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來，這個事件留給中國人的負面政治遺產日益彰顯。中國社會迅速蔓延的腐敗現象就是六四鎮壓的一大政治遺產。可以說，六四的坦克聲和槍聲，開啟了中國社會加速腐敗的新紀元。

六四之前並非沒有腐敗。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腐敗直接表現為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他們用計劃經濟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社會的一切資源。那種腐敗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法權」，換言之，那時的腐敗實際上政治制度明文規定的等級式的政治權力和物質享受。

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腐敗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共產黨扼殺了三十年之久的市場經濟，開始在中國大地發出新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那些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員們，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法權之外尋租。最常用的做法是將計劃內的商品低價批給自己的子女和朋友，讓他們在市場上高價專賣盈利。

反對官員的子女利用父輩的特權進行「官倒」是一九八九年北京街頭市委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鄧小平、葉劍英、王震等幾大家族的子女都被街頭示威民眾看作是「官倒」的代表人物。鄧小平兒子主持的康華公司等，都被看做是典型的官倒產物。他們都是當時反對腐敗的對象。

雖然鄧小平在民憤之下解散了兒子舉辦的康華公司，但是各級官員的子女憑藉父輩的權力謀取物質利益的現象，卻在六四事件之後有增無減。六四之後中國腐敗的一個新特點是，幾乎所有的官員們不再滿足於通過子女謀取物質利益，他們開始直接跳上前台，利用政治權力來收取，甚至索要賄賂。

六四之後，腐敗開始徹底擺脫了「法權」的限制，官場的權力與市場的利益之間的交換變得赤裸裸地毫無遮掩。這一方面是由於一九八九年春季的群眾大規模抗議使他們感到了喪失權力的危機，他們開始以世紀末日的心態來瘋狂地攫取財富。

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們開始拋棄「為人民服務」的遮羞布，直接宣揚的「打江山、坐江山」的理念。他們的「坐江山」絕不僅僅是滿足於掌握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更重要的是為了攫取這些政治權力所能夠給他們帶來的物質享受和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胃口；是為了要將對江山的控制權變成「江山」和財富的所有權。

六四鎮壓徹底撕碎了共產黨執政為民的謊言，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危機推向表面。鎮壓就像是使執政黨上癮的麻醉劑，越用劑量越大。他們需要動員所有的官員來維護這個非法的不得人心的政權。在這種背景下，共產黨的最高層與各級官員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各級官員幫助鎮壓不滿的民眾，而最高當局則容忍各級官員的腐敗。

就這樣，在執政黨與民眾的對峙中，在所謂的「維穩壓倒一切」的口號下，腐敗變成了中國政治鎮壓機制的靈魂和中樞，甚至變成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粘接劑。一旦失去了腐敗，失去了腐敗的各級官員，現有的政治制度就會坍塌，甚至現有的中國社會，也會出現一種失序的震盪。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