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經二十五周年，至今仍然沒有平反。當局不敢面對歷史的心態，再次說明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實在是一個不斷作惡且不斷掩蓋的歷史。這不是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的歷史，而是以更大的邪惡來掩蓋作惡的歷史，故稱之為「以邪掩惡」。「以邪掩惡」就是作惡到底，「六四」便是一例。

「以邪掩惡」就是作惡到底

中共之所以陷入「以邪掩惡」的歷史陷阱而不得自拔，不但有極左的一貫作風，更有自以為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惡習。這種「極左」和霸道，無不可以歸結到嗜權如命的偏執上。當他們把這種偏執稱之為黨性時，文明的任何價值均被棄如敝履。這個「黨性」最讓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不講人性。不講人性就整人、就迫害，乃至殺人。從大躍進狂熱餓死千萬人的問責，到毛澤東惱羞成怒發動文革的徹底洗牌；從思想解放的西單牆，到鄧小平的「四個堅持」；最終釀成「六四」之劫。為逃避其罪責，苦心積慮地掩蓋真相、消除記憶，結果顧此失彼，又拖延政改長達二十多年！權貴滋長、維穩貪腐、兩極分化、環境毀壞，終至民心盡失。

從八○年代的思想解放，到「六四」後的種種禁忌；觀念上的不斷倒退，竟自甘墮落為反動勢力。當憲政已成禁忌，歷史上的種種惡行就會重現。忌論文革之惡，就有重慶「唱紅打黑」再吹文革之風的惡劣表演；禁言「六四」運動，就有權貴老虎貪污腐敗的肆無忌憚；忌談憲政民主，就有暴力維穩、打壓異己、以言治罪的無法無天。斯大林主義、階級鬥爭的包袱實在是太重，它不但是半個多世紀中華民族災難的製造者，也是中共難以與社會建立互信的絆腳石。這個沉重、污穢的歷史包袱，已成為中共告別秦政走向現代的死穴。

光明與黑暗搏殺是新時代關鍵

勿「以邪掩惡」就是改惡從善，就是要敢於面對自己的歷史。只要告別斯大林主義，告別階級鬥爭，回歸人性，歷史的一頁並非不能翻過去。這就意味著，習李新政必須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作出生死抉擇：是繼續諱言文革之罪、諱言毛澤東之惡，以及對「六四」的禁言、對社會輿論環境的打壓，還是順應歷史潮流，從根本上釐清歷史事件的責任，進而剝離政體的弊端和某些個人的罪責，將歷史交給人民，而不是將包袱繼續背在自己身上。這是光明還是黑暗的搏殺，是習李能否跨入新時代的關鍵！

回頭再看老大哥。戈爾巴喬夫正是在清算了蘇聯時期的歷史事件才輕裝上陣脫穎而出的。一九八八年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啟對歷史事件的調查，成立了「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不僅徹底清算斯大林的個人罪行，而且對赫魯曉夫一九三六──三七年期間的歷史罪責和勃列日涅夫的維穩停滯造成的惡果進行清算，進而開啟了「新思維」和「公開性」的大門。

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是以對歷史事件的反省或清理為標誌的。它意味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在徹底認清自身歷史的基礎上，才有取得國家前途的共識。反之，如果當局繼續將歷史的過節、罪責背負在自己身上，誤以為反省和清算會危及自身的合法性，那「正能量」就是一句空話，「中國夢」更是無從談起。更可怕的是，未來的習李八年還會掙扎於「以邪掩惡」的歷史陷阱，沿著不斷累積疊加的「多米諾骨牌」的老路滑行。如果這樣，中共前途堪憂，中國的未來堪憂。到頭來，老百姓企盼的「打虎」遊戲，最終只能再次被歸入權力鬥爭的折子戲，豈不悲哀？

文章來源：《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