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早上，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靈溪鎮的菜市場內，一隊城管執法人員清理沿路商販。他們呵斥將灶具擺到店外女店主，女店主一邊嘟囔著，一邊遵命而行。不料，這惹惱了城管，他們揮手抄貨拖人。恰在這時，一位名叫黃祥拔的先生撞見了城管暴力執法一幕，掏出手機拍照，被城管發現。城管沖上去質問，煽他兩個耳光。其餘城管也跑上來群毆黃祥拔，致其重傷昏迷。一時間，數百人、數千人開始聚焦，對城管的暴行怒不可遏。然而，在不知不覺中，穿制服的城管悄悄溜走，剩下穿便服的城管。這時，已經是群情激憤，人們砸車窗、車門，痛打躲進車裡的5位城管，掀翻汽車。這一切都通過現場的手機網絡，傳遍微博和微信。當地官方出來聲稱，打人者非城管隊員，是臨時工。

這簡直是一點懸念都沒有。但凡不依法執法，簡單、粗暴執法的惡性事件皆「臨時工」所為，像強制拆遷的、糧囤著火的、上班打遊戲的等等。地方政府的表現總是這麼拙劣，拿臨時工當替罪羊，想推卸責任，實則更加深刻地暴露出行政部門違法的嚴重性。因為執法主體由法定，職權是專屬，執法者須有執法資格和證書這一切，都是行政法常識。受城管委託的臨時工無執法資格，卻堂而皇之執法，是違法行為，作為委託人的城管當然難逃其責。

按說，早在19年前，中國法律就已經沒有了「臨時工」的存在基礎，《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上都無其地位，也就是說，臨時工是在法律上被廢止的用工形態。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治安、交通、城管等執法部門等有大量臨時工存在。比如，有報導說，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區行政執法局的235人中，正式編制只有75人，臨時工高達160人。他們局長說：「我們單位2/3是臨時工，執法工作離不開他們。」這種目無法治，胡作為非者決不在少數。這是為什麼有人視城管為「中國最大的非法組織」。2013年，浙江理工大學一位法學專業的大二學生，叫魏煌雄，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要求信息公開，他的問題是：「『臨時工』的定義是什麼？行政部門有多少名『臨時工』？」接到的答覆是：「我國現行有效的行政機關人事管理法律法規，不存在關於臨時工的定義，沒有相關統計數據。」

臨時工的問題，也進入了高層權力集團的視野。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解決「臨時工」問題被當作一項改革內容。有數據表明，在中國，大約有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規和幾乎所有的行政法規都由行政機關執行。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嚴格行政執法人員管理制度」，嚴禁未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執法，將臨時工堅決調離執法崗位。此次蒼南事件表明，即使中央命令在上，只要未臨頭，地方政府便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從表面上看，對臨時工的需求，是因為它可以降低用工成本，補充執法人員配置限制帶來的缺失；實際上，則在於整個行政管理理念的滯後和能力低下，在於從社區治理到社會、國家治理的無章可循，有法不依。公務員敷衍了事，只要沒有陞官發財的好處就消極怠工，根本不會設法改進管理效率。他們感受到的唯一壓力是應付來自上級的各種突擊性檢查、名堂，以及維穩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一旦遇阻即野蠻執法，以致引發巨大的社會管制與被管制之間的衝突。

此次蒼南事件，就是當地爭當「文明縣城」，忽然收緊平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城管以商戶為生存前提的格局，大動干戈。說到底，臨時工執法是行政權力的延伸。在這樣的情況下，「清退臨時工」當然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唯一的出路只有建立現代治理體系，使國家、市場、社會三者在法律基礎上平等互動，遵守勞動法，保障職工權益。而這一套，在現有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蒼南事件之後，拋出「臨時工」當替罪羊這個橋段將終結，戲無法再演下去了，隨之而來的社會治理之頹象會愈發顯現。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