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 結語：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二、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價？

中國底層社會的不滿早在1992年後就開始了。「六四」事件沒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動亂，關鍵在於當時的工人還是改革的受益者，農民還在享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餘蔭。中國民眾歷來有如一盤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還能保住，就對別人的受壓制與受剝奪熟視無睹，少數不良分子甚至還幸災樂禍。

自鄧小平「南巡」后，中國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運動」(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制等，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改革」除了為政府官員創造了暴富機會之外，還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現有政策與法制體系根本無法對官員們的貪污腐敗行為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狀況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泛濫成災，併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經濟成就，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佔總人口約1％的上層與4％的中上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於「搭便車」的關係也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廣大農村人口與城市下層人民則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註10）

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9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終於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觀念依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儘管中國從毛的暴政下解脫還只有20多年，但國人似乎得了「集體健忘症」。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階級鬥爭造成的大量「政治賤民」，為安置城市失業青年而推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滿天飛的「反革命罪」，因說真話而被殘酷殺害的張志新、遇羅克、黎九蓮、王申酉等優秀青年，（註11）所有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已被人們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員的相對廉潔、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等，卻魔幻般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並被說成是真實的歷史存在。中共為了讓自己的合法性不受傷害而制定的不許討論「文革」的規定，既讓年青一代無法正確認識「文革」，也讓經歷過「文革」的工人農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記歷史真實。若仔細觀察社會現實就會發現，這種對毛的懷念與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急於通過各種政策與「理論」迫使社會承認現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從1999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已經放棄對弱勢集團的利益保護，並採取種種政策傾斜的辦法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誌一：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可視作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此後證券市場各種醜聞不斷，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掛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幾年最著名的醜聞有1999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2001年的「興業聚酯事件」、「銀廣夏事件」；（註12）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註13）

標誌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於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污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提出所謂「三個代表」理論。這一理論中的所謂「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註14）第三步則是2001年的「七一」講話，公開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開闢了一條制度化的通道。

標誌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90年代後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屬施惠于上層、中上層，而那些幫助窮困民眾度過難關的政策卻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優於一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一階層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3成，2001年公務員薪資又在4月和10月分別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7成，2002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3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提出的翻一番的目標；（註15）而就在2001年政府卻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後即不再予以補助。2000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註16）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又如，政府從1998年開始造勢的「債轉股」，因為對一些經濟利益集團相當有利，雖然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也強行在2000年初出台；只是後來因為這一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個錢袋的舉措有導致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標誌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高等院校的利益要求，結果近幾年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份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有關方面1998年對全國14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總支出為5,929元；近年來這個數字又有明顯增長，其中僅學費一項就達到4,000至5,000元，個別學校每年需交的各種費用加在一起近萬元。有的學校包括中學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旗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註17）「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註18）而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且貸款擔保門檻太高，令許多「貧困生」望而卻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與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53.4萬人，申請助學金額為33.37億元，但只有17萬名得到了貸款，全部貸款合同金額為12.62億元，（註19）分別是申請人和申請額的31.8％和37.8％。許多貧困的農家子弟與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只得放棄上學機會。據2002年一項調查所示，高校學費在10年間漲了100倍，農民種10畝地的收入養不活一個大學生。（註20）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萬，比上年的115萬又增加了9.4%，2003年將有（註21）2萬大學畢業生，比2002年多出67萬。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萬大學生競爭1.5萬個職位的局面。212003年在北京、廣州的大學生畢業生招聘會上出現的勞動力供求關係極度失衡現象表明：中國已經真正進入「就業的嚴冬」。（註22）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像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註23）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國79.9萬人報考2003年碩士研究生。（註24）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的大學生只佔適齡人口的4％，相當於現代化國家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為12.5％）的三分之一，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減少下層社會成員，改善社會階層結構。中國的這一「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佔人口83％的下層人民（註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與文化素質。

與此同時，當局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重新撿回了改革前的統治策略：一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除了嚴格控制主要官辦傳媒這架不斷製造謊言的機器之外，還大力整頓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分子。政治高壓與輿論控制互為表裡，已成為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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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參見拙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書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頁至第16頁；未作刪節的全文刊登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0年第3期，第68頁至第93頁。

註11：張志新、遇羅克、黎九蓮是在「文革」期間被殺害的，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四人幫」頭上。上海市華東師大學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間獲罪，但那時「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政府並未殺他；「四人幫」垮台後，在新任上海市委負責人蘇振華、彭沖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獲平反，反而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此案明明是錯殺，但至今無人承擔任何責任，甚至禁止公開案情。

註12：分別見《財經》雜誌1999年4月號，2001年4月號「興業聚酯疑竇」，以及2001年8月號「銀廣夏陷阱」。

註13：《財經》，2000年10月號。

註14：參見拙作，出處同注11。

註15：《世界日報》(北美)，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匯報》報導。

註16：「費改稅」是一項農村稅收政策的改革。從90年代初以來，中國農民負擔太重，除了中央政府收的稅之外，更重的是地方政府攤派的各種費用，如教育費、修路費、人頭費、特產稅、教育附加費等等。1998年經過農業部統計，有些地方政府向農民攤派的費用（稱之為「亂收費」）多達40多項，最少的也有20多項，導致農民種田無利可圖，苦不堪言。中央政府曾想改革，將各種地方政府徵收的費用合併成幾種名目確定的稅收，以禁止地方政府亂收費，並充實中央財政。但因為地方政府官員的工資福利多來自於亂徵收的費用，據說高達60％的份額，因此這項「費改稅」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強烈抵制，所以中央政府還剛在幾個省搞了試點，立刻就在地方政府的強烈抵制下停止辦理。2001年6月下旬，受命到各省推行「費改稅」的吳邦國還在山東省省委擴大會議上大講費改稅的重要性，以及中央推行這項政策的堅定決心，朱熔基就在清華大學對學生的一次講話中說要在全國停止這項政策的推行。

註17：新華社瀋陽2001年2月13日電：「教育產業化不能等同於教育商業化」。

註18：「來自貧困大學生的調查報告」，《北京青年報》，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註19：「央行(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切實落實國家助學貸款各項政策」，新華網貴州頻道，2002年1月14日。

註20：「念書賠本？－－來自湖北京山縣的鄉村調查」，《南風窗》2002年9月下。

註21：「今年求職有點冷」，《北京青年報》，2002年1月14日。

註22：中青在線，2003-01-16 07:49:00；「大學生趕集」，《南方周末》2002年12月31日。

註23：「考研全接觸」，天津《今晚報》今晚網，2002年1月14日。

註24：大洋網，2003-01-14 21:24:00。

註25：數據參見拙作「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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