹們發現，只要批個條子，金錢就滾滾而來。轉手之間，高幹家庭就成了「先富」。據說當年某位太子黨對密友講過一句私房話：「現在我算明白了，原來，改革就是撈錢。」

那時有句民謠，曰：「毛主席的幹部兩袖清風，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這話的前一句自然不是事實，不過在鄧時代，幹部們，特別是高幹們，就憑著手中的權力，獲得了在毛時代做夢都想像不到的巨大的發財機會。一夜之間就擁有毛時代不可奢望的龐大私產，迅速地成為大富翁大財閥，那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就怪了：既然鄧小平的只經改不政改路線給中共官員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利益，早已喪失理念的他們，怎麼還會反對經改，怎麼還會願意回到毛時代呢？

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