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描寫中共暴力土改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往往有一個經典鏡頭，就是焚燒地契，瓜分家產。將近一個世紀過去，我們再來回首往事，就會發現今日中國社會諸般罪惡之源頭其實就孕育於暴力土改中。比如搶掠民產、暴力拆遷、毀滅環境、資源，就直接繼承了焚燒地契、瓜分家產，在這裡我只談談焚燒地契。

焚燒地契意味著把屬於富裕農民擁有的土地產權徹底摧毀，連一點點痕跡都不許留下。所幸的是，當時中共還沒有奪取全國政權，暴力搶劫的土地只有分給無地農民，好叫農民為他們打仗。農民分得土地，中共割據政權還要發給新的地契，事實上還是承認了土地私有。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過程儘管血腥，但私有製度尚未徹底摧毀，還有救。但是，當中共一旦奪得全國政權，就以合作化、公社化的名義，把分給貧農的土地收歸國有。雖然沒有再來一次焚燒地契，雖然口裡還承認土地屬於國家和集體共有，但從法律意義上地契還是再次被焚燬了。農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停滯和種種災難，其中包括活活餓死幾千萬人，所以，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對土地所有製進行了局部改革。這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刻意迴避了一個理論禁區：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而試圖採取迂迴戰術，從分割「子權利」（經營權）入手，對「母權利」（公有制）進行蠶食。這種把完整產權分割開來，依舊維持所有權公有，而經營使用權私有化的「兩權分離」制度違反了一個經濟學常識：經營權僅僅是所有權之一部分（所有權應包括使用權、租賃權、以及由買賣、抵押、贈與、繼承構成的讓渡權等全部權利），僅僅是一個「子權利」，並非一個可以與「母權利」相分割的獨立的權利。任何分割都意味著對「母權利」的侵犯。由於違犯了基本經濟規律，這個看起來可行的策略，造成了所有權「模煳化」或「虛化」、「無主化」狀態，最終導致了對土地、森林、工廠、礦山等基本資產的巨大破壞。尤其出人預料的是：原來屬於全體人民的國有資產沒有回到人民手中，卻無法阻擋地流入了權勢者之私囊。

台灣同樣實行了土改，但第一不是血腥殘暴，第二有一張地契。這張地契保證了土地仍舊私有，以及產權的完整不可分割。

中國所謂三十年「改革開放」，其核心就是產權和使用權「兩權分割」和由此而帶來的產權模煳化、無主化。統治集團憑藉本能迅速發現了產權「無主化」、「模煳化」的「優點」，就是「無主」的財產比「有主」（無論是國有或私有）更便於掠奪。暴力拆遷是一種不需解釋的明目張膽的搶劫，環境污染也沒繞多大的一個彎：現代科技已經生產出種種污水淨化設備，但企業主不願增加成本，使污水處理設備保持運轉，他們收買政府官員甚至環保官員，把成本轉嫁到民眾頭上。所謂環境污染，就是這種成本的轉嫁。環境是可以貨幣化的，污染環境就是搶劫。他們不僅搶劫了環境貨幣，而且留下巨大的遺禍子孫的災難，如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氣污染以及種種環境災難所帶來的疾病、貧困以致死亡。

如果產權清晰，手上有一張地契，這塊土地是我的，這座森林是我的，這條小河是我們社區的，那麼，土地森林河流的主人們就有抗拒污染和掠奪的巨大動力和可能，整個國家也就不會變成五毒俱全的上帝的棄地。

所有問題都在於有沒有這一張地契。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