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工業躍進盲目建廠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三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四月七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六月到八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一九五八年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一千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註十八）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三月，全省建廠一千多個；三月到五月，建廠三千五百個；五月到六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二十二萬個。其中，省辦的二千五百多個，縣辦的一萬五千多個，社辦的一十八萬五千多個。全省出現了十多個萬廠縣，二十多個千廠鄉，五十多個百廠社。（註十九）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一千五百三十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三十五個工廠投入生產。（註二十）只有一十三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五月底就建成了廠礦三百零七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一九五八年新建廠礦可達一千二百六十七座。（註二十一）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一九八零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一九五九年時百分之九十二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一九六二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五百零八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一百七十九處、設計能力七千四百八十四萬噸，占設計總能力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佔百分之七十七，因此從一九六零年四、五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註二十二）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六零年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一十二。虧損額直線上升，到一九六一年達到一百零五億元。其中工業虧損四十六點五億元。（註二十三）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三比四十七下降到一九六零年的三十三比六十七。（註二十四）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一九五七年一百三十八億元，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七億元，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五億元，一九六零年三百八十四億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九百九十六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百分之八十一。平均每年投資三百三十二億元，比一九五七年高出一點四倍。（註二十五）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一九五八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一千五百八十七個，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一個，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一十五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註二十六）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三百一十二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二百四十六億元，佔新增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一九六零年國民收入減少二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三十九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百分之三十八點八，木材為百分之一十四點八，水泥為百分之三十一點七，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百分之四十點七。在編製一九五九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五十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后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四百二十一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一百五十億元。（註二十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零一頁。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佔百分之三十九點一，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二。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三十五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一元。（註二十八）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一九五九年為百分之七十六點三，一九六零年為百分之七十三點三。見表二十四•四。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一九八一年，Ⅷ-三二，經濟管理出版社，第三十三頁。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后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准。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一九五九年的三千一百零一萬人，增加到一九六零年的五千九百六十九萬人，三年增加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人，增長百分之九十二點二。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一九五七年，城鎮人口總數為九千九百四十九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一九五八年為一萬零七百二十一萬人，一九五九年為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萬人，一九六零年達一萬三千零七十三萬人。三年共增加三千一百二十四萬人，增長百分之三十一點四。（註二十九）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二千二百一十八萬人。（註三十）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徵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飢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飢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一九五四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國慶十周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 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閑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志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一九六零年的財政收入竟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八十四，當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四十七，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一向只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三十多一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一九六零年八十一點八億的赤字的基礎上，一九六一年財政收入比一九六零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七點八，一九六二年又減少百分之一十一點九。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一百八十億元。（註三十一）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三百多億元，一百八十億元的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一九六一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一十四點七。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一九六零年達七十四點八億元，一九六一年仍有二十六點九億元。（註三十二）每一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一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一九五七年的五點二元降到一九六一年的四點一元。（註三十三）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註三十四）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一七頁。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一九六零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一九六一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百分之七十。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註三十五）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百分之六十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十八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百分之一十五，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一九六二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二十四•六。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十，有的地區上漲了百分之四十。（註三十六）

【資料來源】 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大飢荒網站」。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百分之四十七點六，豬肉減少百分之八十點六，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一九六一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五斤，上海三點六斤，北京、武漢二斤，天津、廣州一點七斤，西安一點三斤，瀋陽零點六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一十二斤，上海、北京三點五斤，重慶二點八斤，天津、武漢、瀋陽一點三-一點八斤，西安不到七兩。（註三十七）職工工資也下降。一九六一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五百三十七元，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低百分之一十五點七；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根據全國大、中、小一十三個城市、五百二十六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一十七點零七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一十五點五三元，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一點八七元。（註三十八）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百分之一十。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在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二十一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三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三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註三十九）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註解：

[註十八]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公報》，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註十九]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全民大辦工業的基本總結》，載《紅星》一九五八年第二期，轉引自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五十七頁。

[註二十] 舒倜 、方辰：《定縣辦地方工業前後兩個方針兩種結果》，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註二十一] 《布哈特旗大辦地方工業的幾點經驗》，載《實踐》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註二十二]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註二十三] 同上。

[註二十四] 據《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九六頁數據計算。

[註二十五] 吳群敢：《關於大躍進的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二十五-二十六頁。

[註二十六] 崔捷 ：《基本建設的調整》，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七十三頁。

[註二十七]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註二十八] 吳群敢：《關於大躍進的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第三十二頁。

[註二十九]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一零頁，第八十一頁。

[註三十]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人口遷移初步探討》，載《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註三十一] 王平：《財貿方面調整的情況和經驗》，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第一四零頁。

[註三十二] 同上，第一四一頁。

[註三十三]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註三十四] 《陳雲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七頁。

[註三十五] 王平：《財貿方面調整的情況和經驗》，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第一四二頁。

[註三十六] 同上，第一四三頁。

[註三十七] 王平：《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人民生活》，載柳隨年等編著：《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第一六四頁。

[註三十八] 同上，第一六三頁。

[註三十九]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二]二零六號：《中央批轉財貿辦公室、統戰部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