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二章 黑色的貴州

在大躍進及以後的幾年，貴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較高的一個省。據公開出版物《中國人口•貴州分冊》（註一）的數據計算，一九五九年貴州省共有一千七百萬人口，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口九十萬，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五十三，此外還少生的一百二十萬人。（註二）這是按官方數據算的，實際情況可能還要嚴重得多，有人說大飢荒期間貴州省餓死人一百五十萬，但無從查證。曹樹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貴州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四點六萬人。（註三）

公安部退休幹部宴樂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據他的同事——一位在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作內勤、統計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況：根據全省各專署、自治州公安處、局治安科上報的數字彙總，全省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共餓死二百五十多萬人，佔全省災前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點七。這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儘管各地、州、市、縣上報時縮了水，但這是當時唯一信得過的數據。（註四）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應邀到雲南玉溪撫仙湖一個經濟論壇作演講。會後我到雲省檔案館查了幾天檔案。之後，我乘火車到貴陽，計劃用幾天時間專門查閱貴州檔案。新華社貴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帶的介紹信以外，分社又為我開具了一個用詞更為懇切的介紹信。經省委辦公廳同意，我到貴州省檔案館查閱目錄。不到一天時間，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錄：目錄號都是三，案卷號在括弧內：

一九五七年，各地農村大辯論報告（一五二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屆八次會議上的總結髮言（一六九一）；

一九五八年二月，省委一次會議向中央的報告（一六八四）；

一九五八，安順、黔南關於糧食問題的處理意見和報告（一七五八）；

一九五八，銅仁、黔南關於災情工作的意見（一七六一）；

一九五八，各地、州委關於大辦鋼鐵銅的意見報告（一七八六）；

一九五八，遵義、安順關於災情等工作的意見（一七六二）；

一九五八，中央、省委關於平息叛亂的報告（一七五四）；

一九五九，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的情況報告（一八五六）；

一九五九，省委三級幹部會議及批幾位同志的右傾（一八七零）；

一九五九，省委批轉吳肅等同志有關農村工作的報告（一九六四）；

一九五九，各地、州關於發生疾病及防止、治療情況的報告（一九七零）；

一九五九，各地、州委關於糧食工作、糧食調運工作的請示報告（二零三四）；

一九六零，周林同志在四級幹部會上的報告（二零八一）；

一九六零，四級幹部會議簡報（二零八二，二零八三）；

一九六零，省委書記處遵義會議記錄，貴州人口變化統計（二一一八）；

一九六零，關於「共產風」的表現和危害（二一二三）；

一九六零，中央檢查團趙方等人的報告（二一二五）；

一九六零，省監委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的意見（二一五九）；

一九六零，遵義地區飢荒情況（二一六七）；

一九六零，各地、州農村飢荒情況（二一六九）；

一九六零，公安廳關於各地治安情況的報告（二二零九）；

一九六零，公安廳關於幾個地區幹部違法亂紀情況的報告（二二一五）；

一九六零，省工會關於勞逸結合、安排群眾生活的報告（二二五一）；

一九六一，各地關於病情和防治疾病的報告（二四二三）；

一九六一，遵義地區糧食包產到戶的情況報告（二四五二）；

一九六一，安順、畢節等地食油、糧食問題的批複（二五零三）；

一九六一，張才書、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風」情況（二五一七）；

一九六二，公安廳關於各地治安情況報告（二六一六）；

一九六二，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人口統計（二六一七）。

我將以上內容填好貴州省檔案館的「利用者檔案資料調卷申請單」，交給調檔的負責人。沒想到，她看了我寫的內容以後，不敢做主，說要請示領導。請示后，館長答覆，查這類檔案要省委廖副秘書長簽字。廖副秘書長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辦公處值班。省委大門有崗哨，常委小院還有一道崗哨。新華社貴州分社這位朋友很熱情，經多方周折，他把我領進了常委辦公處。廖副秘書長四十來歲，顯得精明強幹，他很熱情地讓我座下讓茶。但他說：「你要看的這些內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請示秘書長，秘書長就在樓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樓二十來分鐘就下來了，對我說：「秘書長說，要看這些東西得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不要打電話請示？」我說：「算了吧，下次再來。」

查檔不成，朋友們安排我遊覽了黃果樹瀑布、天生橋和貴陽市。貴州查檔無功而返。我把檔案號抄在上面，對以後的研究者也許有用。

看不到檔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況，寫了這一段。等檔案開放以後，再加以充實。

一 毛澤東誇貴州「正氣上升，捷報飛傳」

在大飢荒期間，貴州這個很不發達的省份，卻創造了兩項影響全國的經驗，受到毛澤東的大力推崇。一個是關於糧食方面的經驗，另一個是關於公共食堂的經驗。這兩個經驗應當歸功於省委書記周林。

周林，三年大飢荒時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他一九一二年生於貴州國酒之鄉懷仁。一九五零年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后調任貴州省副省長、省長、省委第一書記兼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他衣錦還鄉，卻沒有給家鄉帶來好處。周林在貴州主持工作期間，高舉「三面紅旗」，迎合毛澤東的意願，對貴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鬥爭。一九七七年從南京大學黨委書記調任教育部副部長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在北大期間，於一九七九 年七月為馬寅初平反。周林於一九九七年逝世。這說明一個幹部能幹壞事，也能幹好事，關鍵在中央的路線正確與否。

一九五八年，貴州全省實現人民公社化，糧食的定產、定購、定銷數字，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併到各自所屬公社的生產隊，以隊為計算糧食購銷的單位。對農業社的定購數，以一九五七年農業社（戶）的統購糧食數加上一九五八年增產部份的增購數為準，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產的糧食，一般增購其百分之二十二。定購數核定后，自一九五八年起，五年基本不變，增產不增購。農業社向國家交售的糧食品種，在每年春耕生產以前由國家分配一次，並實行「定時、定點、定質、定量、定品種」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倉工作制度化。（註五）一九五八年三月和八月，貴州先後召開兩次財貿工作會議，確定商業「大躍進」十大綱要，以完成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虛作假，虛報浮夸，農業生產出現高指標，高估產，浮夸風，隨之出現的是糧食高徵購。一九五八年，全省夏秋糧食長勢很好，一度估計產一百八十億斤，由於農村抽調大批勞力支援工業，使一些已經成熟的糧食丟在地里無人收，造成了豐產不能豐收。同時，城市和礦區增加非農業人口六十萬人，糧食需求量增長很大。因此，將糧食徵購任務調增到三十六億斤原糧（下同），後來糧食產量降到一百零四點九八億斤，比一九五七年減產百分之二，而徵購完成三十三點五三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點八，人均留糧又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三十五斤。（註六）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生產急劇下降，局勢非常緊張，為了保證國家掌握足夠的糧食，一九五九年實行「多購少銷」原則。採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購、快運），「四邊」（邊收、邊打、邊購、邊運）辦法，打破歷史慣例，在九月底前突擊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向「國慶獻禮」，在產量減到八十四點六四億斤的情況下，徵購原糧仍達四十點一七億斤，占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一九六零年，產量繼續減到六十三點六三億斤，徵購則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一，購後人均留糧只有二百一十五斤（原糧），降到一九四九年以來最低水平。（註七）

二百一十五斤原糧，摺合大米只有一百五十斤，平均每天只有零點四斤。經過層層剋扣，農民能吃到嘴裏的只有二-三兩糧。這還是全省的平均數，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從糧食部的角度看，貴州省的徵購數要小一些，一九五九年徵購不是貴州省志上說的四十點一七億斤，而是三十三點五零億斤。一九六零年的徵購數為二十三點五三億斤。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愛那時的異地個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貴州》。

表十二•一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后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百分之三十為口糧。如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人均凈擁有為三百七十五點七二斤，其中口糧大約有二百六十三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后，農村人均口糧大約只有低於二百五十斤，再加上層層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長的王民三回憶：一九五九年七月，貴州省遵義地區幾個縣發現農村餓死人的問題很嚴重。省委在遵義召開書記會議，專門討論遵義死人的事件。當時王民三正在黔西調查，突然接到電話，要他連夜趕到遵義。在經過金沙縣時，縣長邱繼剛向他介紹了一種代食品：用榨過油以後的油菜籽餅，用冷水浸泡三小時，再晾乾粉碎，蒸成窩窩頭。王民三吃了一個，發現比穀殼、麥糠好吞咽一些。榨過油后的油餅過去做肥料，現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帶了幾十個到遵義。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他擺在一張桌子上，向省委推薦。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廣。

就是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中共貴州省委還於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篇粉飾太平的簡報。簡報的主要內容是：一，糧食問題：今年上半年糧食供應工作，根據中央指示進行了檢查整頓，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費現象，緊張情況已經徹底得到解決。為了保證完成今年秋糧徵購任務，目前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抓緊糧食生產，確保秋季作物豐收；做好入倉前的一切準備工作，貫徹執行快收、快打、快購、快運的方針；把糧食徵購列為黨委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全力以赴，按時完成。二，市場問題：上半年全省市場情況，總的講是穩定的，日用工業品的品種、數量有了顯著增加，質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業工作正在進一步貫徹中央指示，反對右傾思想，政治挂帥，大搞群眾運動，抓緊收購和銷售，改善經營管理，很高服務質量，力爭市場進一步好轉，迎接國慶十周年。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簡報，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

此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級各委、各辦、各部、各人民團體、新華社、人民日報黨組織每處數份，軍委擴大會議及外事會議每人一份。另用電報發各省、市、區黨委，作為參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及反黨分子完全看不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是什麼，他們抓起幾片雞毛蒜皮作為旗幟，就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一樣。因此報較短，易於閱讀，故選發各同志。以後還將選發一批。（註八）

當時正值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這個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誰要說糧食困難，誰就被扣上「猖狂進攻」的帽子，從而加劇了飢餓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憶中寫道：一九五九年底，貴州正在挨餓的時候，中央召開了救災電話會議，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講話，號召搞代食品，並介紹了北京市用槐樹葉作食品的經驗，採集樹葉在北京形成了運動。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會上講了話，說北京糧食告急，要求各省從速調糧食支援北京。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里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一億斤。省委書記周林態度堅決，當場立即部署，省糧食廳連夜安排，限期突擊集運加工。

一九六一年，省級機關幹部吃糧標準由二十七斤降到二十五斤，接著又降到二十三斤，沒有其它營養，浮腫病在幹部中迅速蔓延開來。廳局負責人患浮腫病的也相當普遍。根據省委書記周林的意見，在貴陽市省府路貴陽飯店辦了臨時廳局長浮腫病院。，住院人數達六七十人。省里各團體也辦了浮腫病院，省糧食廳大樓三樓會議室就改為病房，擠滿了浮腫病患者。

一九六一年三月，王民三奉副省長徐健生之命去安順察看，徐副省原來以為安順問題不大，沒聽說死人的事，打算從安順調點糧食。安順地區地委書記孫漢章告訴他，安順地區已死了一萬多人。孫漢章對王民三說：「請你務必向省委反映，安順地區現在實在無力向上調糧食了，我們雖然沒有遵義、銅仁那樣嚴重，但勢頭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書記說，已經死了二千六百 多人，還有二千多人浮腫。舊州公社拉岩小隊，共有三十二戶，已死去一百二十二人，有六戶死絕，浮腫人數二百多人，全家躺倒的有六十四戶。到村外四處一看，不是十幾個棺材，就是七八具沒有掩埋的屍體。

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

二 貴州辦食堂的經驗「全國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刻，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六日到十八日，貴州省委召開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農村公共食堂問題。這個會不是解決食堂缺糧的問題，而是閉眼不看現實，向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假報告――《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報告是二月二十四日發出的，報告說：

全省農村公共食堂十三萬多個，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現了一些辦得很好的，其特點是：一，鞏固地樹立了貧下中農的領導優勢，基層幹部和黨員一律參加食堂，和群眾打成一片；二，走群眾路線，實行民主管理；三，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糧管理制度，實行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以人定量、節約歸己的原則；四，食堂有了自己的生產，有了家底；五，炊具改革很有成績，減輕了炊事人員的勞動強度，提高了飯菜質量。這些辦得好的食堂已經成為生產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鞏固了人民公社，生產也搞得很好，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有的還提高了集體化程度，形成了較大的居民點，為建設新農村創造了條件。

報告說，群眾熱情地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勁頭高又高」。報告還煞有介事地說：「還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一，有些辦得好的食堂，由於解決了吃菜的問題，社員個人種菜已無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轉交給食堂（在這個報告的後部分，明確強調「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二，有些地方由於辦好了食堂，有了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紛紛集中到食堂周圍。若干個小居民點，集中成一個較大的居民點，這就為建設新村創造了前提條件。

這個報告也談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種情況：一是雖然集體做飯，但做得不夠吃，分給各戶，推出了事；二是時辦時停；三是各戶單獨起伙，食堂有名無實。在這些地方個別已發生外逃、腫病和死人的現象。這個報告認為「少數」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數人把糧食霸佔起來」、「所謂少數人就是富裕中農，這些地方的基層組織也處在他們把持之下。看起來，農村經過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之後，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去年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之前，他們的主要活動，是鬧土地下放，包產到戶，牽牛拉馬。現在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所以食堂也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能鞏固，大躍進就沒有保證。」

中共中央兩天後就向各省、市、共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三月四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在批語中說，「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註九）

一九六零年是大飢荒最為嚴重的一年，也是貴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當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當農民期望擺脫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時候，貴州省委卻送上了這麼一份報告，深得毛澤東的歡心。經毛澤東「全國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僅害了貴州農民，也害了全國農民。

註解：

[註一] 潘治富主編：《中國人口•貴州分冊》，一九九八年。

[註二] 計算用的數據、方法和計算過程見本書「大飢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註三]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六六頁。

[註四] 宴樂斌：《貴州的大飢荒年代》，載《炎黃春秋》二零一二年第五期，第五十七頁。宴樂斌為公安部退休幹部，曾在貴州公安廳工作過。

[註五] 王民三：《走在鋼絲般的日子里》，載《中國糧食經濟》，二零零一年第七期，第十-十二頁。

[註六] 同上。

[註七] 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貴州省志•糧食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註八] 《中共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簡報的批語》，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七九頁。

[註九] 《中共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的批語》，一九六零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十四-四十五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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