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輿論是制約政府為所欲為最有效的兩大武器。希特勒當年最痛恨的就是法學家、法院和新聞媒體，曾揚言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要在德意志消滅所有的法學家，並打碎司法獨立，要永久性關閉那些 「造謠、生事」的報刊雜誌和使那些習慣「胡說八道」的記者統統閉嘴。在現代社會，法律和輿論對監督公權力的濫行尤顯重要，而對任何專制政府來說，由於權力無限膨脹的本性要求，無不採用各種手段對法律人和媒體人進行打擊和限制，以達到權力最大利益化的私慾。
因此，出現專制政府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捕參加對某歷史事件進行研討的學者和律師、把披露某黨「七不講」的內部文件的行為上升為觸犯「洩露國家機密罪」且對當事人進行刑事追查的荒唐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為什麼專制政府都害怕和痛恨法律和輿論呢？原因是權力天生不喜歡任何約束，因為不受約束的權力帶來的利益是無窮的，每一個握有權力的人都想盡情使用權力，每一個握有絕對權力的人都想使用絕對的權力，否則，到手的權力會是形同虛設。所以，哪怕在萬丈深淵邊，權力嗜好天馬行空的本性也絲毫不會減弱。
權力的使用和發揮以佔有和控制資源為前提，沒有可支配的資源，權力也是一句空話。一切世俗間的權力都要拚命佔據資源，只有如此，權力的運用才不至於停留在圍爐夜話、紙上談兵。如同自由是人的第一需要一樣，權力的第一需要便是佔有資源。無論是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道德的，還是思想的，佔有的資源越大權力越大，反之亦然。佔有資源的過程便是掌握權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掠奪者會像馬基雅維利說的那樣，在愚昧的公眾面前極力裝出一副仁義有德的樣子。人性的弱點是，往往並不懼怕正面的武力掠奪，而對於那種高唱聖歌、微言大義的掠奪者往往束手無策，並且甘願配合這種權力的掠奪。
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個獨裁者會赤裸裸地告訴你，他進行的政權專制是為了他個人的慾望以及家族利益，都會說，為了人類的幸福，或者是為了祖國的繁榮而獻出了畢生的精力。即便是佔山為王的土匪，也不忘打出劫富濟貧或為民除暴的旗號來辯稱自己的合法性。如果一個土匪組織接受了一種教義，會很快把自己塗上正義的油彩，然後明目張膽地去進行搶劫。即便在這種搶劫過程中，也會宣傳成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目標，並聲言自己的組織沒有利益傾向，然後在愚昧的民眾的支持中進一步做大。中國魔鬼式的維穩政策就是極具代表性的例證。維穩就是一個老子天下第一、一黨獨大的流氓政府一邊啃著人血饅頭一邊謊言謳歌要為供血者營造一個安全環境的行為。
維穩居然能夠成為國家堂而皇之的一種政策，相信這將是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並且一維便是十多年，這和十年文革真有得一拼。維穩的本質是什麼，維穩就是以國家穩定為名，行掠奪民財之實。在維穩的大旗下一切罪惡昭彰、傷天害理的勾當都合理合法的在陽光下運行，一切醜陋與齷齪都在「發展才是硬道理」聲中被合理化、合法化。近十幾年來風起云湧的群體事件大多都是由於對農民賴以生存的那一點點耕地和宅基地的公然掠奪而造成的。以發展為名的地方土地財政血腥和毫無人性的剝奪著農民那世世代代曾經屬於他（她）們的一切，最後都變成了不支持國家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和維穩對像。那麼，發展究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嗎？
今天我國已經是GDP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體，應該說已經發展了，而且是空前的發展了，但現狀是每一個人有目共睹的：貪腐官員多如牛毛，裸官遍地，國家財富被轉移國外，高物價、高房價、高污染，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權優勢，民眾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年輕人結不起婚，食品有毒、藥品有毒，就連亙古以來就可以免費享用的空氣和水都是有毒的。活不起，死總可以吧？但是你買得起墓地嗎？這些問題也不是虛假的承諾再進行什麼改革就可以解決的。行政難產就來個什麼大部制，貪官就不貪了？小型城鎮化污染就減少了？其實，這種轉移矛盾和轉移視線當然也是一種有效的維穩。
辯證地講，穩定是一種狀態，不穩定也是一種狀態。做個簡單比喻，有如一輛行駛中的汽車，總是搖搖晃晃、忽快忽慢、險象環生。這就是這輛車出現了不穩定的情況。這種情況可能是單一的因素所導致，也可能由很多的因素共同導致。它有可能是汽車本身的動力系統出了問題，也可能是方向系統、制動系統等等出了問題，還可能是駕駛車輛的人喝多了、沒睡夠、吃錯藥、是抑鬱症，或者根本就是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是道路年久失修、坑窪不平所致……總之就是出了問題導致了不穩定狀態的出現和持續，這種狀態使汽車本身和汽車上所有的乘客面臨巨大的危險，因為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車輛將撞上什麼？
出現了不穩定甚至是極其不穩定的狀態，只要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乘客都會感知得到，並且會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向駕駛人員反饋。只要理智正常、方法正確，解決這種問題應該不難。首先判明原因，加以排除即可。但問題是如果這種判斷是反理性的、是因某種偏見或利益所驅使的，則得出的結論就會與客觀現實正好相反。比如是車的方向系統出了故障，比如是駕駛人員吃錯了藥，或者這些情況同時存在，導致了上述情況。那麼當乘客強烈的反映出這種不滿與擔心時，駕駛員得出的結論是：因為大家的吵鬧才使車輛的行駛狀態變成現在這樣。有乘客爭辯「車輛從1949年開始運行時一直是這樣的，大家一直在以極大的信任與耐心在堅持，車早已到了報廢期，只是現在到了翻車前的最後時刻乘客已忍無可忍了才……」。
由於那位在1921年開始學車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拿到駕駛證的駕駛員抑或吃錯了藥甚至就是一個精神病人，他當然聽不時這中肯的意見，他認為讓大家閉嘴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乘客中找出幾個聽話的、不吵鬧的人來，組成一個維持秩序的隊伍，誰要是還敢吵鬧的話，就讓這些人請他們閉嘴。這些人得到的授權是如果誰要是敢胡言亂語影響全車的穩定的話，可以採取一切措施直至扔出車外……等等。回報是從車費中抽出一部分費用分給這些維持秩序的人，這或許可以理解為維穩費。
由於維穩，這種吵鬧和意見反饋出現了暫時的沉寂。這種沉寂對解決問題自然是難得的機遇。如果這時果斷停車，檢查並排除問題，所有人都將會面對一個嶄新的旅程。但如果駕駛員認為隨著吵鬧的沉寂問題也隨之消失的話，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如果駕駛員堅持決不修車，他始終告訴大家這一輛具有「偉大、光榮、正確」的「特色」車輛，決不會出任何問題，問題只是出在乘客中的極少數人的別有用心，維穩人員自然也是大聲附和了，因為這樣便能得到更多的維穩費用。
為了懲戒這些人，他寧肯不斷的加大維穩費用也決不修車或者更換駕駛員。這樣，公平、正義、良知和法制便在這由駕駛員組成的利益集團以維護集團利益的維穩中喪失，除了利益集團以外的人都可能成為維穩對像，在利用國家統治機器作為震懾手段下，社會廣大的人群和階層迅速淪為了弱勢群體，社會財富的正常流通渠道變成了為權貴家族進行利益輸送的專用管道，社會可再分配財富起來越少，基尼係數越來越高，社會不穩定因素與日俱增，維穩經費便超過了國防預算。這些極其不正常的狀態決非什麼夢可以解決，也絕非依靠高壓打擊法律人士和捉拿良心記者就能解決的。
當然，權力的野蠻行使時代已經過去，赤裸裸地依靠暴力維護政權顯然已經不能自圓其說，暴力的維持很容易形成對抗。這種情況下，現代社會的專制者也變得更加狡猾和陰險，於是，權力的生存策略便是表面上收斂起獅子的兇殘，開始施展狐狸的狡詐和偽裝。因為這時候，民眾對於暴力壓迫很容易反抗，但對於慈悲的偽裝則很難識破。由於宣傳資源的佔有，一些策略化的權力之術很容易轉移民眾的焦點，並引起民眾的廣泛參與和贊同。民眾並不知曉，權力每一次道德化的表演都意味著向他們的私域空間逼進，同時還意味著他們要進行更深更廣的掠奪。在所有的人類經驗中，權力的設定可能存在善良的願望，但一切渴望掌握到權力的人，其目的已經很少具有善良。這一點無論是古代的皇帝還是現代的領袖。基於權力的向惡本性而設立的制度才能防範權力作惡，這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常識。西方政治中毫不諱言權力的作惡本性，因此以信仰的確立和制度設計進行充分防範，也就是，他們毫無異議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為了克服這種惡性循環，西方國家選擇了憲政制度，因為在憲政下，法律是至高的，法律人可以理直氣壯地揚起法律武器來維護社會正義；言論是自由的，媒體人可以毫無顧忌的行使輿論監督權，使公權力對普通民眾有所畏懼。
憲政國家知道權力在每一刻都想蠢蠢欲動，對人民的利益虎視眈眈，所以首先是告訴所有的國民，權力不是個好東西。在這樣的民主政體中，權力無法進行道德偽裝。憲政體制中必須讓權力以真實的怪獸的真相暴露於世，然後讓人們進行各種方法的防範，從而使其少作惡或不作惡。哈耶克說：「要保障人的自由或人身的自由，就必須用公眾意見所贊同的長期原則來約束一切權力。」如果一種權力體系不是由民主方式形成的，或者是由暴力取得的，它一方面不會承認權力有作惡的可能，一方面還會以暴力和謊言的形式進行維持。
如果在權力控制的危機之際自稱要進行改革，那麼這最多只是一種巫術，表面看起來用盡力氣，渾身使勁，也會搞得熱鬧歡天，但終歸是行巫者自身的表演。如果是圈內人表演，這本是一種職業倫理，因為任何入夥者都要為組織服務而盡忠，這本來算不得什麼。如果是圈外人也跟著巫術進行起舞，那麼顯然就是人性的惡在暴露，這些人不僅要喪失人的立場，還要一心幫兇專制。要知道，憲政體制中的權力危機可以逼迫權力的交替，而專制體制中的權力危機可以激發暴力的使用。任何關於一種先天不具有合法性的改革都是在幫助搶劫，因其改革的目標並不是放棄非法擁有的資源，而是想在穩控之後掌握更多的資源。羅素在評價馬基雅維利時說，古代的改革者可能是一個仁慈的神話，而現在的改革者可能要創造一個駭人的真實。不要忘記，馬基雅維利眼中合格的君王不僅有獅子的兇殘，更有狐狸的狡詐。如果不把任何權力放在向來有作惡的天性的基礎上，那麼所有進行的一切，包括改革只能使其壯大邪惡。所以，在自由民主國家，人們總是關心制度。而在專制國家，人們總是對獨裁者的關懷及其獨裁者的一切慈善行動無限興趣。甚至把獨裁者的一個微笑，一滴眼淚，一次彎腰都看成是救命的神功。
當然，在權力的鞏固和穩定中，正如靠欺騙和諾言不能長久一樣，依靠暴力也照樣難以長久。歷史證明，這兩種結果都是極權的顛覆或被同樣的手段所代替。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