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但六四後對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焚書坑儒」似的迫害，使得對三峽工程反對派發表不同的意見，變成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為，變成了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的行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北京大街上的坦克碾碎了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科學和民主決策的夢想。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一書被當作「為動亂與暴亂作輿論準備」，奉旨銷毀，銷毀的冊數在三萬冊以上。《長江長江》的主編、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作為動亂與暴亂的幕後黑手投入了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城監獄。主上派利用「六四」天安門事件對三峽工程反對派進行焚書坑儒般的政治迫害，使他們失去公開發表意見的可能，使民眾無法全面地了解三峽工程的弊病，這是三峽工程反對派失敗的關鍵。沒有六四的武力鎮壓、沒有六四後的「焚書坑儒」，沒有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和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這兩項罪名，就沒有1992年的三峽工程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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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工程反對派曾成功地阻止了三峽工程在1985年的上馬，迫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三峽工程進行可行性論證，並撤銷三峽省籌備處。但是三峽工程反對派最終並未能阻止三峽工程的上馬，其內在原因是在方法上不是走尋求公開辯論，而是走「臣死諫」的路，錯誤地把工程資金問題作為最主要的議題，並在策略上委婉地提出晚建三峽工程的建議，使主上派有隙可乘。外在原因是，主上派利用「六四」天安門事件對三峽工程反對派進行焚書坑儒般的政治迫害，使他們失去公開發表意見的可能，使民眾無法全面地了解三峽工程的弊病，這是三峽工程反對派失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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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峽工程發生的「新問題」是始料未及的嗎？

1992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上馬。1994年三峽工程正式開工。1997年三峽工程大江截流成功，江澤民、李鵬率領中央和地方的文武百官到現場慶祝這世界上最偉大的水電工程的輝煌勝利，三峽工程走到了其歷史的最高的點。1998年的暴雨沖潰了三峽庫區為安置移民而開墾的大片陡峭的山坡地，迫使朱鎔基將近20萬農村居民強迫外遷而進行異地安置，間接地、客觀地承認李鵬關於三峽工程移民可以就地安置的錯誤結論，從此三峽工程開始走下坡路。2003年6月1日，三峽水庫正式開始蓄水，水輪機開始發電，兩線五級船閘開始運行，似乎一切又都在計劃之中順利進行。但是由於大壩的壅水，壩址處水位從海拔63米上升到海拔135米，發生了大量的滑坡復活及失穩現象（參見：汪發武，張業明，王功輝，彭軒明，霍志濤，金維群，朱長岐：三峽庫區樹坪滑坡受庫水位變化產生的變形特徵），一個多月後庫區樹坪滑坡滑坡造成數十人死亡和失蹤，這便是三峽工程厄運的開始。2006年三峽大壩封頂，無一中央領導人到場助興。2008年起三峽工程連續三年衝擊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失敗，最後越權更改了經全國人大批准的「蓄清排渾」水庫運行計劃。2014年李克強視察三峽庫區長江航道時連嘆可惜，為解決三峽工程的礙航問題，中央多部委提出增建三峽工程第二船閘。建設這個第二船閘要先挖掉長江左岸的一座山，造價要超過當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的全部投資。問題是此次該由誰來出錢來建設？七、八年後需要再建第三船閘，需要再挖山，又該由誰來出錢來建設？

不少人說，圍繞三峽工程發生的都是「新問題」，是始料未及的。真是如此嗎？

二、1989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

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不就是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嗎？這是政治。我們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況且三峽工程和「六四」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只關心三峽工程，只關心是否還要為三峽工程繳納什麼基金，還要繳多久才是頭？不少朋友對筆者這樣說。

我們先不談二十五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只是談1989年對三峽工程的意義。按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計劃，1986年開始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1988年完成論證報告，1989年國務院將審查上交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如果報告通過，三峽工程可能立即上馬；如果報告不通過，將再擱置三峽工程議案。可以說1989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就像1958年毛澤東邀請主上派代表林一山和反對派代表李銳到中央政治局南寧會議上就三峽工程一爭高低那樣。對於該次辯論的結果，林一山說主上派贏了。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慶會議原則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李銳說反對派贏了。因為毛澤東並未同意建設三峽工程，而提出要對三峽工程的軍事安全問題進行研究。擔任研究的張愛萍和張震將軍最後提出報告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條件下無法保證三峽工程的安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以軍事安全為由拒絕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建議。三峽工程反對派認為他們能夠像1985年一樣阻止三峽工程上馬。

三、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組成

三峽工程反對派是一個鬆散的社會團體，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堅持建設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其人員組成主要有：

――保持獨立思想、堅持科學自由的知識分子；

――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共產黨幹部，特別是一些退休的高級幹部；

――對事物有獨特見解的市民；

――三峽工程所涉及地區的居民等。

當年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軍人物有三位：李銳、周培源和孫越崎。李銳原為中央水電局局長，南寧辯論後任毛澤東的工業秘書。李銳是胡耀邦的老鄉兼好友，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時，李銳任副部長，協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後任中顧委委員。周培源當時擔任政協副主席。周培源被認為是和共產黨同心同德的知識分子。1958年曾擔任三峽工程研究的負責人，積極支持三峽工程上馬。當周培源通過親身經歷認識到共產黨在三峽工程上不講真話時，他毅然站到了反對派的一面，至死未變。孫越崎是實業家，中國能源工業的奠基人，曾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五四」運動時孫越崎擔任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滿懷愛國激情，積極參並組織發動天津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並與並作為學生代表與直隸省省長曹銳當面交涉。後拒絕為其激烈的行為悔過認錯，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後經蔡元培幫助，進入北京大學採礦冶金系繼續學習至畢業。資源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時期的三峽工程規劃工作。

反對派中的共產黨高級幹部有：林華、喬培新、王興讓、胥光義、彭德等。林華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喬培新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王興讓曾任商業部副部長；彭德曾任交通部副部長；胥光義少將曾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總後勤部副部長。這些共產黨高級幹部當時都退居二線，任全國政協委員或政協常委。保持獨立思想、科學自由的知識分子有如：黃萬里、侯學煜、陸欽侃、戴晴、郭來喜、林發棠等。有一個重要的反對派成員比較難歸類，就是田方。田方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記者、編輯，長期擔任西北局書記、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的秘書，兼國務院秘書廳廳黨委委員。後任中共寶雞地委副書記，《陝西日報》社副總編輯。因對官場權利爭鬥毫無興趣，而熱衷於人口發展和人口遷移的研究，調入國家計委任經濟研究所任副所長，研究成果頗多。他可以歸入共產黨高級幹部一組，但他可能更願意當一個保持獨立思想、科學自由的知識分子。

四、三峽工程反對派曾成功阻止三峽工程1985年的上馬

三峽工程本是華國鋒上台之後宏偉的經濟發展計劃中的一個內容。1977年底，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提出每年工業發展速度為百分之十，農業發展速度為百分之四至五，提出要建設120個大型項目，包括30個大電站，8個煤炭基地，10個大石油化工廠，10個大化肥廠，6條鐵路幹線和多個大型港口。華國鋒下台的理由不單單是堅持兩個凡是，還有經濟上的所謂「新躍進」。

鄧小平上台後搞的其實還是華國鋒的經濟新躍進，三峽工程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內容。1980年7月鄧小平在鄧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親，回途中在重慶坐船經三峽地區至武漢。在輪船上鄧小平聽取了原林一山秘書、時任長江流域辦公室（後改稱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魏廷錚的報告。和毛澤東當年讓林一山和李銳陳述各自的道理相比，鄧小平此次只聽取了主上派的一面之詞。到達武漢後，鄧小平立即召見胡耀邦和趙紫陽，要求他們馬上準備三峽工程立項事宜。當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國家建委組織專家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論證。1982年11月24日，鄧小平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在二十年內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彙報，在談到興建三峽工程時，鄧小平表態說：我贊成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所說的低壩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鄧小平說他贊成低壩方案，正好說明鄧小平是輕信了魏廷錚的彙報，上當受騙，在錯誤的信息基礎上做出了錯誤的決策。為了掩蓋鄧小平這個錯誤，在當今中國的歷史資料中，將鄧小平對三峽工程的指示改為：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去掉了最關鍵的一句：我贊成低壩方案。過去皇帝的指示被稱為聖旨，串改聖旨肯定是死罪。

1984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准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組織編製的《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初步確定三峽工程實施蓄水位為150米的低壩方案。5月1日，葛洲壩工程局在宜昌正式組建了三峽前期施工準備指揮部和臨時黨委，5月9日，在三峽前期施工準備指揮部指揮長胡金明率領一千人馬，開著運載車挖掘機開進三峽壩區，開始前期施工。年底經國務院批准，中國三峽總公司籌建處在宜昌成立，水利部副部長陳賡儀出任主任。時任副總理的李鵬在1984年提出為建設三峽工程和安置移民設置三峽特別行政區（後改稱三峽省），省會為湖北的宜昌市。三峽省的負責人為李鵬的幹將、原水電部副部長李伯寧。1985年3月三峽省籌備處成立，李伯寧和他的朋友們在宜昌彈冠相慶。

這時三峽工程反對派利用全國政協這個平台高舉科學和民主決策的大旗大胆地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建設三峽工程的決策叫號，並對設置三峽省提出憲法程序的質疑，稱其為不三（峽）不四（川）省。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冒著被開除黨籍和坐牢的風險（彭德的原話）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彭德提出的問題是：（三峽工程）腰斬長江後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三十年後，面對三峽工程船閘的礙航問題，人們又必須重新回答彭德當年提出的問題。這就是三峽工程的宿命。在彭德大鬧政協大會後，孫越崎帶領三百余位全國政協委員到三峽地區考察，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五萬餘字的報告，建議三峽工程應該緩上。

胡耀邦和趙紫陽本來對三峽工程的上馬並不積極，但是他們作為鄧小平的左膀右臂，還是處處維護鄧小平，言聽計從。胡耀邦在下台之後有時間在家仔細閱讀了李銳關於三峽工程的書（李銳出版關於三峽工程的書，被李鵬告到胡耀邦處，胡耀邦給李銳以黨紀處分），對三峽工程有了新的認識，贈詩李銳，表示歉意。趙紫陽被軟禁在家，對三峽工程也有反思，表示他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拖延三峽工程的上馬。趙紫陽曾說：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三峽工程就是需要讓人民知道重大情況和經人民討論的重大問題

在三峽工程反對派的壓力下，中國中央和國務院擱置了1984年的同意建設三峽工程的決定。1986年中國中央和國務院發布15號文件決定進行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同樣在三峽工程反對派的反對下，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撤銷三峽省籌備組，三峽省全部人員「從哪裡來仍回哪裡去」。失去了三峽省的李伯寧被任命為「三峽經濟辦公室」主任，負責指導和協助川鄂兩省進行三峽地區經濟開發和三峽庫區移民試點工作。

1918年出生的李伯寧之前是副部長級幹部，1985年年滿67歲，按照幹部的年齡規定，這是李伯寧擔任省委書記、省長或者部長級幹部的最後機會。趙紫陽應三峽工程反對派的要求撤銷了三峽省，讓李伯寧當「三經辦」主任（依然是副部長級）是斷了他的官路，對趙紫陽、特別是三峽工程反對派記恨在心。特別是李伯寧的狐朋狗友原以為在新建的三峽省可以撈個一官半職，最後是「從哪裡來仍回哪裡去」，讓李伯寧在朋友面前很抬不起頭來。李伯寧對提議他當三峽省籌備組主任的李鵬是感恩在心。李鵬和錢正英請李伯寧參與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擔任移民組組長。後出任部長級的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讓李伯寧圓了夢。

五、讓人們在時代的前列看三峽工程問題

全國政協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一個運作平台，另一個平台就是田方領導的國家計委任經濟研究所。三峽工程反對人士林華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計委任經濟研究所擁有世界各地發行的報紙和刊物，最早接觸到世界上先進的理論和方法，也最早接觸到世界各國對三峽工程廣泛的批評意見。

用大型水電工程帶動一個區域的發展，這個模式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是相當時髦的，特別是美國田納西河流域開發規劃。但是到了二十世六十年代後，西方工業國家紛紛放棄了這個發展模式，因為大型水電工程對社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負面為主，而且經濟效益也不好。三峽工程主上派中的許多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蘇聯留學，學的多是這個發展模式。六十年代回國後還是死捧這個陳舊的發展模式不放。

田方和林發棠將國外的發展，國外對三峽工程的批評編撰成冊，讓大家有個全面的了解。一講到三峽工程，三峽工程的主上派就會拿美國田納西流域開發作為楷模來模仿。

1980年3月中國政府邀請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主席S． D.佛里曼率領的24人代表團訪問中國和三峽地區，歷時三周，代表團成員有陸軍工程師團司令員莫里斯中將、水與動力資源局局長希金森等。代表團對三峽工程發表了什麼意見？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中國人不知道。田方和林發棠將代表團回美國後的談話翻譯後予以公布：佛里曼團長說：我認為，我們的代表團成功地扼殺了長江上那座七百英尺的高壩，那裡的一些工程師過去與這個工程戀愛了二十年。佛里曼批評說：（這個高壩）將會淹沒相(美國)大峽谷那樣美麗的地方，並且要遷移二百萬人口。莫里斯中將說：這個壩對航運是個災難，它好比是把每一個只須到一樓的人都要送到摩天大樓的頂層上去一樣。他在對中國領導人做最後概述時指出，從航運的角度出發，建一個大壩，設置六級船閘，提升高度二百米米，這個計劃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防洪規劃是不適當的。同時這也意味著把過多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里。（莫里斯中將的最後一句話是指三峽工程的國家安全問題）。如今三峽大壩礙航的事實，證明了莫里斯中將說三峽大壩對航運是個災難的評價正確。

六、三峽反對派的優勢和劣勢

三峽反對派的最大優勢在於他們的知識構成，他們中間有中國最為優秀的工程師，經濟學家，生態環境學家，社會學家，軍事安全專家等等，有各個行業的退了休而進行反思的領導幹部，他們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各種知識互相互補，形成知識優勢。而三峽主上派主要是水利工程師和水利管理幹部，加上幾位急於立碑樹傳的領導人，知識十分狹窄，功利心強。

三峽反對派的第二個優勢在於他們擁有兩個平台，一個是全國政協，一個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雖然說全國政協沒有決策權，但是政協委員有經費、有時間、有精力、有責詢政府部門的權力和接觸保密文件的可能。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擁有國外研究機構和媒體的信息，使三峽反對派處於信息的前列。

三峽反對派的第三個優勢在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特別是1986年7月31日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講話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呼聲很高。就連鄧小平也說：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這樣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有了小的錯誤，也能及時總結糾正。三峽反對派真是利用了這樣鬆寬的政治環境。

三峽反對派的第四個優勢在於黃河三門峽工程失敗後，全國對超大型水庫大壩的質疑，包括最高決策層中的一些成員。再說三峽工程的許多弊病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移民問題，水庫淤積問題等等。

那麼三峽反對派的最大劣勢又是什麼呢？

第一，三峽反對派是一個鬆散的團體，大家對三峽工程的看法相似而碰在一起。每個成員做著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中間沒有統一目標，沒有行動的協調，也沒有互相的支持，所以沒有形成大的聲勢。

第二，三峽反對派缺乏一個領導核心，所謂的幾位領軍人物也只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地位比較高和社會名氣比較大，受人尊重。

第三，三峽反對派走的主要是上書的路，而不是尋求信息公開、新聞自由和公開論戰的方法。他們以古代的忠臣為楷模，武死戰，文死諫。他們對三峽工程的意見都以書面報告、建議的形式，上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老百姓對此知道很少。所以，他們的知識構成的優勢，並沒有成為公共知識的優勢。

第四，三峽反對派並不是以反對派的身份出現，而是以緩建派的身份出現（除像黃萬里幾位堅定的反對派外），他們將三峽工程的投資問題作為最主要議題，認為中國目前沒有財力來建設這樣大規模的水庫大壩，希望中央決策層能夠三思而後行，緩上三峽工程。他們還沒有政治勇氣，站在決策者的對立面，以反對派的身份出現，公開叫號三峽主上派。提出緩建三峽工程是個巨大的策略錯誤，這個策略錯誤最終被主上派所利用，早上和緩上三峽工程的唯一差別就在於投資的時間，關鍵在資金籌集的可能性。而三峽工程的真正主要問題，如工程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工程的生態環境問題、工程的社會問題，就因此而消失，因為無論是早上還是緩上，生態環境問題、社會問題都照樣存在。善良的三峽反對派根本沒有想到，三峽工程的決策者最後採用向老百姓徵收三峽基金的方法，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幾千億資金的問題，而多數老百姓至今還沒有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七、走向社會、走向公眾，公開信息

1988年底，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按計劃結束。此時，三峽反對派發現了自身的一個弱點，武死戰，文死諫的上書路，是一條封閉信息的路，一條最終走不通的路，能納諫的明君根本就不存在。三峽工程不但關係整個中華社稷，而且關係到子孫後代，他們決定儘快地將信息公開，把反對意見告訴民眾，而且要用普通百姓能聽得明白的話。

這個任務就落在著名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的身上。戴晴邀請了北京各報刊的十余名記者，分別對十余名三峽反對派人士進行採訪，並收錄了孫越崎等政協委員的上書及其他一些文章，編輯成冊。在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女士的幫助下，《長江，長江》這本收集了三峽反對派意見的書在1989年2月底公開出版了，趕在每年的「兩會」之前。三峽反對派期待社會對此作出反響，並期待在國務院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時有一次更大的交戰，並自信能再次阻止三峽工程的上馬。

現在回頭來看，自從2003年6月三峽水庫蓄水以來，三峽工程發生的所謂「新問題」和舊問題，在戴晴編著的《長江，長江》一書，以及田方和林發棠編著了《論三峽工程》，《再論三峽工程》和《三論三峽工程》中都有論述。筆者還沒有發現三峽工程有什麼始料未及的問題。只是很少有民眾看過這些書，了解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

八、六四後對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焚書坑儒」

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發了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學生的民主運動使得國務院在1989年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已經變為不可能。

北京大街上的坦克碾碎了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科學和民主決策的夢想。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一書被當作「為動亂與暴亂作輿論準備」，奉旨銷毀，銷毀的冊數在三萬冊以上。《長江長江》的主編、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作為動亂與暴亂的幕後黑手投入了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城監獄。

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兩位副主任以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名義向三峽工程反對人士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分別寄出了檢舉信。林華和田方的工作單位、國家計委黨委收到如下的檢舉信：《長江，長江》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你單位林華、田方同志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將有關材料送上，供你單位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

為此國家計委黨組負責人找田方單獨談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要求田方不再在公開場合發表對三峽工程的意見。此次是國家計委黨組織出面保護了你，如果下次再發生這樣的事，國家計委黨組織也無能為力，政治後果要自己負責。從1989年6月4日到1992年4月三峽工程決策，林華、田方都無法在公開場合對三峽工程發表意見，其他反對人士也是同樣命運。

1989年本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反對派決戰的一年，但六四後對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焚書坑儒」似的迫害，使得對三峽工程反對派發表不同的意見，變成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為，變成了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的行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據報載，三峽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後，有外國記者問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潘家錚回答：「那些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

六四後向三峽工程反對人士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寄檢舉信的正是潘家錚屬下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兩位副主任，難道潘家錚對此一無所知？難道三峽工程反對派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是對三峽工程的最大貢獻？當三峽工程反對派在遭受政治迫害時，作為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你為他們做了什麼？那時你說過我不贊同反對派的意見，但是我維護反對派表達意見的權利？那時你說過三峽工程反對派不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而是為三峽工程做了最大的貢獻？

九、沒有六四的武力鎮壓、沒有六四後的「焚書坑儒」，就沒有1992年的三峽工程上馬

1992 年2月20日、21日，由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會議邀請錢正英、李伯寧這兩位三峽工程主上派到會（沒有一位反對派人士到會），錢正英做了三峽工程和洞庭湖關係的報告，一個二十多年後依舊不敢公開發表或者解密的報告。就是在這個一面倒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決策層還是沒有把握，一個月後的全國人大會議是否能夠通過三峽工程的議案。

可見，如果在正常的政治氛圍中，三峽工程的反對派和主上派在1989年的逐鹿中原，鹿死誰手還不一定。沒有六四的武力鎮壓、沒有六四後的「焚書坑儒」，沒有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和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這兩項罪名，就沒有1992年的三峽工程上馬。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