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七十七）

北京時間：2014-02-22 08:08

【新唐人2014年2月2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七月二十一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註三十三）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問題。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一九三一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九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徵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与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一九三四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註三十四）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三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十三個問題：一，大躍進的成績；二，缺點；三，缺點的後果；四，對缺點的估計；五，產生缺點的原因；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經濟；八，三種所有制關係；九，民主和集中；十，缺點講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問題；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挂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一九五七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註三十五）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后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九千多字，講成績的只二百七十多個字。用了二十九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註三十六）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六月三十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一百七十七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一百七十六號是近鄰。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鍊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七月十二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註三十七）七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註三十八）七月十四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註三十九）

七月十七-八月一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七月十八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七月十九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註四十）

七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四十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四十億，而在於九千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註四十一）

七月二十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后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註四十二）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二十三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註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百分之十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注：「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里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註四十四）

在上海會議上，四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註四十五）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註四十六）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他為颳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 （註四十七）七月二十三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后，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註四十八）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七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註四十九）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註五十）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註五十一）

註解：

[註三十三]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頁。這裏說胡喬木電話時間是「在此前後」。而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中明確指出是二十一日早晨。

[註三十四]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興起，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三三二頁。

[註三十五]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一一五零頁。

[註三十六]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六二-八六三頁。

[註三十七]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八頁。

[註三十八] 同上。

[註三十九] 同上。

[註四十] 同上，第一一四九頁。

[註四十一] 同上。

[註四十二]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