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撒谎成性到了极至，谎言多得俯拾即是。中共的历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史。
比如，中共恬不知耻的撒谎说抗日战争是在自己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许多中国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那么，抗日战争究竟是在谁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到底谁才是这场战争的“中流砥柱”？众多历史学家通过例举大量事实和资料证明，国民党抗战的历史是血写的事实，而中共抗战则是“墨写的谎言”。抗日战争是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才是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万人马，1万3千条枪，3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从事实上看，国民党14年抗战，陆军牺牲了321万，空军牺牲了4321人，海军牺牲了全部。甚至更在抗战的头4个月里，黄浦军校2 万5 千名年青军官，战死疆场的就有1万多。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
所谓“天安门自焚”更是中共编造的一个惊天谎言！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元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 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类似的谎言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难怪大陆民众讥讽说，“共产党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中共不仅撒谎成性，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精致的“谎言保障机制”。正因为有了它，中共才敢于不断的造谣，并得以成功的保证他们的谎言不被人轻易的识破。多年来直到今天，中共的谎言之所以一再成功的蒙骗了那么多人，而且把他们蒙骗得那么深那么久，关键就在于此。
黑箱式的造假系统是这套机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
谎言最怕爆光，古今中外的谎言制造者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无一不竭尽全力对造假过程进行封锁和保密，中共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的操控下，所有的谎言造假过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幕。而且，造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均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学、前途，全部被胁持，配合中共是所有人唯一的出路。
“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是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作为当今世界的谎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说谎艺术之大成，而且不断的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发明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历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共的说谎艺术已经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不是一般同类能够企及的。借助于它，中共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明显增强。
严密的资讯封锁构成了“谎言保障机制”不可缺少的另一个部分。一方面，中共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资讯管道，特别是来自国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导，对一切敢于传播被官方禁止的资讯的人和所谓有关的“大案要案”，均予以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它们还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不给被打击的人任何辩解的机会，从而不让民众了解到任何非官方的资讯。
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谎言保障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共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长年累月和竭尽全力的通过各种形式，对大陆人民进行疯狂的“洗脑”，试图让国人全盘接受他们荒谬不堪的“党文化”，将一切与此有别的思想统统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从而成为他们的精神奴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谓“党的教育”，久而久之，人们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锢，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上述“谎言保障机制”的四个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赖和支撑，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统使人无法了解谎言编造的内幕，从而为谎言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又巧妙的增添了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而严密的资讯封锁则成功的把人们隔离在了事实真象之外；最后，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进而让人丧失了对谎言进行质疑和辨别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认识到，暴力和谎言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缺一不可。暴力要靠谎言为其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谎言则须依赖暴力维持生命。
但至今仍有人以为，说谎只是中共个别掌权者的所为，不是党的责任；还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党已经承认了过去的造假事实，改正了错误，不会重犯了。这些出于善意的看法，源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其实，说谎是中共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本性，不管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说谎；而且一旦搞起政治运动，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纵观人类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必得取得民众的支持。区别只在于，善者以仁爱行于世间，顺天理而行，因而自然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援，不但根本不需要谎言的包装，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对谎言就是排斥的。恶者正恰好相反，他们从来都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恶暴”，逆天理而行。尽管恶势力的目标与民众的利益始终背道而弛，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却又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与支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有说谎——用谎言构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恶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用谎言构筑的“美好未来”诱惑民众，同时尽力把他们要打倒的对手加以丑化，无论是法西斯政权还是中共都是这样的典型。
按照中共的“党逻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谎不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光荣无比；只要党的利益需要，什么谎都能说。中共从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谎言不断，根源就在于此。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说谎了，那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只要它还是共产党，就必定要造假说谎，特别是在重大的善恶、是非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在《红朝谎言录》一书的序言中，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中共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