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六十九）

北京時間：2014-02-10 12:00

【新唐人2014年2月1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九章「五風」肆虐

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著「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飢荒的一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飢荒年間的災難之一。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八月三十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裏可以更快一些。毛澤東於八月三十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註一）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八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讚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一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后一種社會制度比前一種先進，后一種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裡，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一九五八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一九五九年建成社會主義，一九六三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裏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一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裏不再重複。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注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后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五千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註二）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一些報道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裏「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三千多個。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十一月九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颳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一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一九五八年十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幹二百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一縣一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范縣（后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宣專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零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二萬斤；建成四至六所大學和一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九百九十三個自然村改造成二十五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十一月六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註三）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范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註四）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一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一九八九年一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一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共有農戶五千八百七十五家、二萬三千零二十五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一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挂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十一月七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十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十一月十七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布，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麼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颳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你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裡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一百一十五件，價值一千四百六十三元。之後，其它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裡的化肥、農藥搬走了三十萬斤。之後，商店裡的化肥、農藥一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裡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尺，棉衣一千三百零四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你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五隻雞全部歸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二千八百多隻，蔬菜六萬八千六百多斤。社、隊佔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頭豬、三萬六千二百五十一隻雞。集中后，豬死了六千一百六十四頭，雞死了三千六百九十一隻。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一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五千八百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一千二百多處集中到六十二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二百五十個合併為六十九個。三天內將二十七所學校合併為八所，而且全部學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一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準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二十八個幹部曾用打、罵、捆、斗、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六十八人。

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你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裡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裡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干不幹，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註五）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颳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五十二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里。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徙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三年間，共拆房屋一百四十四間，損壞農具三百六十件，平調木料五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一百九十隻、雞鴨五百七十隻、糧食六千、傢具和炊具一千九百五十件、勞動日七千七百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註六）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刮到一九六零年底。一九六零年十二月《鐵嶺縣汎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一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糾正，但不久又颳了起來。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高潮』，每一個『大發展』，都要刮一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挂鉤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颳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麼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註七）

「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群眾大量的財產被充公。四川省新繁縣一個調查證明，是上一級「共」下級的「產」，即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以這個縣的三個典型公社為例：國家「平調」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九；公社「平調」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一；管理區「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百分之十八點四；生產隊「平調」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百分之十四點六。（註八）

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共產風」刮到全國各地，刮到哪裡，哪裡的農民就傾家蕩產。本來生產力水平低下，硬要說到了共產主義；本來形勢不好，硬要說形勢大好；本來沒有條件搞供給制，硬是宣布搞供給制。

共產主義的天堂是靠假話支撐的，「浮夸風」也就成為必然了。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經濟，什麼都管，幹部水平本來就很低，加上公社過大的規模超過了公社幹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揮風」也就成為必然。「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幹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權力，權力高度集中又沒有制衡，就成了幹部特殊化的沃土。「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本來就損害農民利益，違背農民意願，要強制推行，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風」。所以說「共產風」是「五風」之首。

毛澤東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有一個認識過程。一九五八年八月說是三、四年或五、六年，（註九）十一月六日的講話中認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註十）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說「總的講，是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我們實際先進入了怎麼辦。可以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註十一）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的的講話》，其中有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思。在蘇聯以後，還是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桐城的報告上批示說：「至少在二十年內，不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註十二）

供給制是「共產風」的一個重要表現。據中央農村工作部會議簡報提供了二十四個省區供給部分佔的比重：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各佔百分之五十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龍江四個省；供給部分佔百分之六十、工資部分佔百分之四十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江蘇、江西、內蒙九省區；供給部分佔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七十、工資部分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的有安徽、湖南、遼寧、吉林、貴州、甘肅和寧夏七個省區。（註十三）

另據二十三個省、區的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六個公社統計：實行伙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個，佔百分之七十八點四三；實行糧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二千八百七十二個，佔百分之十三點五八；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九百八十九個，佔百分之四點六七；實行半糧食供給制的有二百六十一個占，百分之一點二五；實行完全工資制的人民公社有一百二十三個，佔百分之零點五八；實行勞動日制的人民公社有三百二十二個，佔百分之一點五一。在分配給社員的總額中的工資部分，平均每個勞動力每月工資，據二十個省區反映，一般是三-五元。

據河南、山西、山東、安徽福建、湖南、廣西、黑龍江等八個省的統計，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八千四百三十一個公社當中，已發工資的有六千三百九十三個，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點一三，大部分公社發工資二到三個月，準備發但未發的有二千零三十九個公社，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七。在兩三個月以後都無力發工資了。不發工資以後，就全部實行「供給制」了，即政府給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給就沒吃的了。（註十四）

註解：

[註一]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廣州，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三頁。

[註二] 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八頁。

[註三] 毛澤東對《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零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九四頁。

[註四]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八八七頁。

[註五] 馮有林、魏鵠立：《湖北當陽跑馬公社的「共產主義」考》，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九十二-九十四頁。

[註六] 田家英定稿：《韶山大隊概況》，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載《中國農業合作化史資料》，一九九零年第二期。

[註七] 中共遼寧省委工作組：《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八] 國務院財辦調查組：《關於四川省糾正「一平二調」清理退賠情況的調查估算（初稿）》，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註九] 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稿上加寫的話，一九五八年八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六零頁。

[註十] 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三頁。

[註十一]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