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4日訊】今年1月23日北京人民日報旗下《環球人物》雜誌刊發一篇人物專訪，曾擔任鄧小平翻譯、後任某大型央企副總裁等職、現為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常務理事的高志凱在接受訪談時講出了國內一些真相。即使只從他講出的那些真相來看，也足以證明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出在外部而是還在內部。如果不承認，也沒什麼，就在我準備要做這篇短文時又看到新華社電稿：「中央紀委研究室指出，體制障礙是最大的障礙，機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
一
我們知道，在中國，體制就是制度的代名詞。中紀委研究室的這句話完全可以理解成：在中國，制度障礙是中國社會最大障礙，由制度障礙導致出現的機制缺陷是中國社會的根本缺陷。因此，無論要消除制度障礙，還是彌補機制缺陷，唯一要做的，就是改變中國現行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不改變，說一千道一萬，也是白搭。既如此，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利呼籲：我們再也不要強調要以某種思想作指導，再也不要高喊永遠高舉什麼人的旗幟，再也不要堅持我們現在實行的這種非民主制度，一句話，再也不要緣木求魚，自欺欺人了。
中國社會經濟弄到今天這個地步，說到底還是政府自身的原因。中國所謂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政府經濟」、「拼爹」經濟，並由此形成「權貴資本」。如謂不信，就讓我們來看看高志凱是如何說的吧。
高志凱認為首要的問題就是政府干預太多。「現在有很多政府引導基金。如果是市場化操作沒問題，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錢，然後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資金投向由政府決定，最後上不上市還得由政府說了算，這就很容易牽扯裙帶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基金賺不賺錢是一回事，負責人自己賺不賺錢是另一回事。
在高志凱看來，計劃經濟時代的遺存與痼疾，改革轉型帶來的漏洞與問題，新舊矛盾交織，令人震驚。很多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比如，「幾乎所有的央企和國企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總公司、一級公司、二級公司……基本按照國內的行政規劃走。」高志凱服務過的大型國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層甚至7層。
其次是權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凱看來，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權力大多集中在各級一把手的手中，沒有制衡。每個層級的公司都是一個決策單位，每年的國家預算來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決定。統一採購、招投標規定都形同虛設，每個環節都有利益交換。負責人可以從弟弟的廠裏買椅子，再把原材料賣給外甥。」
這種情況下，好東西可以當廢料賣，次品可以按高價賣。「一些油田打井的鋼管，以很便宜的價格賣給關係戶，關係戶修理一下，再賣回油田，品質無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臺支架，直徑兩米半的鋼管居然能像洋蔥一樣折斷；海底電纜本來應該是全銅的，結果兩頭是銅，裏面不是，放到海裏，一不小心就斷了，導致整個平臺斷電，損失巨大。」高志凱認為，這是現在國內安全事故不斷的原因之一。
與此相對的是監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紀檢部往往受控於同一層級的總經理。當我的預算、工資、升遷都掌握在你手裏時，我是不可能對你形成制約的。在這種體制下，聖人都會腐敗。企業裏的法律顧問、紀檢主任、監察機構，團夥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為貴，有錢一起賺。」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國家資財牟取私利。「一個地區的總經理想成為集團副總經理。他對我說，如果我能把這個事給他解決了，要黃金有黃金，要外匯有外匯，要房子有房子，他還可以給我安排20個人進來。」對此，高志凱用「驚心動魄」來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這些高管們也有「苦衷」：「別人都在跑動，他們不跑動也不行，因為領導不是聖人，不往前湊，再有本事也沒人垂青。說到底，還是這個系統的問題。」
還有，「負責人可以高價買一個親戚朋友的資產進來，基金虧了，但親戚朋友賺了；他也可以聲稱某個投資項目不好，折扣價賣掉。這種例子比比皆是。」而正因為政府干預太多，缺乏市場運作，才導致融資和投資的雙重不公。高志凱在接受採訪時說：「國內有幾家基金牛氣沖天，好的投資機會它都能搶到。不是因為它業績好，而是因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資爭不過它，搶專案搶不過它，等上市的時候，它還能跑到證監會去要通道。」
高志凱認為這種「中國特色」嚴重妨礙了基金的正常運作。不僅如此，已經發展到「現在連美國的投資銀行在國內找代理人都走權貴路線，最後變成不是找優秀的管理人和投資專案，而是看誰的爹級別高，這樣才能拿到項目。我能說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資銀行裏，還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員的子女。當然，這些子女的外語能力、海外經歷也都不錯，但如果因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資金，在市場上搶專案所向披靡，拼來拼去最後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個行業鏈全打政府關係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風險和問題。」
二
中國社會有個很奇特的現象，什麼要緊的話，都要由政府高官或像高志凱這種有身份的人說出來才行，普通百姓一說，就是罪過。比如上面這些話，由高志凱這種人說出來就沒事，他給鄧小平做過翻譯；可如果是一個普通中國人這樣講，就一定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甚至還會說你造謠，說你「擾亂社會秩序」，弄不好，就讓你像許博士一樣，還會有牢獄之災。其實，許博士不過就是宣傳新公民運動，要求中國官員公佈財產。他所說的那些與高志凱所抖露出的這些簡直沒法比。然而，政府不會追究高志凱，卻不能容忍許博士，真讓人難以理解。
回過頭來再說，只要你是一個關注中國經濟發展、關心中國社會進步的人，可以說，當你讀完採訪高志凱的這篇報導，第一個感覺，就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普通百姓的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更不是什麼民營、國企的問題，而是各級地方直至中央政府的問題；如果再擴大了說，把中國放到這個世界上，可以看到，根本不是像我們有些人在那叫喊的什麼中國被一圈敵對勢力包圍了，製造一個又一個「假想敵」。中國的敵人不是菲律賓，不是越南，也不是日本，更不是美國，而是我們自己，甚至正是一些政府官員，且是一個個高官。
我們從來就沒有把國內的事情真正做好過。我們沒有一天是真正依法治國。我們沒有一天真正實行「完全市場經濟」。中國所謂市場經濟後面的政治背景一天都沒有消失過。有些紅二代紅三代或官二代官三代們之所以豪氣逼人，賺得盆滿缽滿，並不是他們個人有多大能耐，有多少聰明才智，而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好老子，而這個「好老子」在中國這樣一種制度環境下不僅受不到應有的監督，而且往往還可以無法無天，於是，有這種老子的人也就不費吹灰之力，成為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富起來之後，並不念及自己那些可憐的同胞，其中大多數反而再也不肯繼續做中國人了，而是移民去他們的老子一生都在口頭上詛咒的那些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逍遙快活。對於這種現象，真不知應該稱作反諷還是黑色幽默。
至於中紀委那句話，本人是這麼看的。現在可以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社會制度問題，中國社會出現的絕大多數問題也都是由根本制度問題衍生出來的，但我們一直不肯這麼說。一直挨到今天，就連生活在體制中的人也實在忍不下去了，終於以中央紀委研究室的名義告訴全體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別的，正是體制問題，也就是社會制度問題；又由這種社會制度問題造成中國社會各種管理機制的缺陷。
在我們這種社會制度下，什麼現代企業管理，什麼官員廉政，什麼社會道德，統統都是自欺欺人。你聽說西方民主制度國家，有哪個官員敢於說「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嗎？肯定沒有。但我們有。十幾年前廣西就有一個城市的一把手「出事」前公開這樣講。你聽說西方民主制度國家，有哪個管著當地所有執法部門的官員在雇兇殺人後接受法庭審訊時說自己不懂法嗎？肯定沒有。但我們有。也還是在十幾年前，那個現在已經去了陰曹地府報導的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就有勇氣無恥地在法庭上這麼講。你聽說西方民主制度國家有哪個城市連續幾任交通部門一把手都是因腐敗落馬嗎？絕對沒有。但我們有。中原大省（而且不止河南）連續幾任交通廳長都是腐敗分子。更可笑的是，這些腐敗分子在上任時一個個都是信誓旦旦：絕不搞腐敗，可最終都是因腐敗而被「帶走」。
到了這種情形，還不從社會根本制度上反思，接下來要做的，也就只能像菜農割韭菜一般，對腐敗分子割一茬，然後等著他們長出新的一茬後再割。最有意思的是，中國的反腐敗與菜農還有一個根本區別，那就是每當韭菜長出一茬後，菜農一定要全部割完，絕不會因為什麼有所保留；而我們的反腐敗不同：割不割、能不能割，先割誰，後割誰，往往都有很多潛規則，甚至還會因某個腐敗分子後面的「保護傘」太大得以「平安無事」乃至壽終正寢。最奇特的是，據說還要考慮，割了某個或某些腐敗分子後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乃至影響中國社會根本制度。
諸位看官，一個社會因割掉某個或某些腐敗分子竟然會影響社會穩定乃至影響這個社會制度，由此也就不難明白這種社會穩定是一種怎樣的穩定，這種社會制度到底還應不應該實行下去。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自欺欺人的所謂「依法治國」下，給中國普通百姓的感覺，中國的反腐敗也就只能是沒完沒了。
既然今天不僅已經認識到了，而且終於敢於說出來了，那何不說得更徹底一點呢？也就是說，我們不去委婉地說什麼體制障礙是中國的最大障礙，就直說制度障礙是中國社會最大障礙，是制度障礙導致中國社會各種機制缺陷出現。只有中國的頂層真正敢於直面中國問題的根本，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而中國也只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制度，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走上民主道路，才能保證中國真正依法治國。而一個真正依法治國的國家，雖然仍然會難免出現腐敗現象，但即使總統腐敗，也絲毫不會影響這個社會的穩定。
這一點，西方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早就向中國人昭示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