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殘酷的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大飢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干，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裡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註四十八）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八千五百億斤，公布數為七千五百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三千九百八十億斤，一九八零年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四千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實際徵購糧食一千一百一十三點三五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一百九十五點一四億斤，增長幅度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二五，糧食實際產量按四千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零點二六。（註四十九）一千一百一十三點三五億斤比正常年景的八百五十億斤高出二百六十三點三五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占農民的口糧。福建省一九五九年全省糧食總產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十二點二，而從農村凈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十點九，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量減少十一點四五億公斤，而糧食凈徵購量卻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點四億公斤。糧食凈徵購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一九五七年為百分之十六點八，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分別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點九、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九十四公斤，下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四十公斤，一九六零年只二百一十五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八十七萬人。（註五十）福建當時並不是飢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四百多名勞動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一點零一六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四百多人口就餓死了七十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註五十一）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註五十二）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七月一日到九月底，全國徵購糧食二百六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四十九億斤，銷售糧食二百一十一億斤，比去年同期多二十二億斤。其中城市多銷十億斤，農村多銷十二億斤。全國九月底，糧食庫存四百一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六十八億斤。有十七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二千五百一十七萬。（註五十三）從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註五十四）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 報告說：「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了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肯定了雷南縣對糧食形勢的估計和做法。（註五十五）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一九五九年二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毛澤東不知底細，二月二十八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註五十六）

在這裏，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說明： 五七-五八年，五八-五九年，五九-六零年三個年度購銷數字中包括周轉糧和品種兌換，六零-六一年度和六一-六二年度不包括。財政供給是指軍糧。>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一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徵購指標一斤不能少。徵購任務的沉重壓力，上級對徵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裏再補充兩個案例：

一九五九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十月二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弔打了三十多名社隊幹部，十多人致殘，捕了三個公社幹部。十月二十五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四千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三十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十四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四人，撤職八人，受其它處分二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一百四十二人，當場打死一人，打殘病死一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裡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七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三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一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后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弔打七人，其中一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一百七十三人，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幹部被撤職。（註五十七）

遼寧省鐵嶺汎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里。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七十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十五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學著日本人的腔調訓話：「你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著三十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一九五九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六十七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八十八人，被「辯論」的一百一十二人。（註五十八）

農民本來沒有糧食，反瞞產私分是反不出糧食來的。到一九五九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認糧食真的緊張，但不否認一九五八年的大增產。四月十九日，李先念在中央電話會議上說；「今年的特點是大增產也大緊張」，他認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糧食產量還是比上一年度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五（上一年度的產量為三千八百九十八億斤，增長百分之三十五即五千二百六十二億斤）。他說，國家糧食庫存比去年同期減少了五十五億斤，今年六月底，庫存連三百六十億斤的最低線也保不住了，是統購統銷以來庫存最少的一年。（註五十九）

為了證明農民手中還有糧食，科學家錢學森又以科學為證。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錢學森又在《知識與力量》八、九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按照中國的平均緯度，接受的太陽能轉換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質，每畝糧食產量應為七點八萬斤，扣除陰天和非生長季節，也應有三點九萬斤。

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糧食年度，還繼續實行高徵購政策。

六 糧食部的喜訊，農民的眼淚

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但當時繼續頭腦發熱，認為糧食總產量將達五千五百億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糧食部長沙千里在他的報告中公布了這個數字后說：「在整個非常好的經濟形勢下，糧食形勢也好得很。」（註六十）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向中央提供了一個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分析了歷年城鄉糧食銷售情況和歷年國家糧食收支情況，建議把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的糧食產量定為五千億斤，徵購指標定為一千一百五十億斤，銷售指標定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七月五日上午六時，毛澤東作了很長的批示，說這個報告是一個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這個文件所述的意見，印發與會各同志。批示說：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下，徵購一千一百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二，下半年銷售計劃我感到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多了一點。是否可調為八百億斤，或八百一十億-八百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約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可以吃飽吃好。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配給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細地過日子，是否可按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裡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去年增產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劃出牲口飼料和豬飼料兩種，一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一半？人糧一斤，飼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內，力爭做到一畝田一頭豬。（註六十一）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徵購任務為一千一百億斤，銷售計劃為八百二十億斤。由於估產五千億斤大大高於實際產量，徵購任務一千一百億斤很難完成。為了完成毛澤東欽定的徵購任務，反瞞產私分還繼續進行。徵購糧食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用反右傾的的政治壓力徵購糧食。因此，糧食徵購任務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規。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李先念在全國電話會議上稱：「從七月一日到十月十日，共收購糧食四百五十三點八億斤，比去年同期多收一百五十六點八億斤。」他強調，收購糧食「是一場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要開展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和對右傾思想的批判。」（註六十二）殘酷的政治鬥爭終於從農民那裡拿來了糧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糧食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註六十三），字裡行間露出喜悅之情：「今年秋季糧食徵購運動聲勢浩大，來勢猛，進度快，為往年所沒有。從七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日，徵購入庫已達八百九十七 億斤，比往同期多二百七十五億斤……全年糧食徵購任務預計十一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兩個月，打破了往的常規。」這個報告還有其它的喜訊：糧食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二十億斤；出口調撥計劃完成了七十九億斤，提前三十四天完成了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十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達六百五十八億斤，為歷年同期最高峰。報告還承諾：中央確定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一千零七十五點八億斤的徵購計劃可以超額完成，各地決心很大，已安排了一千一百億斤，完成一千二百億斤是有可能的。……

宏觀報喜，微觀報憂。糧食部門的喜訊是對農民壓榨和剝奪的結果。正是反右傾運動，使這一輪剝奪比往年更加順利。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冬，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飢荒中餓死的人，百分之六十發生在這一年。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國家銷售給農村的糧食除了供給種經濟作物的農民以外，基本是徵購的「過頭糧」的返銷。從返銷的數字可以看出，每年七-十二月銷售少，一-六月銷售多。七-十二月離秋收時間近，農民自己可以維持一部分，一月以後，就得完全吃返銷糧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過頭糧徵得多，返銷糧也就多；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過頭糧徵得少一些，返銷糧就少一些。

註解：

[註四十八] 《湖北省委關於省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報告》，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六三頁。

[註四十九] 一九五九年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資料。

[註五十] 林強：《天災乎？人禍乎？——福建「大躍進」運動再認識》，載《福建黨史月刊》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註五十一] 章躍兵：《圖虛名招實禍 的「天下第一田」》，載《炎黃春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註五十二] 糧食部黨組：《當前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彙報》。

[註五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一四頁。

[註五十四] 《譚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麥座談會上的總結》（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記錄稿）。中共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印發。

[註五十五]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五十三頁。張裕彬等主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零頁。

[註五十六]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二百頁。

[註五十七] 《酆都縣誌》，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三十一頁。

[註五十八] 省、市、縣委工作組：《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共遼寧省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報送東北局。

[註五十九] 《四月十九日中央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的講話》，吉林省、江蘇省、山東省、四川省檔案館都存有此件。

[註六十] 沙千里：《反右傾，鼓幹勁，掀起紅旗運動新高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註六十一] 毛澤東：《糧食問題》，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三六頁。

[註六十二] 《中央書記處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電話二會議上李先念同志講話紀要》。

[註六十三] 糧食部黨組：《關於當前糧食情況和今後糧食工作意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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