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21日訊】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法輪功學員陸續彙集在北京的國家信訪局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附近。事件的發生地點緊鄰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所以這個後來被稱作「四•二五」的事件，也被稱作「中南海事件」。這一事件並被認為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導火索。
法輪功學員為甚麼要聚集在中共的政治心臟附近？這是挑戰中共嗎？「四•二五事件」是促使中共下決心鏟除法輪功的根本原因嗎？親愛的讀者朋友，如今整整十年過去了。今天，讓我們圍繞「四•二五」事件發生的前前後後，回顧一下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通過當時的歷史記錄，以及當事人的親身經歷，撥開迷霧，還原歷史真相，並進一步解讀這一事件的發生，對於當時和今天的中國社會，又意味著甚麼？
一九九九年之前政府、媒體對法輪功的正面了解
您能想像，以下的新聞內容出自於上海電視台嗎？
「今天一大早，上海體育中心人頭攢動，本市近萬名愛好法輪大法的煉功者會聚一處進行推廣表演。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師父於一九九二年向社會公開傳功講法，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六年來，功法以煉功時不受場地時間的限制以及無需意念引導等不同於其他氣功的全新內容令人耳目一新，獨樹一幟，到目前為止，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各地都有自發性的群眾煉功組織，並傳遍歐、美、澳、亞四大洲，全世界約有一億人在學法輪大法。這是本台記者報導的。」
這是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大法之前，上海電視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播出的一段新聞。今天很多人看到這一段新聞節目，會大吃一驚。事實上，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大法之前，法輪大法不但在中國大陸廣受歡迎，中共政府部門、甚至政治局高層也對法輪功早有了正面的了解──儘管這其中有一部份中共官員一直想利用法輪功製造事端，從而為自己撈政治資本。
法輪功是一九九二年向社會公開傳出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李洪志先生在長春開辦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隨後，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向李洪志先生頒發了氣功師證書，一九九三年又向北京的法輪功研究會頒發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直屬功法登記證」，正式表明法輪功研究會的類別為「學術性團體」，業務範圍為「理論研究，普及功法，諮詢服務」三大項，活動地域為全中國。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底停止在中國大陸辦傳功學習班，一九九五年七月，停止在海外辦傳功學習班，並於一九九六年初正式退出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所以此後被「取締」的法輪功研究會，早在一九九六年就不存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是一九八五年底經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批准成立的，並由原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張震寰擔任理事長，所以它並非單純民間學術組織。九十年代開始，該會直接由國務院「人體科學工作小組」管轄（註﹕「人體科學工作小組」，即所謂「九人小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杯弓蛇影，為了將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研究的所有組織納入監督管轄範圍而擴充組成的一個九人工作小組。這個小組成員來自國家體委、國家科委、衛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財政部、公安部、總政聯絡部、武警總部等正副部級官員。）小組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監督氣功組織裏的「政治苗頭」，從這一點來講，法輪功有沒有所謂「政治企圖」，當時的中共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致信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對李洪志大師表示感謝，感謝李洪志先生為全國第三屆見義勇為先進分子表彰大會代表免費提供康復治療。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公安部主辦的《人民公安報》刊登報導《法輪功為見義勇為先進分子提供康復治療》，稱公安部見義勇為先進分子「經調治後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授予李洪志先生的榮譽證書。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一九九三年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李洪志先生獲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和大會的「特別金獎」，以及「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在該屆博覽會上李洪志先生是榮獲獎勵最多的氣功師。
國家體育總局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對法輪功進行了全面調查了解。九月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為配合此次調查，對廣東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三名法輪功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結果表明祛病健身總有效率為百分之九十七點九。十月二十日，國家體總派到長春和哈爾濱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說：「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其間，大連、北京等地對法輪功功效的民間調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結果。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一家權威性雜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他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一千元。如果煉功人是一億，就可以節省一千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
外界認為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萬人上訪之前，並不了解法輪功。這其實是中共為了開脫責任故意造成的一種誤解。前述事實清楚表明了中共一直對法輪功有著調查和監控。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十五日，當時由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主辦，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學禮堂舉辦兩場帶功報告會，下面聽課的人中就有公安部的高層人士。李洪志先生一九九五年開始在海外傳功講法。李先生在海外的第一次講法學習班，就是應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邀請，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使館文化處舉辦的，大使館的人也有不少在下面聽。那時候從上到下大家都覺得這功法很好，而且是在海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大家都很高興。在江澤民發動政治運動之前，沒人覺得不正常。
「四•二五」之前中共高層對法輪功早已知情
中共的高層，包括政治局成員，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也對法輪功都有了解。
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五月開始傳法，當時在北京紫竹院有一個相當大的煉功點。紫竹院附近有許多退休中共老幹部，有的是部隊的退役將軍，也有的是國務院或中央機關的退休高幹。這些人中有的在中共黨內的資歷比江澤民、朱鎔基、羅幹、李嵐清等人老得多，有的人甚至是參加過長征的。中共十五大的這些常委有些是他們過去的下屬。
這些退休中共老幹部在學煉了法輪功並從中受益之後，自然而然的想到向身居高位的昔日同僚們介紹法輪功。
至少在一九九六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輪功學員親自到江澤民的家裏教江的夫人王冶坪學法輪功。
李嵐清原來在外經貿部當部長，他是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的頂頭上司，兩人原來關係不錯。早在一九九五年，這位學員也說起過向老部長李嵐清介紹法輪功的事，還給了李嵐清一本《轉法輪》。
江澤民原來在武漢熱工所的上級也煉法輪功，江澤民和武漢熱工所的人聚會時，老同事也給他當面介紹過法輪功。江澤民後來說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才第一次聽說法輪功，這是公然撒謊。一九九六年，江澤民去視察中央電視台，看見一個工作人員桌子上有一本《轉法輪》，還對這位工作人員說「《轉法輪》，這本書挺不錯。」
羅幹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就知道法輪功的，是他原來在機械科學院的老上級和老同事介紹的。
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北京修煉法輪功的人數迅速增長，中共各大部委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煉功，甚至有的在任副部長也煉，很多人都看過《轉法輪》。因法輪功對人身體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傳人，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到一九九九年，中國大陸學煉法輪功的已達一億人。
法輪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在提升社會道德水準的巨大作用，以及在修煉其他方面超越人們常規思維的事實，讓許多人改變了固有的觀念，甚至跳出原有意識形態的框框重新看待宇宙人生。然而，中共畢竟是一個依靠嚴厲控制全民意識形態而維持的政黨，絕對的唯物主義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根本；法輪功在中國大陸的迅速傳播，也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覺，從而被中共視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可能挑戰力量，這為日後的大規模迫害埋下了導火索。
風雲突變 山雨欲來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這麼做實際上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煉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說的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感謝信中還專門提到為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當時公安部裏了解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很多人本來就是氣功愛好者。一些司長、局長、處長一級官員，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一九九六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
一九九七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羅幹當時發的文件明顯帶有構陷的性質，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但是法輪功無底可臥，因為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為堅定的學員。令羅幹吃驚的是，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搜集到。
但羅幹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
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四千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四十餘人到公安部上訪；一千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這倒不是因為法輪功做錯了甚麼，而是羅幹那時當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這個和軍人不到戰爭時期很難立大功晉升將軍一樣。羅幹也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為政治焦點。
羅幹搜集不到資料也很著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羅幹在一九九六年開始為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制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為下一步打壓法輪功鋪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科痞開道 顛倒是非
因為羅幹等執意想通過打壓法輪功來攪渾水，圍繞法輪功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敏感。在這期間，既有敢講真話、正面支持法輪功的媒體記者、政府官員，也有見風使舵、乘機大撈政治資本的小人利用各種機會誹謗、誣蔑法輪功，為日後的全面迫害製造事端。
一九九八年五月，羅幹的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台竟仍用同一假證栽贓法輪功，純屬故意。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台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台的一個副台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決定製作關於法輪功學員戶外煉功的新聞以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但是沒有公開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決。
何祚庥號稱是「兩棲院士」，實為政治投機分子。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哲學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於光遠來到清華大學，找青年學生召開了理論學習座談會。何柞庥在會上提出探討與眾不同的問題：「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何祚庥因此而被於光遠看中，五一年畢業時，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於手下工作。從此，何開始在科技界到處揮舞大棒。
比如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提倡把當時國內政治鬥爭中對所謂唯心主義的批判應用到物理學。一九五五年，圍繞北京市古建築的拆留問題，正當以毛澤東為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為首的「主留派」之間的爭論不休時，當時在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機遇，在《學習》上率先拋出一篇批判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攻擊梁思成的建築風格是「中國人的腦袋，外國人的身子」，是「階級調和的變種」，「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於是，梁思成被迫做檢討，一場大拆大毀北京古建築的狂潮同時掀起，從而根本改變了北京城的面貌，也改變了何自己的政治命運。據一九九八年《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兩棲學者』─何祚庥」的報導，何迄今為止仍然對這段經歷津津樂道，認為使他「逐漸領會到甚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此外何祚庥還掄起意識形態的棍子批判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用馬列主義批判蓋爾曼獲得諾貝爾獎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偽科學」。
因為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則繼續利用他的院士頭銜拍中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馬屁。二零零一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宣傳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學研討會上發言說「量子力學的發展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當即有幾位正直的學者拂袖而去；何同時不知恥地將其「理論」整理成「論文」發表（何祚庥二零零一，「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為羅幹想藉打壓法輪功向江澤民邀功請賞，羅的連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遺餘力地披著科學的外衣詆毀法輪功。但何祚庥的名聲實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親自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天津事件 序幕拉開
何祚庥因為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就到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於1999年4月11日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
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自發陸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300多名，驅散自發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從各種跡象看來，這不是一起單純的雜誌和讀者之間的事件。天津方面顯然是接受到來自北京方面的指揮和壓力。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
中南海萬人大上訪
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北京的許多法輪大法學員，包括當時北京的原法輪大法研究會負責人決定4月25日去國家信訪局上訪。得知這一行動的外地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群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後，面對歷次中共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國建立了上訪制度。個人或集體上訪受到中國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當時前去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的想法都很簡單，那就是到更高一級國家機構去反映情況。原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採東參加上訪的想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為加班完成實驗，我很晚才去學員家參加通常的集體交流和讀書。輔導員李阿姨見我來晚了，簡單地介紹天津事件的經過，並說了部份學員決定明天去上訪。李阿姨說大家自己決定是否去。我說上次寫信反映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轉法輪》的事情至今沒有進展，這次上訪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當然要去。國家新聞出版署早在1996以「傳播迷信」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輪功有關書籍。許多學員曾經寫信給新聞出版署和中央領導反映過這些政府部門的非法行為。但長時間沒有回音，情況也沒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如果我們今天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在10年後來看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些人的想法多少有點一廂情願，或者天真，也許他們不了解政治的複雜。果真如此嗎？
*放下生死 君子坦蕩
其實，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許多中老年人，他們都經歷了中共歷次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他們中也有親身經歷了1989年64事件的年輕人，還有些人和甚至有渠道獲得中共高層內部消息，他們並非不了解自己面臨的是一個甚麼樣的當權者。
2005年5月4日明慧網刊登了一位參加上訪的學員寫的經歷，其中這樣寫道：
就在當天晚上11點半左右，我一連接到幾個電話，我才知道事情已非常複雜。電話是我的一個姐夫打來的，他鄭重其事地說：「明天你們姐妹三個千萬不能去北京，我有在警察局工作的好朋友，人家特地告訴我，上邊全安排好了，明天可不客氣！」（我們姐妹三個都修煉法輪功）。過了一會兒又來電話，再一次警告：「中南海 附近已駐有大量的軍隊，我朋友說，『我知道嫂子可是好人，你就是把嫂子綁在家裏，鎖在家裏，也不能讓嫂子去中南海，上頭要我們明天不認人，見一個抓一個……』（意思是明天講不了情面）你們一定要去，我也要先告訴你們！」我的一個姐姐也來電話說：「某某給我兒子打電話，讓他無論如何要看住我不能出門，外面全布置好了……。」我問姐姐們是否改變主意，她們都笑了。就這樣，我們姐妹三人堂堂正正地各自走上「4.25」的行程。
那麼究竟是甚麼樣的動力，使他們義無反顧的去上訪？難道不知道小胳膊擰不過大腿？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無法理解他們：堅持要上訪，是不是沒做到忍？為了社會穩定，難道不可以犧牲一下「小我」，不要去上訪嗎？
我們還是來聽一聽法輪功學員們的真實想法。一位法輪功學員針對這樣的疑問寫道：
•善良不是懦弱，寬容不是苟且，也不是對行惡的縱容。我們不懂也不參與政治，但是我們懂得善與惡，是與非。
從96年禁止出版轉法輪，到北京電視台事件、光明日報事件，到羅幹的調查，到天津事件，雖然政治「風聲」越來越緊，但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員，一方面我們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中國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政治，一旦涉及「上面的決定」，那就沒有甚麼對和錯，是與非可言；而另一方面，作為修煉人，我們只是煉功，我們的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按真善忍修自己這顆心。我們不懂也不參與政治，但是我們懂得善與惡，是與非。「忍」不是苟且，忍中還要有善、有真。如果人人都認同小胳膊擰不過大腿，那這個社會就失去了基本的善惡、是非標準，沒有基本的公義和社會良知，最終受害的是每一個人。
•修煉人只能在任何情況下，堅守原則做一個好人，人人都這樣，那就是社會的希望
修煉的人在哪裏都要做一個好人，在對和錯、是與非面前的苟且也許能換得暫時的平安，但那是懦弱，絕不是忍。一個社會道德崩潰的開始，正是從社會的每個成員放棄善惡的原則開始，如果人人都認同強權就是真理，或者把現實利益當作行為準則，那這個社會就失去了希望，因為人們都不相信這世間還有個公道，那只有個人利益為大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誠信喪失、良知麻木，不都是這個原因嗎？！
•人人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才能真正維護社會的穩定
作為一個社會的公民來說，每個人都有義務維護公民基本的合法權利，這個義務，如果不是說大話的話，首先就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樣做也是維護這個社會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如果說為了所謂的「穩定」，人人都在利益或壓力面前放棄原則、放棄公民的合法權利，那等於是幫著踐踏法律，這個社會真的能穩定嗎？
的確，中國過去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中，這樣的教訓太多了。在歷次由中共發起，全民參與的政治大動盪中，如果社會中多一些這樣堅持原則，不畏強權的人群，那些混淆善惡、顛倒是非的荒唐悲劇也許可以少發生一些。這一群看似平凡的人，卻堅持著不平凡的原則。
*祥和理性 高度自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當天，上萬法輪功群眾彙集到國家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儘管人數眾多，人群卻出奇的安靜，並且秩序井然。而維持治安的警察這時候也覺得沒甚麼事可做而開始閒聊。我們從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和現場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訪群眾的身後，並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紅色圍牆（見圖）；而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紅色圍牆，以及中南海西門。眾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門是面向長安街上的新華門。事實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長安街上並沒有上訪群眾聚集。人群主要分布於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並且無人聚集在中南海紅色圍牆的一側。也就是說，民眾沒有「圍」住中南海，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事實上，如果發生了「衝擊中南海」這樣的政治大事，警察絕不會如此悠閒的在一邊閒聊。
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門（這裏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紅色圍牆）
即使在幾個月前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現場錄像中，也並沒有出現示威中常見的情緒激動的人群以及斑駁的標語、喧囂的口號等。很明顯，上訪群眾沒有「圍」住中南海，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
據在當時的現場的法輪功學員回憶，上訪的人群秩序井然：
「路口有學員在自動維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複：請自行車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來，許多學員是從外地趕來的，一夜行路，風塵僕僕。」
「大家靜立著，微笑而平和。不交談也不紮堆，也不和路人搭話。有人好奇，會停下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勸他不要停留。因為一句兩句說不清楚，如果一個人交談就會圍上來一大堆，事情就會起變化……一句說不清楚就容易被壞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暢通無阻，只有警察在馬路上來回走動，並不時與學員聊天……即使那麼多人有兩頓飯就地吃，沒有一個人亂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裏。有一些學員拎著塑料袋揀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來，地上真的沒有一張紙片，一點髒物。大家這麼做，沒有人動員，沒有人組織，全憑自覺，其實那是煉功人特有的修養和內涵。」
這樣的人群，在當時的中國，在今天的中國，都顯得如此不同凡響。國際社會事後也對此作了高度的評價。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引起了中共的嫉恨：中共認為，他們的背後一定有嚴密的組織，他們這樣做一定懷有政治企圖。
的確，信奉無神論、絕對唯物主義的中共，無法理解有信仰的人真實的想法。對於修煉人來說，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對待，法輪功學員作為個人其實並沒有怨言、也不仇恨誰。作為有信仰的人，不論怎麼樣都相信天理公道不滅。但是如果一個人、一個政黨做錯了，錯的太離譜了，錯到連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壓制，如果一個國家連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許，那修煉人也有責任告之，不要一錯再錯，因為修煉人講勸善。其實在中國，很多人經歷了中共的歷次政治鬥爭，經歷了「六四」，也清楚中共的殘暴聲名。雖然最後中共會作出一個甚麼樣的決定，那是它自己的選擇──也許是善的，也許是惡的，但這個選擇改變不了善惡有報的天理、也改變不了人世間的公道。可是不管是甚麼黨，不管是甚麼人當政，作為法輪功學員只希望其了解真相，從而作出理智的選擇，善的選擇，這對國家和民族都有好處。法輪功學員無意改變社會，但是作為修煉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對這個社會有益無害的。
法輪功學員當時是抱著對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訪的，希望它最終作出善的選擇。講究現實的人，可能會把這些修煉人的坦蕩當作天真。其實，因為修煉人要看淡的正是人世間的名利，所以他們才能無所畏懼；因為他們不怕失去甚麼，才能坦坦蕩蕩。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但是對於信奉無神論的中共來說，對於習慣了各種政治手腕，習慣了用利益可以收買和誘惑、用壓力可以脅迫人放棄原則的人來說，這些修煉人的行為是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信奉鬥爭哲學的中共，認定這樣高度協調、高度自律的人群，即使沒有政治企圖，也可能被潛在敵人利用而挑戰中共政權。
*與政府和平對話
從事後CCTV播出的畫面看，當時公安部的羅幹等對法輪功學員進京之事顯然了若指掌，包括從何處開車進京，在何車站下車，經甚麼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並事先安排了攝像機對每個參與者進行掃描。如果認為上訪行為違法，當時完全可以採取措施。很顯然，羅幹等人希望事情發展的更大。
據公安部內部的人說，「四•二五」事發的前三天，公安部門已經掌握訊息並密切監控，卻知情不報，甘願事後被批評。又據報導，事發後有人請求何祚庥發表評論，何說：目前不去評論，因為不想打亂整個部署（五/5/99電子《明報》）。
據當事人證實，一開始，學員們是在府右街附近集結（國務院信訪辦所在地）。後來，幾位武警來告訴學員說：這裏不安全，那裏不行等等。從而在武警人員的引領下，學員在不知不覺中分為兩路，人越來越多了，南北約兩公里長的府右街，南口站到了長安街，北口和西安門大街交叉向東快到北海，向西也望不到頭。
二十五日清晨六點多，一位目擊者來到府右街北口，發現警察已堵在進入中南海的路口。不久出現了一幕驚人之事：警察先把法輪功學員的隊伍從馬路東口引到西口；然後又指揮著隊伍，由北向南緩緩地向中南海西門行進；同時，另一隊正由南向北一路而來。兩行隊伍在警察的指揮下正好在中南海西門相遇會合成一隊。據各媒體的報導，彙集人數大約有萬名以上。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員代表。
據當事的法輪功學員、原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華南理工學院輕工食品學院的院長高大維回憶：「大概十點多吧，就是朱鎔基總理到機場去送外賓，那麼一下看到那麼多學員就叫工作人員下去了解情況，那麼朱總理當時帶了話，他到送完外賓以後，會回來接見我們的代表，了解詳細的情況。法輪功學員的代表提出了我們的三點訴求：第一點是釋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學員；第二點是為廣大法輪功群眾提供一個合法、合理的修煉環境；第三個就是允許出版法輪功的有關的書籍。」
朱鎔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干涉群眾煉功的政策。
另一位當時學員、清華大學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楊清回憶說，「四•二五的晚上，大約九點多鐘呢，進去的代表出來了，出來告訴大家要有甚麼意見可以向各地的信訪部門反映，國務院會把這些意見進行處理，當時聽到這些消息以後就覺得呢，領導上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就滿意了。」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之際，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晚上八點多，會談完畢，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中南海前的法輪功學員也很快散去，臨行時，地上清理的乾乾淨淨，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連警察扔下的煙頭都撿走了。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一個當時維持秩序的警察對周圍的人說，你們看看，這就是德！
現居荷蘭的朱女士談到當年荷蘭媒體的報導時說：「我們荷蘭有一個記者在四•二五當天親自到中南海採訪法輪功學員。在採訪上訪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他寫道：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隊伍，並把《轉法輪》稱為藍色經書，他在後面寫道，他們（法輪功學員）有神的紀律，走後地上沒有留下任何髒東西。」
可以說，法輪功學員真誠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處處為他人考慮的大忍之行，消弭了羅幹等人蓄意製造的潛在衝突。四•二五事件在當天的和平解決，開創了中共建政五十年來，平民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與政府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國際媒體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少人由此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新的希望。人們也開始注意到法輪功這個由最基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不同凡響。
一位在美國從事科學研究的華人聽聞此事後表示，「中國這個民族他是一個順民暴民的民族，他不當順民就當暴民。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沒有非暴力運動解決問題的事情。所以說事實上這一天的行動已經證明了，就是中國人是願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實上這個法輪功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性……」
事情如果這樣落幕無疑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但是卻有一個人暴跳如雷，這個人就是江澤民。
小人妒嫉 指鹿為馬
眾所周知，作為當時中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最高統治者，江澤民的上台既不是因為有甚麼治國的才能，也不是因為有深厚的黨內資歷或人脈，而是憑借政治投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率先積極響應強硬壓制手段而獲得賞識的。在中共憑出身、講資歷的傳統中，江的上台，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上台後江澤民也深知，黨、政、軍中有一大批資歷和才能都遠勝於他的中共高幹，對於他這樣一個無德、無才又無資歷的政治投機者是很不以為然的。甚至在江上台的同時，胡錦濤已被指定為江的接班人了，這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在中共內部錯綜複雜、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江澤民的投機背景和身處的奇特政治環境使其雖然身處高位，卻時刻擔心自己權位不保。對權力的偏執以及由此發展的對失去權位的極端恐懼，助長了江的妒嫉心理。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在國內外的廣受歡迎，以及由此體現出道德上的強大凝聚力，讓離心離德的江澤民感到極為妒嫉和恐懼；同時，四•二五上訪事件的和平結局，使得國際媒體聚焦於當事人朱鎔基，這也令當時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的江澤民倍感尷尬和惱恨。強烈的妒嫉和恐懼使江澤民失去了理智。
按照中共的傳統，鞏固領導者地位和清除異己的最佳手段，一向是政治運動。這次江澤民看到了毫無政治攻擊能力和政治傾向的法輪功修煉群眾，一群以真善忍為核心的和平的民間修煉團體，似乎是鬥爭對像非常合適的候選者：他計劃發動一場打擊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來強迫全黨表態，看看誰在此時會站在他自己這邊，這和趙高以「指鹿為馬」來考驗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方法是一樣的。
四月二十五日當晚，江澤民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模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全體人員寫了一封信。據《江澤民文選》，江在信中假裝憂心忡忡地說：「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這封信隨後被中央辦公廳作為通知內部印發，並特別註明：請注意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求的是：學習貫徹落實，不是徵求意見、或討論研究。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公開支持。」
眾所周知，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共來說，是從來都不願、也不敢放鬆的「陣地」。應該說，江澤民把與政治無緣的法輪功修煉團體描繪成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敵人」，確實摸準了「黨」的脈搏。所以，當這封信明確提出了用共產黨的無神論來「戰勝」法輪功，政治局中其他常委的「黨性」便提醒他們，這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個人的不同意見只能保留。
為了確保在政治局中推動這場計劃中的大規模政治迫害，江澤民於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此講話，該講話於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中辦發電[1999]30號「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江在講話中說：「我們黨……有二百五十萬人民軍隊，有六千多萬黨員，有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為甚麼卻讓‘法輪功’這樣的問題冒了出來」，江認為，「顯然，」法輪功創始人「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
就這樣，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江澤民還是極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危險」政治團體，這樣就可以輕易使任何黨內反對者因為懼怕承擔「亡黨」的帽子而閉口不言，而且發動迫害法輪功團體的個人決定也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江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那麼無疑他將在黨內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江澤民相信，不出三個月一定能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江澤民盤算，一旦這次毫無風險的迫害成功，從此自己就可以在黨內享有傲人的政治資本。
流氓權術 「陽謀」遺臭
在四•二五過後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國務院信訪局的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並發表談話，稱法輪功學員「聚集」北京，並指出「對各種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有不同看法和意見是允許的」。這也表明四•二五是合法的上訪。
四•二五事件兩個月後的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訪辦和國務院信訪辦公告在中國大陸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同時播出，表示從來都沒有禁止任何功派。
同時，大陸黨政機關傳達江澤民的講話，規定「共產黨員一律不准煉法輪功」。據中國時報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報導，當時中共山東省官員在六月下旬就稱兩辦公告是「緩兵之計」。
事實上，這一切都是掩耳盜鈴，和中共前黨魁毛在五十年代整肅知識份子時發動「反右」迫害時臭名昭著的所謂「陽謀」如出一轍。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開始，全國許多地區法輪功學員的日常煉功活動就受到城管、公安部門的驅散。一些地區公安用高壓水龍頭驅趕煉功人群，並用高音喇叭干擾煉功。各地法輪功輔導站負責人被單位和公安找去談話、盤查，受到監視、跟蹤和電話監聽，並被規定不得離開當地。
當代蓋世太保「六一零」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即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三天後，中共中央成立了「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由李嵐清任組長，羅幹、丁關根任副組長，成員單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內的中央黨政各部委。從中共中央到各級黨委，都設立了「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其下設的常設機構叫「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因其設立時間又叫「六一零辦公室」，大部份掛靠黨委的政法委員會，少數掛靠黨委辦公室，屬於黨務部門。
由於黨務部門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順，二零零零年九月，由國務院以下的各級政府部門成立了「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名義上屬政府部門，其實和黨委的「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是一個部門兩塊牌子，就是「六一零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中途幾經調整、加強、改名，至今仍擁有超級權力，可以支配巨額專項資金，管轄範圍擴大到不信仰共產黨的教會、其他宗教信仰團體和氣功組織。雖然「六一零辦公室」能在早期的新聞報導中見到，但並不見於中共中央一級公開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件。其存在即使按照中國的現行法律也是非法的。
按照法律常識，如果真的存在公民違法問題，完全可以交由司法和執法機構處理。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超越於公檢法的「六一零」系統，如同文革期間的各級革委會、或者納粹的蓋世太保一樣，其目的是便於江澤民、羅幹等能夠超越法律權限，直接有效調動鎮壓機器為自己服務。
圖窮匕現露猙獰
至此，中共經過幾十年經驗積累的鎮壓機器已經準備啟動，並隨時可以調用十三億納稅人的龐大國家資源。一場由江澤民發動，旨在鏟除法輪功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全部準備就緒。
回顧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上訪的前前後後，我們看到了「中南海上訪事件」，雖然是一個導火索，成為日後中共大規模迫害的藉口，但是江澤民決心鏟除法輪功的真正原因，卻完全出於維持個人的權威和極端的妒嫉心理。另一方面，法輪功的「真善忍」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陰暗和邪惡，令中共不能容忍；而羅幹等一批政治小丑，在這期間起到了煽風點火和催化的作用，最終使共產黨在迫害法輪功這件事情上與江澤民一拍即合。
對於共產黨來說，在所謂的經濟改革、開放國門以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所謂「共產主義理想」連中共高官們自己都不相信。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一九九一年八月蘇共垮台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之後，內外交困的形勢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危機感，這時候中共唯一可以聚攏黨徒的手段就是腐敗，人們願意成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僅僅是因為可以由此而得到物質上的現實利益。
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最嚴重的其實莫過於這個社會道德的崩潰，這不僅體現在腐敗遍及全社會，甚至連昔日被譽為「靈魂工程師」的教師，被譽為「白衣天使」的醫生也無法保持清廉，也體現在黃色產業的泛濫，為了經濟利益而造成環境資源的無度揮霍與污染，有毒、有害、偽劣的商品橫行，更體現在人與人之間徹底失掉了誠信，人心冷漠而不敢彼此關心。不論經濟怎樣發展，要想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都將是萬般艱難，因為在道德崩潰的社會裏人們看不到希望：當好人、講真話、講誠信只能自己吃虧。法輪功的傳出，其實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機、一個希望。
一九九九年的中南海上訪，讓許多人初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讓許多人，特別是飽經政治滄桑，對麻木的民族性失望的人看到了希望。法輪功如濁世的清流，短短幾年間引來上億民眾參與修煉。這也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謂「和黨爭奪民心」。
二零零四年底，由《大紀元時報》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這樣評價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江澤民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他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後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結語
江澤民在七月十九日的高層會議中正式宣布定案，二十日全國展開逮捕法輪功學員行動。一場由江澤民直接指揮，發動中共鎮壓機器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就這樣開始了。
在紅頭文件層層傳達之後，一億被劃為「一小撮」另類的普通百姓，一夜間就失去了憲法規定的種種權利和自由，而全國各地的人們從此便被迫進行所謂「擁護」和「響應」。這種情形對於經歷過歷次中共政治鬥爭的人也許並不陌生。有經驗的人們預料，在這樣鋪天蓋地迫害狂飆中，法輪功修煉團體也許最多能堅持三個月，而最終仍會被中共的專制殺人機器而吞噬。
然而，人們意料不到的是，法輪功修煉團體三個月後仍然沒有屈服，三年後沒有倒下、十年後也沒有倒下。「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有如蓮花的溫和高潔，卻又如梅花般堅毅不拔，在十年的漫漫嚴寒中傲雪挺立。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世無爭的法輪功修煉團體因為中共的打壓而被推向國際舞台，十年來法輪功學員和平的講真相、不屈的反迫害也贏得全世界所有關注正義與和平的人們的支持。如今，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從亞洲的日本、韓國到歐洲的瑞典、比利時，從非洲大陸的南非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國，到處都是對正義的呼聲和對迫害的譴責。四•二五中南海大上訪，見證了中共的陰險與狡詐，見證了法輪功學員的坦蕩與和平，也呼喚著人世的良知和道義。
—— 轉自《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