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3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九章 中國農村社會再組織過程的失敗



六、中國農村社會再組織失敗的影響

由於中國農民在中國總人口中高居70％，中國農村社會的面貌即決定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上個世紀的一百年，中國一直在進行以政治革命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農村重新組織人地關係。政治革命以改朝換代為標誌，以共產黨奪取政權為成功標誌，但社會革命卻由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的重組過程失敗而一直停滯不前，所以中國迄今還未完成從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這一政治轉型。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進入農村社會再組織這一過程，再組織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重構。但核心還是圍繞著人與資源的佔有關係進行。從當時短期來看，相對於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只延續了十年多一點，此後就是暴露問題與討論如何解決的漫長過程。

1、改革之初埋下的失敗因素:只有使用權沒有最終所有權的土地制度

恢復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退回到落後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畝），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刺激農民提高勞動積極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改變了資源的使用方式，而沒有改變佔有關係。這種土地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響深遠的後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農村的代理人基層幹部擁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利，這一點為始於九十年代末期在農村進行的「新圈地運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使大量必須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成為無地者；其二是這種土地使用方式並未割斷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使得中國農民無法圍繞土地之外的資源重新組織農村社會。

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對於保證中國農民的公正底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儘管農民的「兼業化」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一種趨勢。例如，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其中來自第二產業的收入為598.28元，來自第三產業的收入為395.21元，來自非生產性純收入為123.84元。（註54）但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依賴程度並沒有減小，因為土地對於農民來說，越來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這主要是因為下列兩個背景因素：

（一）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世界範圍內的信息革命與技術進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使得中國城市無法為龐大的低素質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

（二）農民工極其低廉的工作報酬使他們脫離土地生存幾乎成為不可能。這一點加強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

從上一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新圈地運動，使不少農民失去了土地，據浙江師範大學王景新教授在冀、魯、鄂、桂、浙、滇等11省134個縣作了抽樣調查，分到土地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84.5％。據此推算，全國至少有13.7％的農民沒有土地。據國土資源部統計，自1997年至2004年，中國耕地7年間整整減少了1億畝。（註55）失地農民數量約為5,093-5,525萬。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沒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國沒有土地的農民則超過6,000萬人。（註56）

2、農村社會再組織過程的政治制度變遷

政府用鄉村兩級組織取代了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之後，對農村社會的再組織過程一直採取將政府的神經末梢延伸到中國鄉村的方式。中國的政治建制本來是到鄉一級（限額），但事實上鄉一級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鄉幹部都成了吃財政飯的官。而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就是鄉鎮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和對農民亂收費。全國有近3,000個縣、5萬個鄉，縣鄉部門達70萬個，吃財政飯的人員有3,000萬人。全國有400多萬個自然村，近3,000萬村組幹部。這麼多人全靠9億農民供養。（註57）

依此計算，縣鄉村要發工資，要保運轉，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億元。這7,000億元至少要農民負擔70％，這就是說全國農民要負擔年均4,000億元以上，而不是公認的1,200億元。農民每年要承擔幾千個億的亂收費。可是，農民負擔了這麼多錢，遠遠不夠用，能賣的都賣了，還欠下了約6,000多億的債務。

縣鄉一級政治勢力形成了一些盤根錯節的鄉土利益集團，導致九十年代在中國開始試驗的鄉村選舉困難重重。幾個模式：一是政府操縱，二是黑社會與政府共同操縱，在這兩大勢力操縱下，民選的村官要不就是無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由政府操縱的「步雲模式」（四川省步雲鄉）。少數地方則是宗族勢力操縱。

目前中國鄉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勢力操縱，使中國的農村政治不是離民主化近了，而是與民主化目標日行日遠。

3、正在走向墮落的鄉土文化

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前提是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們這個城鄉兩階層人口之比為3：7的國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過來，30％的城市人口佔有80％的教育資源。這一點首先是緣于城鄉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近年隨著學歷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現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北大和清華20年來的招生情況令人驚訝：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佔 17.8%，與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近70%形成鮮明對比。（註58）

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響到農村文化。在這裏簡單了解一些標識農村人口總體的文化素質的指標。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農村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鎮則是8,899人），高中和中專起點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學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註59）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為大部份農村家庭無力支付教育費用。兒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學教育的比例較高，但能夠進入初中繼續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學生比例卻驟降至40%左右。有人測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農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還不到小學5年級。就今天人類浩博的文化知識而言，5年小學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識極其有限，這樣的文化水平實際上處於准文盲狀態。

中國政府標榜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際上並未實現，農村中兒童失學現象日益加劇，因此也在連續不斷地產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國農村中文盲人口現今仍高達6,665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8.25％。（註60）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減員。但是，目前這一下降趨勢正在被激增的失學兒童所抵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文盲率將出現上升趨勢。還必須指出，中國的掃盲標準門坎極低，達到低水平的識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實書寫閱讀水平極低。

在這種低水準人構成的農村社會中，封建迷信、打架鬥毆、賭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農村女孩投身於性產業更是成為家庭謀求生活出路的依賴工具。

儘管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別很大，但低收入的農民並不能在教育費用負擔方面得到任何優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資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鄉的基礎教育設施和師資狀況呈天淵之別。結果，10億農村人口中有幸進入大學的青年人數遠遠少於3億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畢業大學生，最後能夠進入社會上層的農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實行「教育產業化」政策以後，中國農民的孩子因無法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而被拒之於門外，少數傾全家之力上了學的農村青年也並非從此能夠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從1999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大學畢業分配難的「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以後，農家子弟在社會中的向上升遷通道更是被阻絕。

更為實際的問題是：在科技水平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化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業時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難重重，平均文化素質相當低的農業人口要想從農業部門之外的現代經濟部門就業，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已經不是戶口（因為戶口帶來的各種福利已經不復存在），更主要受阻於自身的素質。而這自身的素質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問題，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今天中國，農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討、打工、賣苦力、賣血、挖礦、在福建等地還有一條偷渡之路……

中國農村實際已經成為中國這列現代化快車甩掉的破舊車廂，大多數中國農村青年已經失去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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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頁。

註55：「2003年國土資源部公報」，新華網 2004年4月12 日。

註56：《中國改革報》2003年12月29日。

註57：李昌平：「減輕農民負擔與『愚公移山』」 ，《中國改革》雜誌，2001年11月號。

註58：「教育不平等，擴大階層鴻溝，中國教育公平受關注」，《南風窗》2005年4月（上），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9日12:06 。

註59：《中國統計年鑒（2002）》，第49頁，51頁。

註60：新華社北京2002年9月7日電：「9月8日，國際掃盲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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