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鬧劇不只發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這面旗幟，有了毛澤東的親自鼓動，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肆虐一時，農民深受其害。

[一] 大躍進 大躍退 大破壞

衡水縣大搞「紅旗糧海」、「紅旗棉海」，「紅旗公路」等樣子工程，勞民傷財，破壞了生產。僅「紅旗棉海」就有四十二萬畝，涉及到八個公社四百零四個生產隊。大營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壠溝就浪費了八百畝地、八千四百多個工。這個公社的一萬零八百畝不宜種棉的地也劃在「棉海」內，結果每畝只收三十斤籽棉。「紅旗糧海」總面積四十萬畝，在公路兩倒，供人參觀。修紅旗大街、新農村，共拆民房一百一十一戶、六百零三間，用工六萬多。為了迎接參觀團，調集豬羊一千二百多隻，結果死亡百分之九十五。修衡南灌渠造成二百一十三名民工死亡。（註十一）

地處內蒙高原南端的張北縣，平均海拔一千五百多米，是高寒地帶，土壤貧瘠，氣候乾燥。在大躍進以前，平均畝產糧食一百斤左右。在全國「放衛星」高潮的鼓動下，這個縣提出了「實現畝產四百斤，爭當糧食元帥縣」的口號。當時很多人認為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縣委就組織「大辯論」，「插紅旗，拔白旗」，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張文光等三位分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議論過，就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新來的縣委書記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海流圖公社副書記因為膽小不敢放「衛星」，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到處貼滿了這樣的口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只有低產思想，沒有低產土地」、「天冷冷不住決心，地凍凍不住恆心」、「苦幹硬幹拚命干，嚴冬寒春變夏天」。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實現「元帥縣」的目標，狗打死了，貓殺掉了，抓蛤蟆、撈蝌蚪、逮草魚，把這些煮成湯倒到地里。還將四萬四千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試驗田裡。農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當尿缸，衣櫃衣箱則成為運送肥料的工具。但是，這些努力也沒能實現畝產四百斤的目標。然而，全縣還是放出了畝產莜麥三千零一十二斤，畝產馬鈴薯二萬四千斤、畝產小麥一千一百七十六斤的「衛星」。還上報糧食總產量達四億零七百三十五斤，人均佔有糧食一千七百七十斤。（註十二）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揮比徐水持續時間長，不僅在一九五八年搞瞎指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還繼續搞瞎指揮。省里不顧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現實，強行擴大水稻種植面積。一九五八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積五百八十六萬畝，實際收穫面積只有三百一十三萬畝，廢棄面積佔百分之四十六點六。一九五九年計劃插秧四百五十萬畝，完成二百九十萬畝，實際收穫面積只有二百五十七萬畝，廢棄面積佔百分之十一。一九六零年計劃插秧五百萬畝，完成二百九十萬畝，收穫不到二百萬畝。一九六零年，滄縣按上級分配的計劃在運河東種了六十萬畝水稻，用了七百六十萬斤稻種。由於水源不足，收穫面積只有十二萬畝，收穫稻穀一百二十萬斤，不到稻種的六分之一。大搞「豐產方」運動是河北省的創造。所謂「豐產方」就是把一塊地四周挖深溝，把土鏟上去，形成一個一個的平頂金字塔。在平頂金字塔頂和塔坡上種糧食。據說這樣做可以實現毛澤東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一九五八年搞了大面積的「豐產方」，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省里提出「無地不成方」的口號，省農業廳在唐縣召開了現場會，組織各地幹部參觀三十萬畝小麥豐產方和八萬畝甘薯豐產方。（註十三）一九六零年，省里提出種甘薯計劃一千五百萬畝，后又增加了一千七百萬畝、二千二百萬畝，最後定二千萬畝。可是下面都是按一九五九年栽薯面積留的種、準備的地（一九五九年種一千八百萬畝），勞動力又不足，難以落實省里的計劃。有的地方就用「聽不聽黨的話」、「對黨是否忠誠」的政治壓力來推動種薯。造成了春薯夏種、窪地栽薯、拔了玉米、豆類栽薯的現象。有的地方到七月底、八月初還在栽薯。玉田縣城關公社馬頭山大隊只有三千五百畝的薯種，而上級下達了一千五百畝的任務，結果荒地一千二百畝。（註十四）一九五八年，上級分配滄縣張辛庄種水稻二千畝，由於沒有水，只種了一百三十畝，社員背著上級把剩下的地種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區書記得知后，讓社員把種好的苗兒拔出來，社員沒全聽他的話，秋後玉米豐收了，這位書記說：「不聽上級的話，多打糧食也不光彩。」還從這個村無償調走糧食十多萬斤。隊里交糧不痛快，公社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來了個大清剿，翻走糧食四千多斤，「辯論」了幹部，撤了隊長的職。（註十五）

共產風和瞎指揮，使得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然，這種破壞早就在農業集體化時就開始了。河北省的農業生產發展情況可以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發展最快。土地改革，農民分得了土地，積極性空前發揮；第二個階段，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產資料由農民家庭所有變為集體所有，影響農民的積極性；第三階段，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由於共產風和瞎指揮，生產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檔案館存有一份省農業廳工作組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調查材料，名為《滄州地區十個生產大隊農業現狀調查的綜合情況》，調查人員選擇的十個大隊是：滄縣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莊子、張辛庄；獻縣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寧津縣杜集公社的大蘇；肅寧縣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縣于里王公社的後趙和慶雲縣城關公社的馮家。自然條件和管理上兼顧了上、中、下三等，因而這十個大隊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個材料對上述三個時期有比較詳盡的描述：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三年共生產糧食一千七百八十四點三六萬斤，平均年產五百七十四點七八萬斤。糧食產量三年平均遞增百分之十四點三。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社會佔有糧食六百八十三斤，每人平均口糧四百一十六斤。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共生產糧食二千三百七十八點七四萬斤。平均年產糧食四百七十六點一五萬斤。年產糧食比上一個時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七點二。一九五五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會佔有糧食由一九五二年的六百八十三斤下降到六百零九斤，減少了七十四斤。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共生產糧食一千三百五十四點七八萬斤，平均年產三百三十八點六九萬斤，比第一個時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一點四，比第二個時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點九。每人平均社會佔有糧食一九五八年為四百二十一斤，一九五九年為四百九十二斤，一九六零年為二百六十九斤，一九六一年為二百三十八斤。一九六一年的人均社會佔有糧食和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七年比較，分別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五點二和百分之五十六點四。

西甘河大隊是一個條件較好的生產隊，第三個時期比第一個時期還是增產的。一九五二年糧食總產量二十二萬斤，國家徵收一點六萬斤；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量三十萬斤，國家徵收九點三萬斤。由於人口增加，社員口糧由一九五二年的三百七十斤減少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八十斤，而且一九五九年的口糧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註十六）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河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表十一•一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后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百分之三十為口糧。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凈擁有為四百六十七點三五斤，其中口糧大約有三百二十七點一五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后，農村人均口糧低於三百一十斤，再加上層層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二] 和河北創造了開「吃飯大會」的經驗

河北省提出的糧食產量計劃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兌現，研究糧食產量指標時，多是算如意賬，在執行計劃過程中，又多次變動加碼。全省糧食產量計劃：一九五八年，從上年十月提出二百零八億斤，夏收后又提高到三百億斤，將要秋收時又提出保證四百五十億斤、爭取五百億斤，一年之內計劃指標變了八次。按最後確定的四百五十億斤的計劃算，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五億斤增長了一點三倍。最後確定一九五八年糧食的實際產量為二百四十億斤。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計劃先後變動七次。最高曾設想一千億斤，下達六百億斤，五月間修改為三百四十八點六億斤，而實際產量只有二百一十四億斤。一九六零年全省糧食計劃產量為三百二十億斤，實際產量只有一百六十五億斤。（註十七）表十一•一中列出的糧食部統計的河北省的糧食實際產量數比河北省農業廳的數字還要低。

一九五八年河北風調雨順，莊稼長得很好，當時估產總產量四百五十億斤。由於上報的產量高，國家的征指標也相應提高，再加上幾個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費了不少糧食。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現短糧現象。到了一九五九年初春，缺糧問題進一步發展。省委還認定農村有糧食，說缺糧的呼聲是生產隊「瞞產私分」造成的。不顧農民飢餓的狀況，省委繼續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的高指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聯合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送的《關於召開一九五九年農產品購銷合同會議的報告》（註十八）提出：「糧食產量由去年的四百億斤增加到六百億斤，爭取八百億斤。」徵購指標是：「中央確定我省今年收購八十六點七億斤到一百零二點一億斤（包括大豆）。」「如果我們能實現收購八十六點七億斤的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糧食供應。」當時天津還不是中央直轄市，屬河北省管轄。

共產主義風颳得最凶的徐水縣和它周圍，一九五八年開始就出現了大批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年一月，徐水縣有二千四百四十七個浮腫病人，死亡二百六十二人。徐水縣容城公社浮腫病人死亡了百分之二十三，經過檢查的二十個病人中，有三戶缺鍋，兩戶沒有熱炕。涿縣方官鄉祈黃于池村從一九五八年四月到十二月共死亡五十七人，占該村人口的百分之九點六。（註十九）毛澤東表揚的安國縣嚴重缺糧。這個縣伍仁公社伍仁大隊原估產（縣城確定徵購和分配的產量）畝產四百零五斤，總產三十八萬斤，但拿到手的產量只有二十八萬斤，比估產少十萬斤。應給農民留十萬斤口糧，只留給四萬斤。（註二十）

一九五九年四月缺糧問題進一步發展，省委不得不承認糧食不足。但還說「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估計糧食總產量三百八十億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將近一倍。近幾個月來，我們對總產量進一步核實了一下。大家認為，增產一倍的估計是高了一些，但總產量達三百億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產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沒有問題的。」（註二十一）但是，飢餓的現實超過了省委的估計。一九五九年三月，黃驊、任邱、靜海、滄縣、武清等縣缺糧人口達百分之八十以上。邯鄲地區的七千九百六十九個生產隊，缺糧的就有六千六百五十個生產隊，佔百分之八十三點四。農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糧食（其中主要是薯干），農民不得不以樹皮、野菜充饑。永年縣農民因吃野草（蒼耳子芽）造成一百二十七人中毒，十六人因搶救無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棄「包下天津」的大話，「請中央再次督促有關部門和單位按時按量完成調入我省的糧食計劃。」

此時，中共中央對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作法採取了一些糾偏措施，河北省執行了這些措施，情況有所緩和。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秋的反右傾運動中，河北省全省脫產的黨員幹部中，有五千八百零二人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帽子。省委候補委員、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葛啟、省委委員、承德地委第一書記王克東等在廬山會議結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省八個地、市委中，有三個地、市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右傾把一九五九年春天短暫的糾偏措施當作右傾罪證進行全面清算，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又點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風」更加泛濫。生產力進一步遭到嚴重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一九六零年的糧食徵購任務反而增加。

當時河北省農民口糧人均五兩左右，而且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甘薯（五斤甘薯折一斤糧食）。由於吃甘薯過多，蛋白質含量低。因此，一九六零年出現了大面積浮腫，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一九六零年一月五日，糧食部在西安召開的北方十四省安排人民生活經驗交流座談會上，河北省代表發言說，河北省委大抓「三寶」：一是增量法做飯；二是糧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轉發河北省委批轉的《保定市委關於發動群眾開好吃飯大會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說：「所有災區和非災區都可以參考這個經驗進行試點，取得當地直接經驗后推廣。」保定的報告稱：吃飯大會是為了貫徹「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吃飯大會的經驗是五個字：一曰管，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必須當管理員，從按人頭稱米稱菜，到加工做飯，售飯收票，一直到結算公布，都必須親自參加；二曰作，要發動所有幹部都當炊事員，參加搞增量做飯，制澱粉；三曰吃；四曰算，算這一頓飯吃了多少糧，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夠；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糧標準，計算清今後需用糧食數，在摸清家底的基礎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決多大問題？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四日是個星期天，張家口市委領導人親自出馬，組織四萬多人到山川採集種種野生雜物。不到十天，僅張家口市區就有五十多萬人參加了採集代食品的活動。山坡上長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採集了回來，共獲得戰利品五千五百多萬斤。代食品緩解糧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用代食品做的窩窩頭用火柴一點，即可燃燒。在宣化西望山召開所謂「吃飯大會」時，時任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的胡開明主持了這次會。他的司機吃了兩個代食品的窩窩頭。那還是拿到會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屬「優質品」，散會後剛剛把車子開到公路，他就覺得肚子里沉墮墮的，疼得像刀絞一樣，汗水直往下流。胡開明看他這樣，就讓他停車。他怕耽誤書記的工作，堅持開回市委大院。一開車門，便「哇」地吐了一地。門診醫生說，虧了車子顛簸，把這些東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為可。吃代食品的農民病號日益增加，最常見的是腸梗阻。食物中毒也經常發生。（註二十二）

[三] 「吃飯大會」不能止餓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八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註二十三）中寫道：「到今年二月十五日，全省有四十九個縣、二百三十九個公社、五千六百多個村（約佔百分之十的村），發現浮腫病人五萬九千名，已病故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區最為嚴重，只玉田、寶坻兩個縣就發現浮腫病人一萬九千多名……絕大多數病人是腳部、下肢浮腫，少數已發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這種病的，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佔百分之五十，壯年佔百分之三十，青年兒童佔百分之二十左右。」

實際情況比省委向中央彙報的嚴重得多。河北省監委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給省委的報告（註二十四）中反映：據省委農村整風辦公室派往磁縣的檢查工作的同志彙報，雙廟公社南開河生產隊有三個食堂，三個自炊戶，都是以乾菜為主食。第四食堂是兩鍋飯，一個小鍋中菜少一點糧多一點，這是管理區和縣工作組幹部吃的，社員那一鍋基本是乾菜。有的乾菜已經吃完，就逃荒、要飯，把孩子送給人家。北白道村半個月就死了十個人。王家店有三十四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產隊已經停止了生產，而公社和縣領導都認為這個村的口糧已經留足。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糧食產量，公社和縣領導機關誇大了瞞產私分和群眾偷秋的情況，認為群眾中存糧很多。南開河生產隊一九五九年共播種糧食六千零一十八畝，畝產平均二百九十二斤，公社黨委按平均畝產四百四十五斤計算，向隊里分配了糧食徵購任務。為了使賬面平衡，說社員偷秋九十六點三四萬斤（平均每戶近千斤），把這個數字算作口糧分配到戶。社員氣憤地說：「政府不給糧食，我們還落了個偷！」其它村莊也有這種情況。縣裡和公社派出了七百多名幹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農民挨餓，但沒有一個人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南開河管理區的李書記說：「這些情況我們都知道，就是不敢說，現在正反右傾呢！」

餓死人的現實使得河北省委對糧食問題的態度比前兩年冷靜得多。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八日，省委向中央報送的《河北省委關於大搞群眾運動搞好糧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報告》（註二十五）中，對糧食產量「全年估產數字是一百七十億斤多一點，也可能達到一百七十五億斤。」「在正常情況下，全省糧食消費量為一百九十億至二百零五億斤。由於今年災害重，收的少，我們決心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過日子，按一百七十億斤安排生活。」

一九六零年是河北省飢荒最嚴重的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河北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報送的《中共河北省委關於浮腫病情況的簡報》（註二十六）中寫道：「自從今年一月到十一月底，全省累計發生浮腫病人五十八萬多人，死亡四千七百五十九人。現有患者十八點三萬人，其中城市八點五萬人，農村八點五萬人，較重的佔百分之十七。因農村漏報較多，實數將在二十萬以上，其中十一月發病十五萬人。目前浮腫病發展的特點是：一，城市驟增；二，平原多於山區；三，城市裡青壯年多，農村老年人多；四，重災區多而且病重。」

省委這個數字顯然是縮小了的。據封雲亭向省監委書記裴仰山報告（註二十七），衡水縣一九六零年的糧食總產量比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的平均年產量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牲畜死亡五千七百九十五頭，致使牲畜總數比一九五六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四。據衡水縣委數字（這個數也是縮小了的），一九六零年人口死亡率為千分之十九點二，比常年高出約九個千分點。《河北日報》張家口記者組反映：蔚縣一九六零年共死亡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三七，其中十二月一個月就餓死四千零八十二人。（註二十八）

一九六零年張家口市死亡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一點八九（一九五八年為百分之一點三一，一九五八年為百分之一點六四）。十二月，張家口市死亡九千五百八十四人，一九六一年一月上半月又死亡四千六百一十九人，一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勢。（註二十九）

中共河北省委監察委員會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三日報告（註三十）稱：目前浮腫病、拉血、子宮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別是浮腫病，從今春到現在一直未斷，個別地方仍在繼續發展。據徐水、吳橋、寧津、交河、靜海、薊縣、霸縣、遵化、遷安、昌黎、玉田等十一個縣的不完全統計，今春以來患浮腫病的有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一人，已死一千二百一十六人（缺交河數字）。十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為什麼這時就出現飢餓？這個調查報告回答說：「對糧食的產量估計上，主觀臆定，估計偏高，征過頭糧，使口糧架空，給人民生活造成困難。」交河窪里王公社黨委，去年分配給姜橋生產隊的種麥任務八百畝，實際只種了四百畝，而今年仍按八百畝徵購，致使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薊縣今年夏季評產七千四百萬斤，實產五千八百萬斤，虧產一千六百萬斤，就壓低人民的口糧。幹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農民飢餓的一個原因。從去年到今年六月，薊縣書記處就舉行招待宴會五百七十三次，開支公款四千多元。該縣十一個公社，有八個公社和管理區的書記、副書記腐化墮落。大廠公社有四十四名幹部的家屬不生產，單立食堂，該公社十一個管理區有十個管理區的幹部不參加農民食堂。遷安城關公社省庄副支書尹某，從食堂的麥子碎米中篩出二十斤細面，給幹部們包餃子吃。遵化縣堡子店公社馬相營管理區的臨時腫浮病醫院，從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魚十二斤、大米四十斤、白面二十五斤，請客會餐。

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同時，中共河北省委還念念不忘糧食徵購。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省委在一份「緊急通知」中強調：「十一月份必須十分抓緊糧食過秤入庫工作。今年糧食徵購，各地必須在保證四十七點六億斤的前提下，力爭完成四十九億斤。」（註三十一）

除了飢餓浮腫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農民飢不擇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數。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河北省委轉發省公安廳黨組報告（註三十二）：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全省共發生中毒事件四百二十三起，中毒人數達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致死四百一十六人。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五日省防毒工作檢查組報告（註三十三）：今春以來至五月上旬，涿縣、寧晉、唐縣三個縣共發生中毒事件六十三起，中毒二千一百三十九人，死亡五十九人。唐山市委一九六零年十月七日報告，截至十月七日，因食蒼茸籽中毒共計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人。將這四個縣、市的數字推向全省的一百一十四個縣市，其總數顯然大大超過省公安廳的報告。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河北省委轉發省公安廳報告（註三十四）：五、六、七三個月，全省共發生中毒事件八百零二起，中毒二萬二千零三十三人，致死五百一十九人。

[四] 兩難：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徵購任務

由於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黨委發出密電：《關於必須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問題的緊急通知》。通知這樣說：

省委再次籲請你們嚴密注意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文題。前此，我們曾揭發了寧晉、衡水縣和博野公社的死人問題，最近又發現了涿縣、安新部分社隊死人問題也很嚴重。但是，這些地方死人問題，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檢查才發現的，很少是縣委自己向上報的。近日，又發現有的縣部分社隊也有不少死人問題。但那個地方的縣委和有的幹部對這樣人命關天的大事仍然無動於衷，不能正視……可以預料，還很可能有被隱瞞的死人問題沒有發現。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級注意解決死人問題，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級完成糧食徵購任。前者只是口頭上的號召，而後者卻是加速死亡的切實行動。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在政策範圍內多購一些，少銷一些」，「全省全年的徵購任務堅決完成三十二點一億斤」，並把這個指標分配到了各專區。滄州專區接到二點四億斤的徵購任務后，再向縣分配下去，有的縣農民的平均吃糧水平每天只有二兩多一點。（註三十五）河北省這樣做也是中央逼出來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晚，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徵購。李先念副總理在會上還批評河北省徵購任務完成得極為緩慢。十月十六日，參加這個會議的省長劉子厚給在省里的領導人閻達開、李硯農、萬曉塘打回緊急電話，提出「首先把徵購任務切切實實地肯定下來（不是力爭，而是堅決）完成三十三億斤。」「 我們必須向各級幹部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思想，明大義，顧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況下，還要少吃一點，多拿一點。動員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堅決完成今年的徵購任務。」（註三十六）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三千六百三十八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干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抵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徵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什麼還要增加？（註三十七）在這場「糧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六一年的飢餓情況還沒有減輕。八月十二日，河北省委衛生廳黨組報告（註三十八）：「進入七月以來，全省一百一十四個縣、市中，有六十七個縣、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腫、小兒營養不良、閉經、子宮脫垂現患較六月底上升了百分之五左右，其中浮腫上升了百分之十左右。在浮腫病人中，重症和乾瘦病人較多，有的地區高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在黃驊、靜海、東光、漢沽等地，在兒童中又成批地發生了失明和癱瘓症，不僅病情重，而且很難醫治，部分兒童已經長期癱瘓……值得注意的是，腸道傳染病和浮腫病等營養疾病，由於互相影響，癥狀加重，突然死亡的現象又有上升。」省委辦公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報告：一九六一年九月底統計，吳橋、南皮、慶雲、鹽山、寧津、黃驊、故城、景縣、河間等縣統計，月死亡率都超過百分之九。滄州全專區五月份死亡四百零一人，六月死亡六百八十二人，七月八百三十九人，八月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九月二千零五十四人，十月半個月一千四百一十四人。九月底正是秋收季節，還出現大批餓死人的情況，真是不可思議。

河北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數據作為依據。《中國人口•河北分冊》（註三十九）中提供了官方的數據。得出在大飢荒期間，全省餓死四十一萬多人，少出生一百六十六萬多人。二者相加即總人口減少二百零七萬人。

註解：

[註十一] 封雲亭致裴書記，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裴仰山一月十日批示：此件可印發書記處、整辦室同志閱。

[註十二] 《張家口地區黨史資料》專輯，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總八十一期）。

[註十三] 河北省農業廳黨組：《關於瞎指揮風的初步檢查（討論稿）》，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註十四] 同上。

[註十五] 省農業廳工作組：《滄州地區十個生產大隊農業現狀調查的綜合情況》，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

[註十六] 同上。

[註十七] 河北省農業廳黨組：《關於瞎指揮風的初步檢查（討論稿）》，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註十八]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五九] 八五號， [五九] 秘吳字第一五三號。

[註十九] 解學恭：《關於浮腫病調查報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河北省委一月二十四日批轉。

[註二十] 中辦安國工作組：《關於安國縣伍仁橋公社黨委和伍仁村支部控制群眾退出食堂問題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

[註二十一] 河北省委：《關於當前糧食情況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註二十二] 《張家口地區黨史資料》[專輯]，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總八十一期），第十二-十三頁。

[註二十三] 河北省委：《關於防治浮腫病調查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八日。

[註二十四] 省委監委會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致省委的信，張承先二月三日批示：印發書記處、農村工作部、財貿部及到會各地市負責同志。

[註二十五]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零] 五八三號。

[註二十六] 同上， [六零] 七零三號。

[註二十七] 封雲亭致裴書記，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裴仰山一月十日批示：此件可印發書記處、整辦室同志閱。

[註二十八] 《河北日報》張家口記者組：《蔚縣情況》。

[註二十九] 胡開明致劉子厚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三十] 中共河北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某些農村繼續發生浮腫病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三日，中共河北省監察委員會報告，總號 [六零] 四十八號。

[註三十一] 《河北省委關於切實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的緊急通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

[註三十二] 《河北省委轉發省公安廳黨組關於我省中毒事故的情況簡報》，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三十三] 省防毒工作檢查組：《關於涿縣、寧晉、唐縣中毒事件檢查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五日。

[註三十四] 河北省公安廳黨組：《關於當前中毒事故的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八月，中共河北省委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一日轉發。

[註三十五] 省委辦公廳：《各地委對省委電話會議精神研究討論的情況和意見》，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

[註三十六] 劉子厚致達開、硯農、曉塘同志為各地委第一書記：《關於務必抓緊徵購工作的緊急電話》，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

[註三十七] 河北省委辦公廳：《各地區糧食工作情況第四次簡報》，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註三十八] 河北省衛生廳黨組：《關於立即開展治病防病運動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七日河北省委轉發，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一] 二五八號。

[註三十九] 王明遠主編：《中國人口•河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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