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四個第一」，發明權當然屬於「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發明了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深得偉大領袖的賞識。偉大領袖贊曰：「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受林副統帥的影響，本人也發現了「偉大」領袖的「四個第一」，說來與諸位分享，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偉大」領袖的魄力與偉大。
首先，偉大領袖不僅在中共歷史上、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使用酷刑與屠殺對付黨內同志與戰友。
以往人們往往有一個錯誤認識，認為史達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使用酷刑與屠殺消滅黨內同志。其實，這個第一輪不到史達林，而是我們的偉大領袖。史達林最早是1934年基洛夫被暗害後才開始對蘇聯黨政軍幹部進行血腥的清洗與屠殺，1938年達到高潮，數百萬人遭到監禁與屠殺。在這之前，史達林對黨內同志戰友的處理，最重的不過是驅逐出國，如1929年將托洛斯基這個最讓他畏懼與頭疼的對手驅逐到土耳其。對其他人，就是批評鬥爭，撤去官職、開除黨籍而已。1934年大清洗之前，行行色色的反對派分子，沒有一個人受到監禁與屠殺。而我們的「偉大」領袖早在1930年11月就對黨內同志與紅軍將士大開殺戒了。他無中生有的指控江西共產黨行委（立三路線時江西黨團合一的組織）、省蘇維埃與紅20軍「為AB團富農所充塞」，通過嚴刑拷打逼受害者亂供、亂咬所謂AB團分子，然後進行殘酷屠殺。紅20軍自軍長至排長各級指揮員統統殺光，僅紅軍將士就有一萬多人慘遭屠殺（包括毛澤東的嫡系部隊紅一方面軍），比三次反圍剿紅軍將士犧牲的總和還要多。江西省黨、團與蘇維埃幹部多數也被屠殺。1932年1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後才斷然停止了這場大屠殺。隨後蘇區中央局作的關於肅反工作的決議就指責毛澤東搞的這場肅反：「專憑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亂捕工農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殺人為兒戲。」（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8冊，第2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作為毛澤東當時的上級領導，周恩來當然批評了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黨內軍內的自相殘殺。在這之前，不論是陳獨秀、還是瞿秋白、李立三，或者中共蘇區、紅軍的領導人，誰也沒有使用酷刑與屠殺清除異己，消滅同志。是我們的「偉大」領袖在中共黨內、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帶了這個頭，開了這樣殘酷的先例，後來史達林、金日成、霍查、拉科西、波爾布特以及差不多所有曾執政的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都向我們的「偉大」領袖學習，也對黨內的同志、戰友大開殺戒，濫殺無辜。在執政的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中，只有心地善良、仁慈寬厚的胡志明沒向我們的「偉大」領袖學習，從而使越南共產黨避免了自相殘殺。
其次，我們的「偉大」領袖在中共歷史上、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在活著但尚未執政時就把自己的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要全黨尊奉。
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沒有別的理論。在列寧活著時，聯共的指導思想只有馬克思主義，連列寧主義都沒有。列寧去世以後，史達林才加上列寧主義。但直到去世，史達林也沒有將自己的理論列為聯共的指導思想。其實，如就史達林的理論貢獻與成就而言，加上史達林當時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要將自己的理論列為聯共的指導思想輕而易舉。但他沒有這麼做。是理論上不自信，還是別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後來的蘇聯共產黨領袖也都有自知之明，誰也沒有將自己的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所以蘇聯共產黨直到退出歷史舞臺，指導思想仍然是馬列主義。我們的「偉大」領袖真有魄力，1945年4月中共召開七大時，毛澤東就敢將他的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不是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列，而是撇開了馬列主義，片面地規定「毛澤東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標」。也是在七大前後，中共黨內、根據地內開始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對毛澤東山呼萬歲，將毛比做紅太陽。毛也坦然接受，從來沒有進行任何批評或制止。這樣大的魄力與創舉，可謂前無古人！不消說同樣也有很高馬列主義理論素養的中共領袖陳獨秀、王明、張聞天想都不敢這樣想，就是當時的蔣介石，身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與中國抗戰的最高統帥，其在中國的聲望如日中天，不論在國內國際上，其威望都非僻處延安一隅的毛澤東所能比，蔣介石也不敢將自己的理論觀點稱之為蔣介石思想寫進國民黨的黨章或讓人山呼萬歲。有人可能會說，蔣介石有什麼理論？其實只要你讀一讀《蔣介石全集》，便知蔣介石並非沒有自己系統的理論觀點。作為黨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在孫中山去世後領導國民革命與建設幾十年，怎麼會沒有自己的理論觀點？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又有什麼理論深度或創新，不也被朝鮮勞動黨確立為黨與國家的指導思想嗎？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又有多少理論創新，不也被中共放進自己的指導思想了嗎？這裏的問題不在於黨國領袖理論創新真有多少，而在於魄力的大小或臉皮的厚薄。即便沒有任何像樣的理論創新，只要厚顏無恥，黨國領袖們照樣可以被吹噓成理論導師，一些根本不像樣的理論也被定為黨國的指導思想。蔣介石不過是沒有這麼厚的臉皮，不肯將自己的理論觀點確立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罷了。毛澤東可是膽大包天，在蔣介石、史達林都不肯把自己的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情況下，他就敢厚著臉皮將自己的思想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當然，蘇共根本不予承認，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也因此有點心虛。連史達林都不做的事情他敢做，他不怕史達林嫉妒他嗎？所以建國前後相當一段時期，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在國際場合連提毛澤東思想都不敢了，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就換成毛澤東的著作。八大黨章更進而刪除了毛澤東思想，當然，劉少奇、鄧小平與彭德懷後來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就因為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活著時就把自己的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厚著臉皮，破天荒開了這樣的先例，後來的中共領袖亦步亦趨，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那點理論寫進黨章，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才使中共指導思想之多創了世界紀錄。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蘇共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再沒有別的理論。中共的指導思想除了馬列主義，還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今後還會與時俱進，不知還要增加什麼鳥理論。這一切，首先都要歸功於毛澤東。
再次，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首開任人唯親的惡劣先例。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之前的歷任領袖都不敢任人唯親，因為這太惡劣了。在毛澤東之前執政的蘇共領袖列寧與史達林也決不做此想。史達林在蘇聯當政近三十年，從沒有重用一個他的親人。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把他的兒子雅科夫送上前線（而不是呆在司令部），結果雅科夫被俘，時年雅科夫27歲，不過是一個上尉連長。後來希特勒提出以德國的被俘上將保羅斯交換雅科夫上尉，被史達林斷然拒絕。史達林未嘗不清楚這會斷送他兒子的性命，果然，法西斯德國不久就處死了雅科夫。史達林之後的蘇共領袖也沒有一人敢任人唯親。和毛澤東一樣主要靠自己的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前南斯拉夫領袖鐵托，執掌前南斯拉夫大權三十餘年，也從來沒有搞裙帶關係，重用自己的親人。總之，在毛澤東之前，共產黨的領袖都沒有任人唯親的劣跡。可是毛澤東不管這一套，他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文化大革命一爆發，他就迫不及待地破格提拔任命江青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實際淩駕組長陳伯達之上，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真正當家人。其時，江青不過是中宣部分管電影工作的一個處長而已，連個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頭三年裏，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實權機關。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本是中共中央的下屬機構，但當年為了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權力及作用，在中央文件上，都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相並列。其實，文革期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權力比原先的中央書記處還要大，因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想打倒誰就可以打倒誰，原先的中央書記處可沒有這樣的權力。九大上，江青進了政治局，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進入政治局的女幹部。是論資歷，還是論功績，是論才幹能力，還是論人品道德，是論在國內外的影響，還是論群眾基礎，比江青強的黨的女幹部多如過江之鯽，著名的有向警予、蔡暢、鄧穎超、陳少敏、帥孟奇、曽志、李貞、康克清等，除了鄧穎超（十一屆三中全會進入政治局，比江青晚了差不多十年）之外，她們都沒有進入政治局。不是她們比江青差，而是她們的丈夫的權力、地位遠不如毛澤東。破格提拔自己的老婆江青（論德論才都惡劣不堪，堪稱中共黨內最壞的女人）進入政治局，毛澤東確實是中共歷史上，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人。所幸的是，後來的中共領導人都沒學毛澤東。在鄧小平當政的年代，他的夫人卓琳（出身名門、名校的三八式老幹部）就是一個退休的老人，在中國政治上沒有任何影響。這反而贏得了黨內外人們真正的尊敬。
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大學畢業僅三年，1967年27歲就坐直升飛機一般成了《解放軍報》負責人，那可是正軍級高幹啊！史達林的兒子27歲不過是個連長，人家李訥比他高多了。一年以後，李訥又出任更重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主任。九大以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不復存在，李訥又出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總之是一路高升。比李訥更受重用的是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毛遠新大學畢業不過三年，1968年也是27歲就破格出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幾年後，30多歲就出任遼寧省委書記與瀋陽軍區政委，成為名符其實的東北王。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共黨國體制下，解放軍軍長以上幹部的任命，必須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下命令。也就是說，任命李訥出任《解放軍報》負責人與毛遠新出任瀋陽軍區政委的命令，只能出自毛澤東之手。當毛澤東破格任命一天仗都沒打過的毛遠新出任瀋陽軍區政委之時，為中共黨國身經百戰、流血負傷的老紅軍將士仍在職的成千上萬，他們中的多數此時不過是師長、團長而已，而他們的年齡、資歷與戰功都是毛遠新遠遠不能相比的。不知他們對此又作何感想？毛遠新成了名符其實的東北王，毛澤東仍不滿足。1975年，毛澤東的一道聖旨，將毛遠新上調中央，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的聯絡員。晚年的毛澤東深居簡出，從不參加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這一點比史達林還要高高在上，史達林晚年還要參加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即便是江青，想見一下毛澤東也不容易，更不用說其他中央領導人了。毛遠新的主要任務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的命令或指示，也向毛澤東彙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其職權之重要，不要說一般政治局委員不能相比，就是中央副主席也未必比他權威大。毛澤東這樣安排，當然是要為毛遠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做準備，不想卻害了毛遠新。待毛死後，華國鋒將毛遠新作為四人幫的骨幹人員一起粉碎。
毛澤東不僅破格重用他的至親親人，連關係很疏遠的親屬也大沾其光。文革後期，王海容作為毛澤東的外侄孫女（她爺爺王季范與毛澤東是姨兄弟），31歲就被破格提拔為外交部副部長，成為當年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多次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好在她與四人幫的關係並不密切，毛死後只是被撤掉外交部副部長了事，沒有被關押審判。
最後，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也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第一個在國內人民面臨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幾千萬人餓死、五六億百姓常年忍饑挨餓）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向國際社會尋求糧食援助，而且仍大幅度增加對外援助的領導人。
起始於1958年底，終於1962年夏的持續三年多的、幾乎遍及全國（除西藏以外）的大饑荒，餓死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久，禍及地域之廣都是全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不少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慘劇。中國地域遼闊，氣候複雜多樣，自然災害年年發生，不是淹就是旱，但從來都是禍及少數地方。中國歷史上災荒頻繁，但從來不會遍及全國，充其量兩三個省份。餓死人最多的，也沒有超過一千萬人。但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的蠻幹胡來造成的大饑荒，卻幾乎遍及全國，餓死人達兩、三千萬，這一點就強有力的說明大饑荒主要是由人禍而非自然災害造成。自然災害造成的大饑荒既不會遍及全國，更不會持續三年多的時間。不僅中國歷史上，人類史上再也找不出另一次幾乎遍及全國、持續三年多的大饑荒。大躍進與公社化的蠻幹胡來從1958年8月持續到1961年，大饑荒也如影隨形的從1958年底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大躍進與公社化的蠻幹胡來1961年結束，大饑荒也隨之於1962年上半年終結，兩者的先後因果關係十分明顯，也十分簡單。
面對著這場主要是由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毛澤東的應對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意料與想像，堪稱曠古未見。在他明知道饑荒蔓延、大量民眾餓死的情況下，他還千方百計地封鎖消息，歪曲事實，欺騙國內人民與國際視聽。他不僅嚴令禁止國內新聞媒體報導饑荒的任何消息，而且在1960年、1961年向訪華的斯諾、蒙哥馬利、密特朗與特魯多等西方著名新聞記者、元帥與政要一再斷然否認中國發生了饑荒。不僅這些人受騙，連一向堅定反共的阿登納總理也不相信中國發生了饑荒。理由是：紅色中國這時正向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大量出口糧食、雞蛋與肉類，怎麼可能發生大饑荒？這時中國正向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大量出口糧食、雞蛋與肉類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阿登納確鑿地知道這一點。但同時大量中國人餓死或掙扎在死亡線上也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這一點阿登納卻被毛澤東蒙在鼓裏。阿登納就以他確知的第一個千真萬確的事情否定了他所不知道的（責任當然不在他）第二個千真萬確的事情。25年前，當筆者讀到《阿登納回憶錄》這段文字時，真是感慨萬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大大低估了獨夫暴君的毫無人性的歹毒與邪惡。毛澤東的確是在千百萬中國人餓死的大饑荒中，不僅向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大量出口糧食、雞蛋與肉類，不向國際社會尋求糧食援助，而且繼續打腫臉充胖子，大幅度增加對外經濟軍事援助的。就在大饑荒非常嚴重的1961年，毛澤東卻向並沒發生饑荒、當時生活比中國人好得多的阿爾巴尼亞與非洲國家送去十幾萬噸的小麥與大米。僅僅140多萬人的阿爾巴尼亞當時竟得到饑荒中的中國6萬噸小麥的無償援助，幾內亞1961年也從中國得到1萬噸大米的無償贈送。1961年3月底蘇聯主動提出以借款形式援助中國100萬噸小麥，被毛澤東親自拒之門外（蘇聯主動提出以借款形式援助中國100萬噸小麥，正是因為他們知道中國人民正大量餓死，他們想對中國人民盡自己的人道主義救援義務，可毛澤東就不給他們這樣的機會）。4月份，當中國的外貿部長葉季壯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協商兩國貿易之際，好心的蘇聯領導人又提出上述提議，又一次被中國的外貿部長拒絕，葉季壯這樣做當然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也是在1961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以東方人的處事風格向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陳毅悄悄地商量：請求允許日本提供10萬噸小麥，避開公眾的視野秘密運給中國。結果也被陳毅拒絕，陳毅當然也是秉承毛澤東的意旨而行。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的對外援助本應完全停止，起碼也要大幅度減少，但事實完全相反，中國的對外援助反而直線上升。1958年中國的對外援助2.76億元，1959年達到3.50億元，1960年3.63億元，1961年5.19億元，1962年猛增到8.54億元（見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2冊，第225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不顧國內人民的死活而繼續大量援助別國，毛澤東做的真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面對著自己製造的千古未見的大饑荒，毛澤東即使不向國際社會求援，但只要停止對外援助，將這三年（1959—1961）援助他國的12.32億元人民幣用來到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當能減少國內人民一、兩千萬人的餓死。但他就不這麼做，他心裏哪還有一點關心國內人民死活的起碼的人性或溫情？他之所以不怕留下千古駡名喪心病狂地這麼做，就是因為一旦他承認中國發生了饑荒，向國際社會求援，或停止對外援助，就意味著承認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是一場根本的失敗，這將在國內外對他的巨大權威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尤其在那時，毛澤東正野心勃勃的謀求取代蘇聯領導人成為世界共產黨陣營的最高領袖，他怎麼能承認他的大躍進嘗試是一次失敗呢？為了維護他的權威，他才不管國內人民的死活呢！餓死兩三千萬百姓在老毛眼裏算得了什麼！1957年11月訪蘇時他就大言不慚地說過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三分之一甚或一半人口的死亡，令那些本來就殘暴成性的各國共產黨頭子們聽了都不寒而慄。毛澤東的極度自私殘暴，一至於此！
從上述鐵的事實中，我們可以再給毛澤東總結出另外「四個第一」：對同志、戰友殘暴無情世界第一，不顧人民死活世界第一，自私自利、厚顏無恥世界第一，蠻幹胡來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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