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父兄，曾死於楚平王之手，他僥倖投奔吳國。日後大舉伐楚，平王已死，伍氏掘墓鞭屍，史稱柏舉之戰。《史記》有言，雖存殺父之仇，但友人認為伍的行為過分了。受此責備的伍子胥自嘆：「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鞭屍與搶屍之間，本來差異較大，但前者的孤例與後者的頻現正在縮短兩者距離。搶屍，這種有悖人倫天理的行為，如今卻被冠以新的稱謂：移除興奮源。這不正是倒行逆施？

自古以來，官民搶屍者罕，更少文字記載。但近年來，此類現象屢見不鮮，蔚為本朝官場傳統。最近一例，就是震驚全國的平度「3·21」縱火案，可為《史記》謀得新篇：

魯人耿福林，世居平度縣。去歲秋，家鄰田畝遇匪，屢現衝突，報警未果，信訪無音，乃輪流守地，攜手進退。是夜四人熟睡，帳外油火併起，一死三傷。族人護屍防搶，至次夜，百警列陣，強搶火化。當日公榜：和諧天下，警維其序。

統計過去十年（2003—2013）進入媒體視線的100起公共事件，其中71件源於非正常命案，57件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移除興奮源現象。當然，這個樣本缺乏科學性，因為統計口徑的局限，或人為提高了佔比。但是，無論民眾印象，或是官僚體驗，均不否認此舉在實際行權中的濫用。

略舉幾例為證：

——2008年5月，貴州甕安，圍繞女生李樹芬之死，家屬以屍體為挾對抗官府，本無直接利益關聯的民眾加入聲援，後來火燒縣府諸院，成為近年最具標誌意義的群體性事件；

——2009年7月，湖北石首，青年廚師塗遠高非正常死亡，引發數萬人聚集，上萬警力涉入，對抗焦點同樣圍繞逝者的遺體展開；

——2013年7月，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與城管發生衝突死亡，在警方與死者親屬、村民之間，上演了一場遺體爭奪戰；

總體而言，此消彼漲的群體性事件雖以非規範的體制外行為表達，但並不謀求體制內權力的再分配，仍屬於廣義社會運動的初始階段：比如，行動主體多為弱勢群體，肇始於外源性因素——由於他人損害了行動者的利益而引發；往往呈零散、偶髮狀態，仍是區域性或行業性的抗議行動；存在具體、特殊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尚在可談判範疇。

「相比甕安，石首事件的處理，是一種倒退。」長期觀察這一現象的中央智庫專家單光鼐說。

甕安事件的拐點意義，在於擁有裝備的警署受到衝擊，這讓金字塔尖感覺底部基石不穩。並且，更多的抗議個體與死者、政府之間「無直接利益衝突」；而石首事件可以理解為政法系統的一次規模反擊，因為這次事件之後，政法委專門製作視頻培訓全國維穩幹部。其中，在群體性事件中強制火化屍體成了標準操作，並美其名曰「移除興奮源」。

這個新詞並非網友的一時起意，已經成為「維穩學」專用名詞。我相信，它是官僚群體與紅色學者基於既有實踐的冷血結晶。

可資佐證的是，四川廣安市委群眾工作局的賀天彬撰文稱：「及時轉移遺體，是縣級人民政府妥善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關鍵。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遺體最為敏感，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如果不及時轉移遺體，就無法進入處置秩序，隨時引發群體性事件。要把遺體轉移到殯儀館作為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確保一旦出現非正常死亡突發事件，遺體能無條件及時轉移到殯儀館。」

這篇至今掛在四川省法制辦官網的文章，在開篇稱，每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百萬，2008年廣安市僅安全事故類就有98人，並表示這些措施借鑒了陝西省丹鳳縣等外地經驗。

在群體性事件中，遺體作為死亡的直接表達，或為一種道具，或為一種籌碼，成了官民對壘的重要載體，於是就有了抬屍抗議、善後談判等。用那些當事人的話說：「不怕把事鬧大，就怕成不了新聞。」

從維穩學的角度來看，移除興奮源，首要考慮的不是病理學上的危險，而是社會學上的威脅。移除並善後，就是對興奮源社會危險的一種排除。換言之，強制火化等於將死亡定格為一種純粹的客觀事件，從而控制或消除附加其上的事實細節與情感因素。

因此，搶屍，或曰移除興奮源，就成了一種維穩安排，成了一項規範操作。無論是強制方，還是受制方，可能存在雙重湮滅人性。

但是，尊重遺體，本是人類社會亘古不變的基本底線，即使兩兵交戰，勝者往往允許敵方派員掩埋、祭奠戰友。遺體是否完整，對生人而言是耿耿於懷的一樁心事。孝道中國，遺訓尚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東漢以前，曾設「髡刑」，就是把犯人的頭髮割掉，已是嚴厲的處罰。到後來，就算閹官，早年自宮之物不能丟掉，等到死時合體入葬。

莫怪網友提議，不妨新設一個警種專司「移除興奮源」；這樣的創舉應該申遺，估計韓國棒子不敢來搶。

回到平度縱火案，警方告破案情：受崔連某（承建商）和杜群某（村主任）的指使，2014年3月21日凌晨，5名平度人竄至耿福林居住現場縱火后逃逸，終釀慘案。目前，7人均被刑事拘留。從通報來看，警方此舉還算客觀公正，值得稱讚。但是，接下來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中，對幾個嫌犯適用什麼罪名，將是地方當局面臨的一大考驗。

長期從事刑事辯護的張慶方律師認為，如果對現場實行犯定了故意殺人罪，承建商、村主任定故意傷害罪，則民眾必然大罵司法不公，袒護權貴；如果均定過失致人死亡罪，當地老百姓還不得造反？如果均定故意殺人罪，不知道承建商、村主任會咬出什麼人？！

這裏派生出一個問題，負責「移除興奮源」的是警方，指令來自於更大的權力方，而背書的對象卻是奪人性命的嫌犯，或是形象崩塌的城管。如此大包大攬，替對方承擔風險，何以收場？我認同張慶方律師的擔心與建議，他說，「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專業人士和媒體能夠公正地引導輿論，不要讓民意再一次綁架司法，從而不合理地加重幾個涉案人的刑事責任。」

民意綁架並在止於善後，還在事前。比如死者家屬的過高要求，以及其他勢力的從中作梗。但話又說回來，誰願意糟踐親人的遺體？「挾屍」抗議之所以盛行，並非行動主體無理取鬧，而是無路可走的弱者武器。試想，連一具不能說話的遺體都害怕，這樣的地方政府何等心虛。

在資訊發達並且強調法治的今天，地方大員一手遮天的絕對狀態已難實現。命案既生，必然要走司法程序。一個健全成熟的司法程序講究證據，並可能展現真相，這又派生了另一問題：在整個司法程序中，雖然行政干預可以影響每個環節，但越往前越有利，尤其是強制銷毀具體的證據（比如遺體）。正如賀天彬文章所述，「要把遺體轉移到殯儀館作為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

如此「法定程序」代替或覆蓋司法程序，不能不說令人膽顫心驚。

就目前來看，儘管檢方與法院都可以被影響，但警力成了這種行政干預最有效的工具。當行政、司法沒了制約與監督，淪為合力，更容易把已經完善的司法程序，變成一種掩蓋權力失誤或者罪行的無望循環。

鬥文以計謀，鬥武以警力，鬥法以程序，孰輕孰重，不言自明。只是，當每一條生命意外離開時，不能沒有理由，不能沒有真相。公眾之所以對移除興奮源現象如此憤怒，是因為它突破了天理、人情與國法的底線，讓秩序蕩然無存。

其實，在「壓制」和「退讓」之間，尚存一塊很大的灰色地帶，執政者能夠藉此化解社會抗議帶來的衝擊。如果起初主動拋棄中立調查的身份，強行介入事件甚至主動激化矛盾，那點公信力還能扛得住幾輪消耗？這又何嘗不是日暮途窮？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