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6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結語：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五、中國的威權體制依靠什麼支撐？
如果要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作一總結，可以概括為幾個特點：
1. 公共權力私人化：中國的權勢階層已經將公共權力一概視作為私人謀取利益的的資本，每年被查辦以及被悄悄放過的大量貪污腐敗案件就是公共權力私人化的最佳註腳。
2. 暴力「合法」化：擁有「合法傷害他人能力」（註49）的政府機構工作人員使用權力誣陷平民，漸成司空見慣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個縣公安局副局長勾結他人誣告私人企業主蔡寶銀，強行奪走蔡的1.8億元巨額資產。（註50）如果說這個案件只涉及少數幾個官員，那麼2003年的鄭恩寵案件則是國家誣陷的一個典型。上海的「紅頂商人」周正毅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行拆遷居民住宅，為受害居民辯護的律師鄭恩寵被當局以「泄漏國家機密罪」逮捕，並於2003年10月判刑3年。鄭案表明，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隨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與誣陷手段對付一切他們不喜歡的人士。由利益集團操縱法律任意誣陷他們不喜歡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與暴力合法化現象。
3. 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近幾年在各地頻頻發生的城市拆遷事件與農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奪民財的經濟精英背後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撐腰。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聯合國曾譴責。
近幾年來，西方學者使用「失敗國家」這一概念來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註51）上述幾個特徵正是這些「失敗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目前與那些「失敗國家」的一個主要差別是中國還未出現從「軍隊政黨化」到「軍隊私人化」這一轉化過程。
可以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改革」這個曾經讓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概念已經被嚴重異化，上述現狀表明，從政治現狀來看，中國越來越向它的一些非洲盟友與北韓靠近。這樣一種完全拋棄了人民威權體制何以能夠存在？而且中國政府為什麼面對如此之多的問題不思改革？究其原因，這與下列三個重要因素有關，一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幻覺，二是開放以來形成「政治退出機制」導致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一）中國人的「聖君情結」與「清官夢」
中共統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與民眾對中共政府及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極大幻想有關。在許多民眾心裏始終存在著一個理想中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個對人民極其負責的黨中央，這是多年來中共通過反覆教育宣傳在民眾頭腦中定格的形像。許多民眾把目前中國存在眾多嚴重問題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中央的「經」是好的，只是被下面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縣有大批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儘管當地政府官員把他們視為「鬼魅」，百般打壓，但他們還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來解救他們。那些愛滋病患者說：「實際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邊就搞壞了」，「他們（指上蔡縣官員－作者注）所作所為不符合共產黨邏輯，共產黨一貫做事光明磊落」，「他們就象國民黨（事實上說這些話的人並未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作者注）」，「現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們又見不到。一到下面就變樣了。」（註52）
中國思想界對民眾的這種認識持兩種評價，部分人認為這是民眾的策略考慮，以便通過這種表述來爭取中央同情，藉此保護自己。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民眾一直懷有「聖君情結」與「清官夢」，以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願將中國引領到光明之途，只是由於貪官污吏處處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義精神願意為人民辦實事的「清官」無法施展才能，結果導致目前這種局面的出現。
筆者以為，這種「現代聖君賢相」的幻覺其實是中國傳統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文化的現代版，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民間基礎。中共長期以來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不但未改造這種文化，毛澤東時代還通過「造神」運動把這一觀念推到了極致，只不過「聖君」從封建時代的皇帝變成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罷了。幾年前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就是被視為「賢相」 而被賦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載了太多的民意和過於厚重的期望。這固然因朱個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極富魅力，但歸根結底還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夢想在起作用。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民眾再次寄希望於一點：共產黨高層權力的代際更替能讓所謂的「黨內健康力量」上台，從而維持中國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中共「十六大」之後，一如當年對朱鎔基的熱切期望一樣，人們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地盼望著新一屆領導人有能力有決心抑惡揚善、除奸舉賢，把中國帶入一個文明興旺的新時代。多數國人所期盼的「新時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識形態的長期灌輸下，中國人大多對民主政治其實並不了解，不少人還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虛偽的這一觀念──而是「新」在能夠安居樂業：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質文明潮流別將自己拉下太遠，農民則盼望政府能讓自己維持溫飽。
其實，這種植根于「聖君賢相」夢想的期盼忽視了現代政治的一個基本特點：專制政權初創時期的領袖往往是鐵腕強人，其個人的超常規權力經常超越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於是國家興衰、民眾安危往往取決於強人領袖的個人意志；而這種政權進入成熟期、且結束了強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袖個人的力量，領導者的個人意願往往只能服從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正因如此，毛澤東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規的個人權力，並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但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從制度的慣性；此後的領導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來越為現存制度的慣性所支配。領導者對現存制度所賦予的合法地位依賴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間就越小。
「聖君賢相」式幻想不僅存在於工農民眾當中，也普遍存在於知識分子當中。然而，這種幻想卻一次又一次被嚴酷的事實無情地擊得粉碎。山西省記者高勤榮因寫「內參」揭露運城地區當局弄虛作假、大搞假「滲灌工程」，次年即被該地政府以「受賄罪、介紹賣淫罪、詐騙罪」誣陷而判刑12年。（註53）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副社長桂曉琦將中央政府歷年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彙編成冊出版，幫助農民了解有關的政策法規和他們的權利，結果該書卻被江西省政府宣布為「反動書籍」，強行全部收繳，桂曉琦為逃避省公安廳的追捕被迫流落外鄉。（註54）高勤榮是想藉「內參」向中央反映情況，桂曉琦則是想借「中央文件」這柄「尚方寶劍」幫助農民，但他們信賴的「中央」卻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支持或保護他們，而是聽任地方政府踐踏蹂躪這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2003年SARS爆發初期，中國政府按慣例封鎖疫情消息，從而導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不得不將衛生部長張文康解職，讓他充當政府撒謊的替罪羊。但許多中國人寧可相信隱瞞疫情只是張文康的個人行為，而不願意承認這隻是張按照體制運行慣例所作的反應。其實中國政府早有保密法規明文規定：「重大疫情屬於國家機密，不得隨意披露」，況且控制新聞以「維持社會安定團結」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國，民眾對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沒有知情權，而政府通過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內部文件」制度讓各級官員按級別獲取「內部」信息。最近，中國一些鼓吹「現代仁政」的學者又在勸說民眾相信統治者的道德力量，繼續重複這一「聖君賢相」的夢想。
筆者不否認自己在90年代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時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統治者能夠為本階級的長期利益著想，將狼與羊的關係維持在一個能夠讓羊群維持再生產的臨界點上，因為雙方畢竟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里。但當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拉丁美洲國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獻之後，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專制（或極權）國家的任何改革，毫無例外都是該國權勢階層與精英群體重新瓜分資源的過程；改革的口號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稱是為了民眾利益著想，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事實。而在精英群體中居於弱勢地位的知識精英，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塊，整體上也必然走上與政治經濟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聖君賢相」幻想之現代版的存在，也與當代中國的冷酷現實有密切關係。在考慮當代中國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備有組織的反抗能力，而新聞管制也使得民眾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在傳統社會中，官民對峙所憑藉的裝備雖有優劣之分，但畢竟同屬於「冷兵器」時代的產品。而在如今，民眾充其量擁有熱兵器時代的早期裝備，而官方卻擁有核武器時代的先進裝備，以及信息時代的一切先進通訊、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對稱是盲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官方還擁有發布一切信息的權力，鎮壓民眾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釋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暴亂」。在這種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無反抗能力，也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
中國民眾與官府的關係，吳思在他的《潛規則》與《血酬定律》（註55）這兩本書中都有極為精當的分析，那些「元規則」與「潛規則」至今還在支配中國社會，並未成為歷史，「出售英雄」的戲劇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斷重演，只不過出場的人物與時代有所變化而已。
第二，民眾既然無法對抗體制化暴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只能使用個人暴力報復社會，而這種個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對象往往是社會上的弱者，並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張君犯罪團伙，雖然聲稱自己是報復社會不公，但其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人曾經施害於這個團伙的任何成員。近年來中國刑事犯罪案件高發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體制化暴力催化了個人報復性暴力。
（二）另類「政治退出機制」與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衝突日益增多、生態環境明顯惡化、道德秩序崩壞的社會裡，窮人感到絕望，富人感到擔憂，幾乎沒有多少人有安全感與幸福感。於是今天的中國人變成了世界上最愛離開母國到他國「尋找幸福」的族群。這種對外開放帶來的移居國外的機會，無異於給中國的貪官污吏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這個「退出」，不是指他們在本國政治舞台上退出權力中心，而是指他們在憑藉權力資本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后，退出這個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因為有這一「政治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中國的官僚階層通過「內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學者和民眾不知道的社會經濟真相，他們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紐西蘭、加拿大等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出國留學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發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其中不乏讓子女借讀書之機出國「打前站」者。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麼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什麼樣的「票」。
這一「政治退出機制」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為衡量指標。被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者詈罵有加的美國則成為中國精英們到國外定居的首選，它那富饒的東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灘，近百年來中國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總會在這片海灘上留下幾片貝殼。如今，遷居這些地方的中國新富們如同過江之鯽，匯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
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再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享嚴重污染的生態環境。對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權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因此，精英集團成員的行為明顯的短期化。
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中國既然不再被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員視為家園，他們自然也不必再為過分壓榨而產生後顧之憂，中國歷史上有關統治者與人民的傳統「舟水理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約束作用。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攫取帶來風險、並使統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被統治集團無限期擱置。
（三）外資的大量進入與國際社會中政治壓力的微弱
將前蘇聯的國際關係與中國今日的國際關係相比，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相當幸運。前蘇聯與歐美國家一直處於冷戰狀態，兩大陣營之間並無多少經濟交往，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牽絲攀葛的各種利益關係。而今天的中國不同，對外開放使得中國與世界各國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交往。到2003年12月底為止，中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41.7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已經佔據重要地位。（註56）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8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國投資。截至2005年5月底，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9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華投資，其中30多家設立了地區總部，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機構超過600家。（註57）目前，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於美國，居發展中國家之首。
預期中的巨大商務利益，使西方民主國家不再象冷戰時期那樣重視它們與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都受到本國商界的掣肘。在國際資本眼中，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市場，中國那13億人口的購買力不可忽視，至於中國的政治形態與人權狀況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即使當他們弄明白中國有購買能力的人口其實最多只有3億左右，但對於人口總數基本上都低於3億的發達國家的財團與商人們來說，這就夠了。正因為如此，當日本在1989年率先與中國恢復經濟關係以後，法國、德國相繼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重新交往，這種交往背後當然是經濟利益與巨額的商業合同。一些號稱「中國通」的外國學者給本國政府的公開建議是：「要想與中國保持經濟交往，千萬不能批評中國政府」。在法國與德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成為「政治問題」。（註58）國際社會這種實利主義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國政府在香港中學的教科書中可以如此總結自己處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六四事件』，中國在國際上一度受到孤立。當時中國採取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國孤立而採取敵對態度，以靜候與外國關係改善的時機到來。1996年，大部分國家與中國關係恢復正常，中國在國際上再擔當重要的角色。」（註59）
這種壓力減輕是逐漸的過程。香港回歸併逐漸納入中國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灣近年來由於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獲成功，隨著台商進入大陸投資者日多，台灣的政治形勢已經大為改觀，長達70多年的宿敵國民黨由於失去了執政地位，不少老國民黨人出於對「台獨」的深惡痛絕，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與統戰對象，台灣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經出現了多個台灣人聚居小區。即使在SARS為台灣帶來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比2002年同期增長74％。（註60）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不利於中國大陸的事情發生，可以預見，香港、台灣這兩個歷來被中國政府視為「反華勢力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已經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種作用。
用中國政府的話來闡述，目前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於我國」。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曾經是美國讓中國政府因人權問題備受難堪的場所，但中國政府的外交「智慧」確實在90年代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這個委員會的53個成員國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國、北朝鮮、蘇丹、越南、剛果、辛巴威等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狀況很差的國家佔據，這就給了中國很大的外交活動空間。除了利用這些國家在人權狀況上「同病相憐」這點情結之外，中國政府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援助」等金錢外交手段。一直以捍衛人權為使命的美國，終因在這個委員會中有太多的敵人而於2001年落選，此後雖然在這個委員會中重新獲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復它在這個委員會中原有的影響與支配力。2003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沒有提出對中國人權的議案，雖然被解釋成「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外交的犧牲品」，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變的一個風向標。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雖然這個獎項被國際人權團體視為人權史上的極大恥辱，是對人權本身的羞辱，但中國政府卻為此沾沾自喜。最能說明國際社會的態度的例證是，2005年7月下旬，聯合國發表報告，強烈批評辛巴威穆加貝（Robert Mugabe）政府最近發生的所謂「城市清除非法建築」的運動，導致70萬人無家可歸，違反了國際法。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還譴責說，辛巴威因穆加貝操縱選舉、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糟踏國家經濟而被西方社會普遍抵制，穆加貝政府的這種做法製造了「規模巨大的人道危機」。（註61）但中國近幾年總共有6000多萬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還有不少城市居民也因拆遷（類似於辛巴威的城市清除非法建築）而流離失所，發生了多起自焚抗議事件。無論是侵犯人權的程度與規模，中國都遠比辛巴威嚴重得多，2004年一位叫做白振俠的北京市民，就因住房拆遷曾在聯合國大廈前絕食抗議半個多月，但聯合國卻從未因此表示過要譴責中國政府。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國國會投票表決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手中已經不再握有「人權外交」的籌碼。對於中國政府而言，美國淡化「人權外交」，算是達到了中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對中國國內的民主化進程而言，這卻未必是什麼好事。近幾年中國政府不斷加緊控制傳媒，加強對反對聲音的鎮壓，國家安全部對社會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並公開化，實際上就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逐漸軟化立場的結果，因為中國政府不需要再擔心來自美國的干預。
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大大抵消了資本外逃對國家外匯儲備構成的壓力，為中國政府贏得了相當充裕的時間，可以比較從容地應付銀行系統巨額壞帳帶來的嚴重問題。
中國與各國建立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也對中國問題研究圈有影響：冷戰時期歐美各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他們的研究對象蘇聯很少有友好態度，而現在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則對中國充滿了好感與友善。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共同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廂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為西方投資者在中國的預期利益未能實現，這個神話正在西方社會逐漸退色。第二個神話則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了，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但這些不斷破滅的幻想在短期內並未降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美好期望，中國的任何小小的一項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釋出讓人感到前景光明的無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區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國問題專家熱情洋溢地解釋成「政治體制改革與三權分立」的試驗；此外諸如中共「十六大」召開以前的「新聞體制改革」神話，「十六大」以後的「胡溫新政」神話，以及「SARS危機將會促使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測等等，都是這種友善態度的結晶。
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政府真是充滿了友好和熱切期望，這是前蘇聯當局從未遇到過的好運。這種好感已經使得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應該被忽視的信息：比如中國政府從SARS事件上總結的教訓，絕對不是開放輿論、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緊密地對傳媒加緊控制；政府為了從紙面上徹底消滅SARS，臨時制定了一條政策性法規文件，將傳播SARS信息的人視為傳播謠言、擾亂人心，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懲；至於中國不斷發生的記者與網路異議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學者看作個案和個別政府部門的過當行為。
儘管國際社會裡仍然有很多組織和人士非常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自由，但他們畢竟不能左右各國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筆者以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錦上添花的作用，絕非雪中送炭。當年蘇聯若不是要建立一個以自己為領袖、能與西方對峙的龐大紅色帝國，絕不會拿出那麼多的物力人力來「支援」世界革命與中共。
上述所有舉措均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穩定」。但中國政府並未利用這一時機實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熱衷於用營造經濟繁榮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資，與此同時採取各種為淵驅魚的方式激化著各種社會危機，加劇各種社會矛盾。
結語：中國的前途不可樂觀
本書的分析表明，希望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能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些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它花費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等，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但筆者的看法卻沒有那樣樂觀，儘管中國共產黨通過種種以「改革」名義出台的措施與對國家機器的修補，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國社會變成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從而使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能夠在今後10到15年的時間里勉強維持下去，但這樣一個距離現代民主政治越來越遠，既不能保證人民的生存權，且被本國精英棄如弊履的國家，稱得上是在「健康發展」嗎？中國的實況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執政黨撐不下去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上大動亂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將比以往任何時代的重建都困難得多。這樣一個中國，將為世界帶來什麼，幾乎不言而喻。
中國究竟應該維持目前的專制政治還是應該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現成的：維持目前這種體制，就是維持少數精英集團對人民大眾的掠奪。那麼剩下的問題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又將如何？君不見，在拉丁美洲一些號稱「民主化」的國家中，人民不是依舊生活於水深火熱當中？
可以預見，中國的民主化將會是一個漫長曲折且危機四伏的過程。根據中國百余年來引進西方文明那種種「淮桔成枳」的經驗，以及目前中國已具備「失敗國家」的基本特徵這一現實狀況，筆者只能說，民主化將使中國在威權體制之外多了一種選擇的可能，但並非包醫百病的靈藥。中國是否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區別在於是由誰來計算機會成本。對於一部分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時間伺機「退出」中國；而對於另一部分還希望（或因種種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備了操縱「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備這一能力，「改革」也許可能開始；對於公眾來說，則有一個由我們這一代來支付改革成本，還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問題。
兩百多年前美國發生了偉大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是「波士頓傾茶事件」。該事件發生后，美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討論：與英國的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結論是，現在固然可以不開戰，但這場戰爭遲早還是會發生；既然戰爭不可避免，與其讓子孫後代為獨立付出血與火的代價，還是讓我們這一代人承擔責任吧。於是美國人民在其開國元勛的領導下，書寫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一筆。
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拿出美國人民當年的勇氣？從1840年開始，中國已經有了一個百余年立憲猶未成功的悲劇，不應該再有一個150年還建立不了現代民主政治的悲劇。曾經有過輝煌文明歷史的中國人，應該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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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9：此為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中的用語。
註50：「1.8億資產如何一夜被奪，億萬富翁為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婦億元財產來源調查」，《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註51：Robert I. Rotberg,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The Washington Quartly, 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註52：胡佳，「河南官員如何應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見www.chinesenewsnet.com。
註53：「一名記者的功罪是非」，《中國社會導刊》，2001年第1期；「耗費億元製造抗旱神話樣板工程原來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註54：「一本奇書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頭版。
註55：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註56：《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2月24日。
註57：2003年數據見「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陳健在『2004全球建築峰會』上的講話」，http://chenjian.mofcom.gov.cn/aarticle/speeches/200405/20040500220473.html 2004-04-15 13:38；2005年數據見「中國批准外資企業52萬家，利用外資5,844億美元」，2005年7月12日，中國網http://www.bjid.gov.cn/mrkx/contents1.asp?infoid=20050712122855060001。
註58：筆者2004年4月至德國訪問，幾位留學生告訴我：「你現在來情形還好一點，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來這裏，任何批評中國的言論都會引起政治問題」。筆者曾詢及一些學者，這一說法得到印證。
註59：張文光，「港教科書『六四』內容形同篡改歷史」，《大紀元時報》2004年5月31日。
註60：「台灣反思薩斯風暴對投資大陸影響」，VOANEWS，2003年5月29日。
註61：UN Radio News for Monday 25 July 2005, http://radio.un.org/print_all.asp?NewsDate=7/25/2005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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