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3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 結語：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2001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可說是重大轉折點的事情，那就是江澤民發表了「七一講話」，這個講話的核心是承認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共同統治中國的利益格局。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改革造成的現實始終是毛澤東創立的意識形態所不能承認的，那麼「七一講話」則表明中共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

一、中國的經濟改革：對毛澤東化私為公的逆轉

儘管中國的改革進程錯綜複雜，其理論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曖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轟轟烈烈地實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時不時地在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與黨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紅旗》雜誌）上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反對私有化。這種言行不一常常讓民眾摸不清頭腦，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刮過來。但從已經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來看，這場改革的主線就是對毛澤東領導的「化私為公」式革命實施逆向變革──即「化公為私」。作為改革主導思想的「放權讓利」就是以「私」為槓桿，推動經濟發展。在作為改革發韌的農村改革中，所謂「一包就靈」其實就是「一私就靈」；解散「人民公社」則是從「一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這一改革確實將破敗不堪的農村經濟從破產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有一點卻一直被理論界有意忽視，那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由於人口壓力與土地稀缺等特殊國情而被迫退回到小農生產狀態，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有著致命的傷害。城市改革也是發端于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則先從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開始，而後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過股份制和「權貴私有化」滿足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顧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可以說20世紀後半段的中國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共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一個有產階級，但並未因此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相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貧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只是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機。1978年在危機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使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其社會後果卻是中共政權的官員群體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後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標、改革路徑與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對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後，才可能對中國「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1、改革方略

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機推進型改革。儘管當時毛澤東的專制已將中國推入危機的深淵，但習慣於宣稱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優秀制度的中共領導層並無遠見卓識。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動機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機，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這種改革動機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類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務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洋務派官僚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軍事工業，中華帝國的文物典章即社會制度則為西方所望塵莫及。

號稱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80年代初其實並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稱為「改革思路」的只不過是「開放以引進先進技術」。被政府奉為改革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毛宣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政治形態則仍然是極權政治──不過，中共考慮到以往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大肆宣傳已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變得臭不可聞，為了便宜行事，讓公眾在觀念情感上能夠接受，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代替了「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與毛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有著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既是鄧小平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為「后鄧」時代留下了無窮的麻煩。近幾年江澤民試圖彌縫這一內在矛盾，於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註1）在2001年又發表了「讓私營企業主入黨」的「七一講話」，（註2）無非是要克服這一內在矛盾，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結合提供意識形態依據。

曾讓毛后的幾任中國領導人歆羡不已的「東亞龍」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但其專製程度遠比不上中國的極權政治，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權力於一身的永久執政的黨政一統結構。中國的「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並不只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天性所使然。鄧小平從來就沒打算放棄毛建立的專制權力；他天生沒有理論興趣，也不想認真解決經濟改革與毛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內在分裂。他只是憑藉自己的政治權威選擇了兩個極其短視的方法：一是採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說，並用哲學外衣將其包裹起來；二是發出一條他自鳴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爭論」，以為如此就可永遠迴避這一矛盾。這兩條與他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結合，就構成了所謂「鄧小平理論」。（註3）鄧小平將「實踐」奉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固然避免了經濟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官方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表裡不一，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共將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與此互為表裡的民主自由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歸罪於西方民主思潮，並由此確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戰略。整個90年代，從小學到大學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為這一戰略服務，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生就必須背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蘇聯東歐轉型中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被政府的宣傳機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更是讓他們如獲至寶。通過持之以恆的意識形態教育，「民主」在中國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談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中共政府宣傳了幾十年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當官要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而這種「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讓民眾產生「民主」與「動亂」相關的聯想，從而贊同當局的口號：為了「生存權」寧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與當時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利益集團化的趨勢不明顯有關。而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進一步市場化，經濟學界、法學界等可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專業精英已逐步與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大學等事業單位也可憑藉壟斷地位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擁有的教育資源轉化為金錢，如出賣博士碩士文憑等。在利益驅動下，不少知識精英也認為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有其獨特優勢，認同了當局宣傳的「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種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這種不觸動社會權力結構的「跛足改革」，決定了中國最開始市場化的不是別的任何資源，而是政治權力；也決定了中國當代社會精英中的大多數只可能通過「血緣繼承」的方式從改革前的舊精英轉化而來，或通過權錢交易而產生。這種利益轉移具有極大的隱蔽性，但其長期危害性卻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顯現出來。如果要解讀中國改革以後的歷史，可以將「權力市場化」視為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同時它也是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一把鑰匙。

2、改革目標

由於領導層的既定方略以及為領導層服務的智囊們膽識所限，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只設定了一些階段性目標，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註4）每一階段性目標的形成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今天看來當然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確實牽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與一小群知識精英的興衰榮辱。由於改革時期社會形勢變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內容的目標都只不過領了兩三年風騷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確定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說法的壽命最長，從1995年以來直到今天仍被當局懸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其解釋則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應以國有企業數目逐漸減少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標準，還有人以為應該以政府審批經濟項目的權力逐漸減少為標誌。這當然都是皮相之談。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在中國凡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各種壟斷性資源的配置，迄今為止仍然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由這一根本特點觀之，只能說中國到現在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個「模擬市場經濟體制」，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過非常動聽的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至於讓哪一部份人通過何種手段先富起來，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不過20多年改革的實踐證明，經濟的結果是讓少部份權勢者或與權勢者進行利益交換的人通過大量貪污腐敗活動先富起來了，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3、改革路徑

所謂「改革路徑」的選擇，簡言之，就是選擇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由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這一選擇說到底其實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決定的。既然中共只願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導致各種尋租活動的泛濫。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鄧小平家族大張旗鼓地下海經商為尋租活動開了先河。鄧在世時，指責他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即其子女下海經商）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一些人認為，鄧的家庭觀念很強，因「文革」時期子女遭受了許多痛苦，出於補償心理，對子女下海經商並不約束。於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敗之風蔓延。有人據此把鄧的個人選擇視為腐敗盛行的主要原因：「在體制缺陷已經成形之後，體制缺陷是造成腐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產生這個缺陷之前，在最初的決策者作出最原始決策的時候，人的因素，決策者的一念之差，卻對將來是否產生體制化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註5）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現存體制的缺陷產生於改革時期的初始政策選擇，實在是對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本質缺乏了解。

中國走上目前這種改革路徑有其深層制度根源，因為這種改革路徑最容易完成權力和利益的代際傳遞。中共自掌權以來就不斷鼓吹「接班人理論」，其內核就是要承認政治高層的子女們與生俱來就享有繼承父輩壟斷性權力的特權。這一說法其實是為處於中國政治制度核心的權力傳承機制張目。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上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顯然不便再象北韓金日成父子那樣通過「父傳子繼」的方式直接繼承，但中共高幹群子女除了享有優先獲得政治高位的特權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繼承父輩的權力，而作為贖買政治繼承權的最佳補償物的經濟資源就必然成為首選。中國政治上層從未有人真正反對過這種權力(利益)繼承方式，而且實際上向來互為同僚的子女親屬大開此方便之門。（註6）既然上層的權力可以如此繼承，中下層幹部自然樂於群起仿效，最終結果必然是腐敗泛濫成災，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這種把控制國家機器和壟斷性資源之權力私相授受的權力傳承機制，實際上就是今日中國的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無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目前無法克服腐敗，還因為腐敗已成了維繫中共統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空殼化的行為本身就蘊含著內在危機，但這種危機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經濟利益作為替代品時還未顯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當局既無法為社會各階層源源不斷地提供利益，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壓(包括日益廣泛地藉助安全部門的特務監控）（註7）及對社會輿論的高度管制來加強社會控制。（註8）

任何政府如只能藉助政治高壓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官員們足夠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對專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給予龐大的官員隊伍以經濟利益，已頗感困難的中央財政將不堪重負。所以當局表面上並未直接給其官員們太多利益，官員們的工資並不比普通職工高多少，他們可獲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著于職務上的各種「待遇」之外，主要是通過權力來攫取，如貪污受賄，此外還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中國的當代政治還有一大發明，即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創收」，如此則集體性腐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機器運轉的「潤滑油」。

目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並不是真要杜絕腐敗之根源，他們一方面是借遏制腐敗安撫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擔心腐敗會導致高度軟政權化。因為在高度軟政權化的狀態下，各級政府部門將無力實施高層制定的各項政策，各級官員牟取利益之舉往往是以損害政府政策與國家法律為前提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國將不國、黨將不黨，與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方式無異。而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個高度腐敗、只照顧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

4、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論的產物。如前所述，中國事實上沒有稱得上理論的改革思想。鄧小平實際上是一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以「貓論」與「摸論」鼓勵國家機會主義盛行。「貓論」與「摸論」是為了對抗當時黨內高層的教條主義者而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消解「兩個凡是」之類的教條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後來用作制定各種改革政策的理論指導，實際後果就是導致國家機會主義泛濫。一個政府在有關國家發展的施政方針上過度地不講原則，只是根據當時的短期利益不計後果地作出權宜之擇，必然會留下相當多的後遺症。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朝令夕改，讓公眾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廣東等地流傳的一句「致富經驗」就是：「凡是政府讓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情，就要趕快去做」。1989年以後的最初一兩年，執政集團要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打擊私營經濟，曾重新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強行收回大量原先發給私人企業的貸款，其後果是使一批小企業破產，使國有企業失去了一些客戶與供應商，使一批民眾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又再次肯定私有經濟的作用。對私有經濟這種拉鋸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過程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私營業主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資本大量外逃（註9）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中央政府必須不斷地制定各種新政策，而在軟政權化狀態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不斷利用一項又一項新政策出台的機會，前赴後繼地推進著中國大面積的貪污腐敗與黑社會化進程。

不講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盛行的又一結果是，鄧時代與后鄧時期的政府已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維繫官員上下級關係的早已只是利益關係，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機行為成了做官的唯一準則。官員們可以在會議上表態要廉潔奉公，會後立刻到酒樓花費公款吃喝嫖娼，從事各種貪污腐敗活動。這種國家機會主義行為還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近幾年發生的幾次中美衝突中，政府一方面通過學校組織學生上街遊行，高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命令所有的傳媒精心製造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愛國主義精神」，利用這種反美情緒作為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另一方面，政府高層又為了各種無法向公眾說清楚的理由與美國妥協。在這種以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學生一再被愚弄，社會公眾甚至都無權知道一些重大的國際條約內容。比如江澤民與俄羅斯普京政府簽訂的中俄條約，正式承認了中國官方教科書中一再強調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對這些國家大事，國內公眾卻完全無法了解詳細情形。

當然，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失誤不止這一些，但討論其中詳細得失已超出本書範圍。

———————

註1：《人民日報》，2000年2月26日第1版。

註2：「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年7月1日第1版。

註3：《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人民出版社。

註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註5：「改革開放簡史及兩極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貼于《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網名「同志們晒黑了」。

註6：由於中國嚴厲的言禁，這方面的材料幾乎不可能見諸於國內的報紙與各種媒體，但有些事情國內盡人皆知。例如，「六四」時期學生的反腐敗批評曾針對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創辦的康華公司；前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陳小同與前首鋼公司黨委書記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鄧質方的經濟合作關係；《證券市場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華能國際」，披露了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妻子朱琳參与華能公司運作的內幕，該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當大的震動，據海外媒體報導，武警總隊除迅速將馬海林軟禁外，同時致信李鵬，強調武警部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並表示此文是由馬海林的妻子撰寫，以馬海林的名義投稿；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黨》一書也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註7：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專任研究員陳梓龍於199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當前大陸政治、社會穩定性之評估」，該報告曾根據《時代周刊》、《遠東經濟評論》、加拿大《環球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大陸《經濟日報》等多家媒體自1998年以來的報導，整理出兩份表格附於該報告之後，其一為「近年來大陸各地重要示威抗議活動情況」，其二為「大陸異議人士組黨及中共鎮壓情況」。該報告列舉的事實部份反映了大陸社會不穩定的狀況。查閱該報告的網址為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htm。

註8：參見任不寐發表於美國《民主中國》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這組文章列舉了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高勤榮因披露運城地區假噴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姜維平因揭發大連市長薄熙來劣跡而被捕等案件；中國新聞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報》披露河南盧氏縣縣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該縣委通知在全縣收繳《工人日報》；此外，海南的《天涯縱橫》網站也因類似原因被暫時關閉。

註9：資本外逃詳情見本書第五章有關章節。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 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