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由「孫文學校」主辦，「黃花崗雜誌社」和「天安門民主大學」協辦的「民權研討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來自美國中部、西部、澳洲和中國大陸的學者齊聚「國父紀念館」，對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意义，民權與人權、民權與憲政、民權與革命和改良的關係，以及中國未來的民主道路和方向等議題进行了討論，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希望通過研究和探討對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盡一點微薄之力。 我們將陸續選登部分學者的發言。

夏業良原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他曾多次對中國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二零零九年五月，夏業良發表《致中宣部長劉雲山的一封公開信》，尖銳批評當局嚴厲控制意識 形態、新聞媒體和知識傳播。二零一三年十月夏業良被执教十三年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解聘。目前夏業良為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卡托研究所工作。 下面是原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在二零一四舊金山民權研討會上的發言： 《憲政變革與制度設計》。

非常高興，今天有時間、有機會在這裡與各位分享我對中國未來前景的一些思考。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憲政變革與制度設計》。首先「憲政」這個概念，對於海外的各位來說可能不是那麼陌生。但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它是一個極其沉重的、痛苦的一個詞。大家經常說這樣一句話，說中國「有憲法 ，無憲政」、「有法律 ，無法治」，這是一個真實的寫照。那我們講到「憲政」的時候，「憲政」的基本概念是什麼呢？為了要向民眾解釋什麼是「憲政」，用一個最簡單的詞，那怕你是小學文化程度都能聽懂的詞，那就是「限政」，限制的「限」、 政府的「政」。我覺的這个詞非常的通俗、也很到位 Checking Balance （制衡）。「限政」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由此推論，無論是哪一個政權，當它的權力不受限制的時候，那就很可怕。極權暴政是怎麼來的？大家都知道「極權主義」的英文單字是 Totalitarianism ， 它是「全部主義」。所有的權力它都要擁有；所有的空間它都要占領。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由主義」最強調的就是人的基本權利。作為個人、 一個個體，每個人都是有思想、有訴求的，你怎麼可以把集體的意願，上升為民族的意願、國家的意願，而強加到一個個體身上呢？你說這就是國家的意志，你們就必須尊重，必須去遵照它執行，你沒有權力去反抗。

大家想一想，我們幾十年來，甚至上百年來，中國人經常被強奸民意。一些所謂的政黨領袖也好，群體的領導人也好，他們總會用一些名詞來綁架大眾。怎麼綁架呢？大家知道在中國大陸有一套我們非常熟悉的話語體系，就是為了集體的利益、可以消滅和犧牲個人的利益。那麼，為了國家的利益，又可以消滅集體的利益。聽起來覺得，這是一個無上高尚的而又非常宏大的理想和目標。但是恰恰在這種高大的、宏大的話語體系裡面，我們喪失了自我。我們不知道人活著的目地是什麼。我們把每一個人，個體的生命和他們的思想意志都綁架了，去實現所謂的「共產主義」- 一種烏托邦。「共產主義」直到今天，在整個世界範圍裡邊還有多少人相信？甚至可能在北朝鮮也被偷換了，所謂「主體思想 」、「先君政治」已經替代了「共產主義」，很多概念都已經被偷換掉了。

在中國大家更知道了，「共產主義」現在已經被束之高閣，馬克思主義那套東西已經沒人信了。所以，它雖然被寫到教科書裡，被寫到很多文件裡面，但是連中共最高負責人，他們也都不相信。現在在 中國大陸，大家在信奉的是什麼？ 從國家這個主體來講，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真的、被官方認同的信仰。如果講原來有的話，那就是「共產主義」，現在沒有了。被什麼所替代了呢？你看那些官僚們，他們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自己其實在實踐的就是在追求這個「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也就是說沒有真正的、完整的、 連貫的價值體系了，它只是為了短暫的現實利益和目標。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很可笑 、很可憐，沒有一個能稱得上是政治家的。只是一幫目光短淺的政客，只有科長級的 、鄉長級的水平。因為他們就是讓自己的家族，跟著他們雞犬升天。如果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的抱負和宏圖是什麼？是青史留名啊！能夠青史留名的人，一定是能夠在制度上有大手筆的。

所以，制度的變革不是說是人們一時的興趣、心血來潮，而是說歷史發展到了一個必然的階段。而這個階段已經是沒有辦法再迴避這樣一場變革了。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是一個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變革的前夕，我們處於這樣一個特別的時期。一方面中國人很不幸，被極權暴政統治這麼多年；但另一方面呢，我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又很幸運，因為你們有機會參與到這場變革之中。 如果你有點理想和抱負的話、你會參與其中、你可以改變中國今後幾百年、 乃至上千年的路徑和方向！ 大家知道，中國的極權暴政持續了很久，封建專制延續了兩 、三千年，那現在是應當結束它的時候了。

講到變革與設計制度方面的關係，有人說你們是不是書生氣呀？書呆子，你以為有一個制度是你們人能設計出來的嗎？我在北大教了多年書，其中有一門重要的課程叫「制度經濟學」。就是說大家有人相信制度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是自然演變的結果。但是大家又不得不承認，在歷史中的很多重要節點、很多的重大變革都是有人先做了很多理論的設計，然後被大眾慢慢地接受、然後成為新的制度、然後延續。所以這是一個互動的關係，不要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它是一個互動、互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講人類歷史中絕大多數情況下，制度是演變的結果。但是，我們又不能排斥，在很多情況下，也是有很多傑出人士，參與了制度的設計、推動制度的變革。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美國的制度相當大地程度是在英國「大憲章運動」的基礎上，參考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人類思想精華，而設計出來的這樣一個非常先進的制度。雖然反對美國的人可以罵美國很多不好的方面嗎，但是你給我舉出一個實例，你能告訴我在世界兩百二十多個國家、地區裡邊，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制度比美國更先進？

我經常講一個道理，我說楊貴妃 、貂蟬這些人都很美，但是都是用語言描述的。如果你要拍電影 、電視劇，你請一個演員，無論你請哪一個演員，人們都有人抱怨說：這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楊貴妃或者王昭君，是因為每個人對美有不同的認知。同樣的道理，一種制度，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說一種制度是完美的、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認同和接受的。但這不影響我們承認美國的制度So far （到目前為止） 是最先進的。

我們可以在這個制度基礎上，將來更多的去發展它。但是在沒有更成熟的制度之前，我們應該首先學習西方的、以美國為典型的「三權分立」的這樣一種制度。 所以，中共官方最害怕聽「照搬西方」、「不顧中國的國情、民意」。到底誰不顧中國的國情、民意？

所以，在我們「制度經濟學」裡面，經常會涉及到一些術語，比如說：「路徑依賴」的問題。「路徑依賴」就是說人是有慣性的、人做事情有習慣的慣性，那麼制度呢？也有慣性。當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人們的行為模式、行事方式都是有慣性的。如果你不想辦法去改變這樣的一個習慣性的思維模式，不去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的話，那麼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哪怕是你給它換了一個制度藍本，你換了一個新的憲法讓它來執行，它還是想辦法把它變了，變成它自己的老一套。

大家知道，胡適先生曾經主張過「全盤西化」，那又有一些他的學者朋友，私下裡問過他：難道你真地相信中國可以「全盤西化」照搬西方嗎？ 他說：我那是「矯枉過正」的說法。他內心也知道，中國是一個強勢文化的國家，你怎麼可能把一個西方的東西讓它百分之百地接受？它在接受的過程中，它必然地要發生一些這個抵觸、或者改變。所以，你即使想全盤引進它，說要百分之百照搬，最後的結果可能也只學了百分之五、 六十，要打折扣的。 我非常信奉胡適先生的這個說法，我覺得中國，我們現在學習學習西方、美國的政治模式的時候，我們要百分之百的學習，但是等到實施的那一天，可能只剩下了百分之五、 六十，我覺得就可以了。

另外，講到「漸進」與「激進」關係的時候，我想說一下 ，什麼是「漸進」和「激進」啊？不要太機械地把它完全的隔離開來，大家知道「天演論」，講物種的演變，你說它是一天演變成的嗎？ 它有沒有說永遠都是慢慢地演變 ，永遠沒有突變的那一天？ 漸變和突變的關係，是不是像物種經過很長時間的蘊釀和演變，在某一天它突然發生了變化呢? 制度也是這樣的，它不可能永遠用同一速率的。它在某些時點會加快、加速這個進程。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中國恰好現在走到了加速進程的這樣一個階段，這是你沒有辦法迴避的，也就是王天成所說的：「革命」現在成了唯一的選擇！

不是說人們真地想要流血犠牲，誰也不希望流血暴力革命。但是當你沒有辦法選擇，因為所有的路徑都被堵死，所有的抗爭都被鎮壓了的時候；當改革成為笑話、成為夢想的時候；那麼暴力，有的時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為什麼有人要反對暴力？我對「非暴力和平抗爭是唯一出路」這個說法不以為然。 我認為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嘗試，而且不是我們的意識所能夠左右的。如果有一天，暴政中的警察、軍人他們自發地調轉槍口打他們那些統治者的同僚，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們為什麼要去反對他們這樣的一種正義的暴力呢？我們用正義的暴力去反對那些非正義的暴力 ，有什麼不可以呢？歷史上的革命有哪一次是不流一滴血的？ 所以，我從來不排斥這樣的一些想法，雖然作為文人知識份子，我不可能親自去拎著槍衝上去，但是如果有哪一天需要我衝的時候，我也在所不惜！

講到制度設計運行實踐，我想有了好的制度藍本以後，還需要有更多的人身體力行地去實踐。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該如何開會，大家知道「羅伯特法則」。根據「羅伯特法則」法則，在開會的時候 、在協調集體行動邏輯的時候是很有作用的。所以現在有一批中國的學者和專家們，在中國開始推行「羅伯特法則」。在鄉村一級推行，讓農民們都能自發的掌握怎麼樣去試圖說服別人，怎麼樣在辯論中遵守一些底線。

我們知道，中國的知識分子直到今天，都沒有真正好的學術辯論。講不了兩句就火了，就開始罵人了，就人身攻擊了。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個民主的、憲政的制度，要從我們自己開始實踐。我們自己在辯論中，要遵守一些底線。這一點，我想我們應該向台灣的學者學習，因為在大陸、我們這個學者有的時候、辯論的激烈的時候、簡直就要動手了。都是書生啊，但激動到要動手的程度。但是台灣的學者，非常的儒雅、侃侃而談，甚至被罵了以後也只是苦笑而已、搖搖頭而已。也並沒有說要擼起袖子、跟人家幹一場。我想，這可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些好的、優良的傳統在台灣積蓄的比較多。

如果中國大陸希望能夠避免一場流血衝突、一種大規模的社會震盪的話，它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通過出讓部份的權力。其實不是「出讓」，是「返還」民眾一些原有的這些權利。

最後我再說一句，如果中共領導人要想在他們身後能夠留下一個比較好的名聲，唯一的出路就是學習蔣經國，在他統治的後期，逐步了放鬆黨禁、報禁； 學習緬甸的吳登溫將軍，做出一點最基本的姿態和讓步。如果這一點他們都做不到的話，那必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如果他們年紀還足以等到轉型成功的話，將會或多或少地得到清算。好，謝謝大家！（聽打/陳韻蓮）

2014年「民權研討會」 – 夏業良:憲政變革與制度設計（視頻）

下期預告：丁毅：憲政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