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9日訊】湖南獨立文化人劉一木創作的《這些長沙人》進入後期製作時素材遭國保刪除，他向當局要求公開處理意見卻不獲答覆。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稱，他下一步將聯名向當局要求公開處理依據。同時長沙方面近期加強對異見人士的監控，長沙多個異見人士被限制出境。
不可否認，隨著物質水平的不斷提高，數碼產品日漸普及，很多民間攝影愛好者都擁有高檔攝像機，不僅可以拍照，而且可以用來拍DV，這打破了官方媒體對拍攝影像的壟斷。當獨立製片人扛起一部小型攝像機，行行攝攝的過程中便記錄下歷史，將其剪輯整理，圍繞某個主題配以文字解說，也就成了紀錄片。
在互聯網尚未進入中國的時候，雖然也不乏攝影愛好者，但他們的作品要想廣為人知卻很難，除非被電視台採用，而在視頻網站風靡的網聯網時代，他們的作品卻很容易通過網絡與觀眾見面，只要夠份量，依然可以一時間洛陽紙貴，傳播效果絕不比在電視上播放差。
然而，在中國，因為互聯網的使用者與日俱增，所以，一直視新聞自由為大敵的執政當局開始對互聯網實施管制，雖然網民依然在不斷增長，但是，網絡的自由度卻在不斷下降。不僅圖片和文字都會遭到審查，而且連視頻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倘若視頻內容被認為敏感，要麼無法公開發布，要麼就是在公開發布後會遭到刪除。
毫無疑問，在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中國沒有絕對獨立的媒體，即使是商業媒體，依然帶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在很多大的問題上必須與官方保持一致，至少是保持沉默不唱反調，否則就會被強令閉門謝客，或是相關人員遭到整肅。而電視媒體則官方色彩更濃，非官方而不能辦，而受到的管制也更為嚴厲，所以，獨立製作的反映社會陰暗面的紀錄片要想受到電視台垂青比登天還難。
不可否認，雖然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但是社會矛盾卻日益突出，尤其是官民矛盾，時刻都可能引發社會危機。在現有的體制下，沒有多少人不是制度的受害者，很多民眾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後都曾對向官方投訴懷抱希望，久而久之才發現，自己像一隻皮球被各個部門踢來踢去，而官方媒體也不願意為其鳴冤叫屈，所以，只得求助民間人士，既有維權人士，也有獨立拍客和獨立製片人。
在很多維權事件中，都不缺少獨立紀錄片人的身影，比較著名的包括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曾獲得法國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獎的艾曉明，接連拍攝了好幾部維權紀錄片，包括反映村民選舉的《太石村》、反映四川大地震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但其後她被通知不能續辦護照和被禁止入境香港。
民間的怨氣太重使得獨立紀錄片一時間風行，不過，獨立紀錄片在中國國內網站上的發布渠道逐漸被堵死，但是，在youtube這樣的海外視頻網站上，依然能看到一大批在國內被禁播的獨立紀錄片，只是需要「翻牆」觀看而已。因為「翻牆」技術的日漸普及，如今，只要是哪部獨立紀錄片在民間獲得好評，依然可以吸引如潮的觀眾。
在中國，紀錄片幾乎都是正面的，如反映中共歷史和已逝領導人的紀錄片，紀錄片的本性應該更傾向於針砭時弊才對。央視導演陳曉卿曾公開承認這種缺陷：「目前大陸或者在中央電視台是逆著紀錄片本性而做的，是反過來的。我們不能做弱勢、個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眾所周知，由於獨立製片人缺少拍攝經費，而且在國內沒有播出平台，所以製作獨立紀錄片是一份非常艱難的事情。加上可能碰觸官方輿論火線，時刻面臨打擊報復，艾曉明被禁止出境便是明顯例證；無獨有偶，獨立製片人楊偉東因為通過影像的方式記錄中國500位政治敏感人物，結果也被禁止出境。
中國民間人士拍攝紀錄片的水平可以說越來越高，36歲的上海電影導演應亮以楊佳襲警案為題材拍攝了紀錄片《我還有話要說》，該片曾在韓國全州影展上首映。此前，上海警方曾經透過一名韓國人以中國公司的名義，出價五千萬欲買斷該片版權，結果遭到應亮拒絕。首映前後，應亮及家人曾遭到上海警方的連番恐嚇。
幾年前，在阿根廷舉行的布宜諾賽勒斯國際電影節上，新增的中國紀錄片單元，共有八部紀錄片入選，而在同年閉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入選紀錄片人道獎的八部紀錄片中，有四部都是大陸導演拍攝的中國故事。39歲的導演趙亮花了十二年時間拍攝的《上訪》，曾在康城（Cannes）電影節選入特別放映單元，後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奪得人道獎。只是，這部片子只在北京獨立電影節中放映過一次，就被官方「打招呼」不能再演。而同時參加影展的另外一部徐辛導演的紀錄片《克拉瑪依》，還未在香港上映就被大陸禁播。
獨立紀錄片可以說為中國的影像事業增色不少，但是，在執政當局的眼中，這樣的紀錄片是另類，有「擾亂民眾視聽」和「威脅社會穩定」之嫌，必須叫停。的確，在當局的威懾之下，不少獨立製片人最近幾年都不如以往那般活躍了，但是，仍然有民間人士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繼續拍攝獨立紀錄片。
獨立文化人劉一木創作的《這些長沙人》這部紀錄片從今年1月3日開始拍攝，共採訪了23位來自不同職業和不同政治光譜人士的自述，其中包括工運領袖張京生、信奉毛澤東的年輕學生等等。劉一木認為，每個城市都在發生變化，應該有人做一些事來記錄這種變化，以口述的方式，客觀記錄長沙市不同階級的生活現狀。劉一木的此舉顯然是在讓紀錄片回歸本質，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紀錄片殺青時，竟被當地國保強行刪除。
不論是中國的《憲法》還是中國政府都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都主張保障公民的新聞言論自由，《這些長沙人》紀錄片顯然沒有違背法律，而是真實地記錄人物言行。然而，長沙警方卻粗暴地將其刪除，這不僅僅是一種缺德行為，而且是違法行為，理當受到法律的追究。劉一木向警方索要此次事件的《處理意見》，但警方卻不作出任何解釋，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昭然若揭。據維權網報導，與此同時，湖南當局近期內也加強了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如羅亮、陳俊賢在機場都被限制出境；民運人士歐陽經華辦理港澳通行證時被告知無法出境；公民記者歐彪峰也在羅湖口岸被告知限制出境。
在今年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高喊要清楚政法領域的害群之馬，並要求「重點解決好損害群眾權益的突出問題，決不允許對群眾的報警求助置之不理，決不允許讓普通群眾打不起官司，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習近平的話音剛落，紀錄片《這些長沙人》就被長沙國保強行刪除，而接二連三的民間人士也被禁止出境。
從最近這些天全國各地警方一如既往的執法犯法情況看，習近平在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豪言壯語僅僅只能算是台詞，並不能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地方政法系統的執法者依然在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人權和民主從來不會從天而降，從現實情況看，指望執政高層扭轉乾坤無異於緣木求魚，只能靠民眾以公民的身份不斷爭取應有的權利，當公民社會的力量足以遏制權力的胡作非為時，侵權行為自然戛然而止，而獨立紀錄片才能暢通無阻、廣為人知。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