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2日訊】賈樟柯的《天注定》，我直到看完後才算明白，他為什麼會給這部電影起這個多少有點無奈的名字，即出身決定命運。

這是一部完全取材於中國現實故事的電影，其中每一個故事在中國社會都曾真實地發生過，每次事件發生，都極大地撕裂著中國社會，刺激人們的神經。最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事件發生的時間跨度是2001年至2010年，這是決定中國社會政治走向最關鍵的十年，社會分配格局完全定型，民眾與政府的關係從相信到失去信任。

胡大海：一位底層反抗者的生命悲歌

觀眾大都知道，影片中胡大海的故事取材於2001年山西胡文海持槍殺人事件。但與2002年胡文海被判死刑時的媒體報導相比，賈樟柯對胡大海的詮釋有了不同的視角。

2001年10月26日，山西晉中市榆次區烏金山鎮大峪口村發生胡文海持槍連殺14人事件。那時候的中國，「依法治國」被懸為治國方針，朝廷的目標是要將中國建成一個法制國家。因此，胡文海案的報導特別強調胡的目無法紀，私藏槍枝，濫殺人命。對於事件的起因，即村幹部在大峪口村煤礦有貪污、漏稅等嚴重問題，胡文海曾經發動村民聯名告狀，多次向上面舉報，反而被置於報導的次要位置，一筆帶過。

胡文海之死，其實緣於這個麻木不仁、官官相護的體制。影片表現了胡大海的耿直性格，他對遙遠的中南海主持公正的想像，村委會這一利益集團的共謀、以及同屬利益受損者的村民們對胡的孤立——這在當年胡文海的現實遭遇中也並非虛構，那121位曾經簽名的村民後來都躲開此事。胡大海要求公佈村財務，反而被焦勝利的打手們痛毆，村民們對此少有同情，反而奚落地給胡大海起個綽號「老高」（即高爾夫球，取其被痛擊之意），胡大海這位血性漢子在羞辱、絕望與憤怒交織之下，扛起獵槍去捕殺「動物」了。

當年，媒體記者在報導胡文海事件時，儘管受到諸多限制，其中包括自身認識，還是記錄了兩件事情，一是胡文海的敢做敢當，不管是在法庭上還是面對記者，胡文海一再聲稱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不後悔，只有遺憾——遺憾該除掉的沒除掉！」二是他臨上刑場時，與即將對其執行行刑任務的刑警們一一握手，連道「再見」，那種凜然與坦然讓觀者為之動容，我至今還記得自己看到這段情節時的心情。2001年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底層人越來越多地經歷了徵地拆遷、失去家園之痛，體驗了權力的蹂躪之苦，當2008年7月1日楊佳襲警案發生後，在民間，楊佳已成為義士、大俠，不再像胡文海當年那樣背負兇手之名。

姜武很好地詮釋了胡大海這個人物。賈樟柯還加上了胡大海槍殺虐馬的車伕，終於完成了一幅草莽英雄的白描。我一直猜想，他們將影片中人物取名胡大海，與明朱元璋的猛將胡大海同名，是因為電影的主創們想到：如果是在農民揭竿而起的年代，這位胡文海一定會成為胡大海式的勇猛戰將，而非殺人者。

三個小人物：中國底層青年的命運集合

王寶強飾演的槍手三兒，已完全沒有中國民間敘事喜愛賦予的俠盜色彩，只是一位為了自己生存而嫻熟地殺人劫財者。有人猜想三兒的原型是周克華，一位在蘇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慣犯。但我覺得三兒其實是許多命運相同者的縮影。影片交待了三兒的出生成長之地，一個被現代化的喧囂裹挾，但卻毫無前途的小鎮。該鎮的男青年大多無所事事，每天以打麻將賭博消磨歲月，有的人靠妻子外出賣身養家。三兒對這些同鄉青年滿心瞧不起，以獨行大盜為業。對於同行，他是兩者相逢勇者勝，比如影片開頭他連斃三位路邊毛賊；對於被劫對象，他是痛下殺手絕不留情。影片沒交待三兒的「修煉得道」過程，但從他的準備之嫻熟，對妻子都不透露半點行蹤的安全考慮，可見他已經成為同類當中經過百般淬煉的繞指柔，是中國眼下公共安全的剋星。

趙濤飾演的玉兒，與其說是2009年鄧玉嬌故事的再現，不如說是中國底層女青年命運的縮影。年輕時，看不到前途的她們拿著青春賭明天，希望找到一位好夫婿改變命運。這個願望落空之後，只能仍舊在風月場中謀生，但還希望做前台工作，以保持與「小姐」的區別，以此維護那最後的自尊。後半段故事就是鄧玉嬌遭遇的再現。片中那位嫖客的惡形惡相，完全取材於鄧貴大。這位在工作中尚算謹慎的小幹部，在風月場中竟然能夠視他人的尊嚴如無物，只能說是平常在權勢遠大於他的官員面前忍氣吞聲、長期壓抑的結果。中國人不少有這種雙重人格：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是卑微的奴隸，在地位低的人面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鄧貴大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在網絡時代遇上了鄧玉嬌。

打工青年小輝的命運更是當代中國底層男青年的命運濃縮。小輝不甘心青春在流水線上消耗，希望到傳說中的淘金之地東莞去打工，結果到了東莞風月場，有了愛慕對象，結果又親眼看到愛戀對象為客人提供性服務的不堪場面。在愛情與事業雙重失望的煎熬下，又回到流水線上打工。如果說此時他還有一點生命憑藉，即親情，那麼這點親情在他在與母親通話時感受到的委屈中化為烏有，於是他選擇了縱身一跳。

縱身一跳，是富士康這家位列全球500強的代工企業在中國欠下的一筆道德債務。評論多認為小輝死於愛情與事業的雙重失望，我認為是親情異化成索要金錢的籌碼所致。不少中西部農村與小城市都流傳到廣東淘金的傳說，許多見識淺薄的貧寒家庭總相信那句「東西南北中，賺錢到廣東」，以為人到了廣東就能大把地掙錢，將家裡所有的負擔，比如建房、兄弟婚娶費用、父母醫療費、弟妹子侄的學費全部寄望於外出打工者的身上。影片中，小輝在電話中反覆向母親重複「我沒亂花錢，我真的沒有亂花錢」，觀眾可以想像在電話的那一頭，小輝母親對兒子收入期望值高，因而責備兒子寄回的錢太少。這種事情，在不少打工青年包括在深圳工作的白領身上都發生過。

身份型社會：個人地位「天注定」

賈樟柯近年聲名雀起，我也找過幾部他的電影觀看，如《二十四城記》、《小武》等。但沒有一部能夠堅持看完，因為影片所展示的那種令人絕望的中國現實、讓人看不到底的社會沉淪，讓我感到自己被壓迫得喘不過氣。我找了個理由原諒自己沒能看完這些現實主義影片：每天分析這個國度的種種不幸，已經非常壓抑，就讓自己在有限的休閒時間內放鬆一下吧。

我認為賈樟柯這部《天注定》，堪稱中國當代的《清明上河圖》。如果說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中生動地展示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百業興旺、百姓安居樂業的繁華景象，賈樟柯的影片則真實地再現了這個時代的中國之醜惡、人們的無奈與絕望，以及少數人的反抗——自殺其實也是一種消極的反抗。

我再來猜想下片名《天注定》的想法由何而來。中國自本世紀以來進入底層上升通道梗阻、社會階層固化的狀態。這種狀況起因於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教育產業化後進入大學的青年無法就業。底層社會青年通過接受大學教育進入中產階級的上升通道已經斷絕，形形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壟斷了絕大多數機會與資源，出身底層家庭的青年只能以最低限度的謀生為目的，成為蟻族，甚至失業，過著無望的生活。中國社會結構基本定型，成為一個短期內無法改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少數上層佔有大部分社會財富，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與機會，龐大的底層成員構成了這個社會龐大的金字塔基座。

我曾多次指出中國具有前現代「身份型社會」的特點，這種社會中，人的成功主要依賴於家世而不是個人努力，即依靠父輩濫用公共權力、不公平地擠佔公共資源（比如公務員等公共職位）的結果，而個人出身是「天注定」，無法改變。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