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已處嚴重失衡的狀態

中國社會演化正處於嚴重失衡的狀態。社會結構的失衡、人們心理的失衡進一步加深，社會進一步潰敗，有越來越多的問題刺激著人們，諸如「權貴貪腐」、「階層固化」、「道德淪喪」、「貧富懸殊」、「相互投毒」、「城管殺人」等等。這些問題——標示著中國社會在某種演化階段上的特徵——滲透、瀰漫於從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階層關係，到人們的行為、心態中。它們通過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出來，但超越個人的特殊，而是社會普遍化的特徵。雖然有些問題存在多年，但直至今天，它們遠遠沒有得到解決。

社會從來都不會停留在它曾經呆過的地方。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仍然是一個問題時，也會變異、「生產」出可能更可怕的新問題。時下，最令人擔憂的新問題就是中國整個社會變得狠毒。具體地說，當權力、資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團比較狠毒的時候，老百姓也變得狠毒。兩者在行為、心態上趨同。貧富懸殊、階層固化、道德淪喪等警示性詞語所描述的現象，在複雜的社會機制中導致社會的「狠毒化」。 從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從社會行為上說，底線不斷被突破，這個底線，包括了心理的底線，人性的底線，社會懲罰的底線，人們幹一些事，沒有心理障礙和任何懲罰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錢有勢者，開車都敢軋人，並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幾個敢這樣幹？再比如拆遷中，有的動用黑社會力量上陣，製造暴力拆遷，根本就什麼都不怕。總之，整個社會已經陷入暴力的泥沼裡。

社會暴力化的原因固然由諸多因素造成，究其根本原因是專制制度下的權力失衡，由於權力完全墮落到全心全意為己服務的深淵，並且依靠制度規範和暴力設施來保障利己主義的權力落到實處。無限政府與絕對權力，導致的必然結果是雙重的暴力：官員對民眾的暴力與民眾對官員的暴力。

福柯曾經一針見血地斷言，法西斯內在於每個人。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內心均潛藏著某種暴力傾向。現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將暴力集中於政府之手，禁止私人使用暴力，同時通過縝密的制度設計來約束權力。如果權力缺乏有效約束，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權力會大面積地引發官員的暴力傾向。

另一方面，受害人通常有非常強烈的動機「為權利而鬥爭」。制度如果已為此提供公正有效的救濟渠道，比如允許其在政策制定時，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受到傷害後可以訴諸法院並得到相對公正的審判；通過選舉等各種程序要求更換暴力的執法官員等。受害者就可以通過制度保護自己的利益，不滿情緒亦可通過表達而宣洩。假如制度內的救濟和宣洩渠道被堵塞，就會激發受害人的原始的暴力復仇的慾望。而行政權力的傲慢與執法的暴力化，往往成為受害人暴力反抗的觸發器。當人們對制度失去普遍性的信賴，整個社會就必然日趨暴力化。輿論對於暴力反抗的讚美與同情，其實就是源於對制度的嚴重的不信任所致。

現今，中國權力的失衡導致了貧富懸殊、人人不敢講真話、不講誠信、熱衷於考公務員、精英熱衷於移民海外、疑官仇富、感到「不幸福」、吃空餉、愛走關係、沽名釣譽、潛規則盛行、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難以出台、教育泛政治化、甚至連許多原本信譽十分良好的跨國公司到中國後也變壞了。

權力結構是一國走向成功或失敗的源泉。然而，只有那些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國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之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二是政治權力廣泛分佈在不同的群體中，並得到有效制衡。一旦權力失衡，將產生多種經濟、社會問題。

近二十多年來，中共一味強調經濟增長，而忽略自身的修養，在保持自身純潔性上一塌糊塗，其一黨獨大的權力膨脹的惡性慾導致中國的權力結構徹底失衡。

中國權力失衡的突出表現

一、在政黨權力配置上，中國所謂特有的政治協商制度並沒有改變政治上的壟斷格局，黨派間缺乏實質的競爭，中共一黨統領著政治、經濟和社會進程，其他黨派的影響力微乎其微。這就導致議會（即人大）在出台製度和政策時，遭受的制衡和辯爭太少，使制度的公平性和政策的穩定性較低。

二、在政府與公民的權力配置上，政府權力佔絕對優勢，具體體現為：一是各種暴力機器被政府壟斷，行政權力替代社會自治，成為統管一切的力量，既導致社會基本上喪失自治權，也導致社會關係被極大的扭曲，而成為政治的附庸品；二是缺乏實質民主，民眾沒有實質的選舉權和監督權，很難對政府做出有效的制衡，一方面民主協商名不副實，權力事實上集中於中共一黨，其他黨派幾乎沒有參政議政權，更缺乏與中共進行制度和政策博弈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共的權力又被少數人壟斷，導致黨內派系鬥爭激烈，國家大政方針淪為為少數人進行權力鬥爭的工具。；三是各級人大代表的分佈不合理，代表性較差，而且代表中政府官員的比重太高；四是政府掌握的資源過多、審批權過大，「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始終未改變；五是新聞輿論缺乏自由，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政府掌控著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導向，一種聲音獨佔壟斷地位，其他的聲音或者被打壓、或者被箝制、或者被"馴化"，在此狀態下，文化也成為政治的奴僕，而與人性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三、在政府與市場的權力分配上，「看不見的手」常常被「看得見的手」所控制、甚至扭曲：一是政府掌握著市場遊戲規則的制定和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步驟、速度和方案；二是資源和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土地—-受到來自政府政策的諸多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動；三是政府壟斷著貨幣發行權、重大項目建設審批權、行業進入規則制定權、土地交易和使用審批權；四是許多產品和資源的價格制定權也在政府手上；五是對市場的監管和解釋權力也被政府所壟斷。

四、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的分配上，中央政府權力佔優：一是財政收入上，中央掌握著超過50%以上的稅收；二是各省、市級地方政府官員的任免由中央決定；三是地方重大項目的建設由中央部門審批；四是地方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和發債權，貨幣發行權和發債權掌握在中央手裡；五是地方政府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也要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監視。

五、在國企和民企的權力分配上，國企佔優：一是許多重要資源和重要行業如石油、煤炭、金融資本、電信、鐵路等被國企壟斷；二是在許多商業機會和營業資格的獲取上，民企飽受身份歧視之苦；三是在技術領域，國企本身的儲備較多，受到的扶持也比民企大；四是在市場控制力、與政府的關係、對需求的影響方面，國企也佔優於民企。

六、在城市與農村的權力分配上，城市佔優：一是長期以來，城市每千人的人大代表和黨代表都遠高於農村；二是城市人口占有的資源更多、經濟條件更好；三是城市的環境、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資源等遠優於農村；四是政策制定者基本生活在城市，不僅城市制度和政策由他們決定，而且農村制度和政策也由他們決定；五是自解放後，形成了諸多限制農村和農民發展的制度。

權力的失衡不可避免帶來了以下問題

一、導致市場化改革走向異化。市場化改革是各方力量的博弈過程，如果權力失衡，最終將導致市場規則的制定、市場秩序的形成、壟斷的破解、競爭手段的使用等方面與公平競爭、規範有序的"好"市場之間漸行漸遠，從而，市場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會走向異化。

二、導致權力管制盛行、尋租腐敗行為氾濫。權力結構的失衡，會使某些群體居於權力壟斷地位。壟斷就會帶來壟斷租金。並且，權力結構越失衡，這種權力租金就可能越大，強勢權力集團由此所獲取的經濟和非經濟利益就可能越高。而失衡的權力結構，又為權力租金的個人化和貨幣化創造了條件。於是，在當前的中國，權力者為將其權力租金最大化和個人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從而獲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壟斷，依靠壟斷來攫取財富；或進行權力尋租和職務消費；或將權力租金"灰色收入化"，或直接進行腐敗，套取權力租金。

三、導致經濟失衡。一是導致財富向權力者和市場作惡者流動，並引起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導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導致投資和儲蓄之間的比例失衡。三是導致貨幣超發。四是導致外貿失衡，外匯儲備居高不下。

四、導致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和不均衡。對於中央政府而言，民眾缺乏足夠的力量來約束中央政府的行為，導致其更多地重視經濟職能，而輕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職能；而對地方政府而言，在財政分權的經濟激勵和基於GDP增長率的晉陞錦標賽激勵下，不得不將GDP增長放在首要位置，而輕視甚至忽視事關民生的、增長效應低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同時，由於城市所擁有的超過農村的話語權，使得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在城鄉間嚴重失衡。

五、導致諸多社會、政治問題。如：缺乏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不愛搞慈善……等多種問題。

所以，由於制度上的權力失衡的原因，中國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不能對行政機關構成有效的約束。因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自然就成為一個美麗的說辭，要求行政措施及其執行行為符合民眾分享權力的慾望，亦成為國民的一廂情願。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已到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只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一個既有著強力中央權威，又有著廣泛而高效制衡的、被最大多數民眾廣泛分享的權力結構，中國才能確保改革開放的成果，才能不斷走向新的繁榮和成功！否則，那場正在靜悄悄發展的暴力革命很快就要來臨。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