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器官移植数量的暴涨，其器官来源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质疑。而中共官方过去曾长期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直到2007年一月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才开始承认中国存在摘取死刑犯器官；到2012年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近日，有香港媒体报导称，刚出任中共当局新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黄洁夫，承认大陆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
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中共系统性撷取死囚器官作移植
据香港《明报》3月12日报导，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证实，由于大陆过去长期缺乏民众捐赠器官，因而曾经系统性地撷取死囚器官作移植用途。
报导表示，身为中共政协常委的黄洁夫称，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法院和武警等“局部的人”互相沟通的，没有办法说清道明。
黄洁夫续说，“我们为什么承认（取用中国死囚器官）？因为我们是系统地用死囚捐献，（因为）没有公民捐献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怎么藏也藏不住。”
报导称，对于目前是否所有死囚捐赠器官前，死囚本人和家属都已同意和知情的问题，黄洁夫坦承：“现在还没有做到。”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导，今年3月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红十字总会联合下发《关于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的通知》，宣布成立跨部门协作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出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洁夫曾是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是中共器官移植的“掌门人”。一年前，中共2013年的两会后，中共国务院宣布任免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免去黄洁夫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曾引发外界的关注。
千方百计掩盖系统性活摘人体器官作移植的黑幕 中共外交官说辞前后不一
据公开的报导，1994至1999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的六年间中国的器官移植为1万8500例。而到2005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多达两万例。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China Medical Organ Transplant Association）副主席石炳毅也曾公开说，到2005年为止，中国共有大约9万例器官移植。
由于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变化有限，那么从2000年到2005年间突然增加的4万1500多例移植的器官是从哪来的呢？
中共官方公布称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 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病人是从何处得到肝脏的呢？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中共当局在器官移植来源的问题上曾数度改口 ，千方百计掩盖系统摘取死刑犯以及法轮功修炼者、政治异议人士、维族人、藏族人等“政治犯”的人体器官做移植牟取暴利的事实。
2001年6月中共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声明，“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还在记者会上指出，“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声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表明，“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直到2007年1月11日，毛群安才开始承认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
2009年8月底，中共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向全世界用英文发布消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承认中国大陆所有器官移植中，超过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
2012年3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A pilot program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海外媒体《看中国》曾评论说：“中国每年肾移植手术的数量至少5000宗。能完成如此巨大数量的移植手术，与中共当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联合颁布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援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国际社会的揭露与谴责
长期以来，共当局对器官移植使用死刑犯器官问题讳莫如深，掩耳盗铃的行为令国际医学界人士所不齿。
国际著名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2011年针对中国死囚器官移植问题提出呼吁：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研究。
曾任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中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了非常专业严谨的调查核实。他们自费奔走于联合国和几十个国家，竭尽全力为法轮功群体和受害者伸张正义，促使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全面曝光，引发了全球震动。《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也几次登上知名售书网排行榜榜首。
2010年4月21日，胡锦涛访美期间，女证人安妮和在她之前冒死爆料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证中共在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表示无论中共如何销毁证据、威胁追杀他们，他们愿用生命作证，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2012年7月18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器官移植会议期间，“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 在会议地点附近举办了名为“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的研讨会。
来自法国马赛的医生金（Harold King）是一位牙医。因为需要向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讲述有关口腔卫生的知识，他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并成为“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发言人。
金说：“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也不管是哪种血型，都可以在两周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两周的等…
金说：“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也不管是哪种血型，都可以在两周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两周的等待期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器官库，很多人等待着被摘取器官，之后死去。
《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揭露：中国许多移植中心和综合医院是军（警）方机构。这些医院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门管辖。它们从器官移植中赚到的钱远远超过这些机构本身的成本。他们与监狱、劳教所等专政机构互相勾结，挥舞着侩子手江泽民 “打死算自杀”密令的上方宝剑屠杀了数万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的器官出售给世人。无本万利，由此滋生了一个为中国赚取上百亿利润的行业。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曾采访了三十多个证人，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葛特曼将这种行为称作“对全人类的犯罪”。
葛特曼认为，摘取器官的罪行二零零六年达到高潮，现在仍然在继续。按照葛特曼的信息来源，到二零零八年，最少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导致死亡。葛特曼还发现，其他团体人士如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团体人士也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受害者，只是数量没有法轮功学员那么多。
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痛斥，为盗取器官而“按需杀人”（Killing on demand）的行为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这种事情在当今世界存在，“是全人类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