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章 大飢荒中的雲南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為了調查雲南省在大飢荒中的情況，我乘波音七三七從北京飛到雲南省會昆明，整整飛行了三個半小時。在一九五八年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從昆明到邊疆一些縣還得有十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見雲南離中央政治中心多麼遙遠！但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意志，也施加到雲南這樣一個多民族邊疆省份的每一個角落。邊疆少數民族也不能倖免「三面紅旗」的災難，也不能逃脫飢餓和死亡。表十•一記錄了大飢荒年代及前兩年雲南省的人口變動。表中的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國人口•雲南分冊》（註一）一書。這些數據是雲南省官方提供的。

根據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可以計算出（計算方法見本書「大飢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一章）大飢荒期間，雲南省人口變動情況，即非正常死亡近五十萬人，少出生人口近一百三十萬人。表十•一中最下面兩行就是本書作者計算的結果。當然，這是用官方數據計算的，實際情況要比這個數據要嚴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研究的結果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雲南非正常死亡八十萬，死亡率為百分之四點二。（註二）他沒有考慮雲南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 從刀耕火種到共產主義

由於考慮到雲南的特殊情況，新政權接管雲南以後，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沒有採用內地那種對地主進行殘酷鬥爭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而是實行「和平協商土改」。和平協商土改的政策原則是：「在保證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基本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對少數民族地主從政治上、經濟上作了適當讓步。」「 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廢除高利貸剝削，不分其它財產，並保留與農民同樣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殺，除現行犯以外不捕，並一般不剝奪政治權利等」。（註三）邊疆地區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五年底才基本完成。

說是和平協商，實際上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進行的。和平協商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交待政策、發動群眾，組成農民隊伍；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這一階段要向地主階級進行「有控制的、有領導的面對面的說理說法鬥爭，全面揭發地主階級的罪惡」；第三階段是沒收徵收土地；第四階段是分配土地。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以後，地主富農不敢請工，也不敢拿糧食到市場上去賣。農村借貸關係也停止。壩區（雲南稱山間盆地里的小平原為「壩子」）和內地歷年有大量糧食流入邊疆和山區，一九五六年，因壩區和內地土地改革，流入邊疆的糧食大量減少。再加上沿邊一線邊防工作加強，一九五六年三月以來部隊向邊沿一帶推進以後，邊民出國幫工和購糧也大為減少，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農具和牲口。所以，一九五六年以來，邊疆地區糧食問題十分緊張。思茅地區一九五六年五月糧荒開始露頭，六、七月份更為嚴重。各地均發生農民到區政府和駐軍部隊要糧食的情況。由於糧荒，瀾滄東回區磨界寨「壞分子企圖煽動群眾搶劫區政府」，后因及時發覺而制止。酒井區大卡竜鄉群眾私自開倉分了糧食十多擔。募乃糧庫從四月下旬到七月八日，發生偷糧搶糧事件二十二次。瀾滄東河區還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註四）為此，思茅地委在半個月間連續兩次發出解決糧食問題的緊急指示。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由於農村政策挫傷了農了的積極性，加上征了過頭糧，雲南農村就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雲南省紀委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報告（註五）中說，一九五二年思茅縣龍潭、壩溜兩區因春荒上弔、中毒致死二百零六人（其中龍潭一百零五人，壩溜一百零一人）。這個事件一直拖到一九五五年才作處理。臨滄地委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報告（註六）說，臨滄縣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到九月的六個月時間內，發生了因缺糧而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事件發生在三個區二十六個鄉的範圍內，因飢餓而致死的有一百一十人。原來屬餘糧戶和自足戶，因國家多徵購了糧，又沒有及時供應而餓死的占死者總數的佔百分之四十九點九；原屬於缺糧戶，雖有糧票而無錢購糧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七二；因生理缺陷或勞動力極差而無人關心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百分之八點一八；原是自足戶因吃糧計劃不周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因基層幹部貪污了糧票和救濟金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三六；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糧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五四。因此，群眾普遍產生不滿情緒。有的說：「共產黨領導好，把人餓死了。」「過渡時期是餓肚時期。」四區斗角鄉餓死人丟在河裡。家屬說：「共產黨真偉大，餓死人拿去堵河壩。」

臨滄地委上述報告說，在這一時期內，因缺糧使偷盜事件普遍發生。據十四個鄉調查，被發現有偷盜行為的有一百八十八人。因偷盜被吊打、鬥爭、遊街的，據不完全統計就有一百六十三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賣農具、傢具，甚至賣兒賣女的也不少。斗角鄉貧農謝廷楷以兩元錢出賣了獨生子（后又贖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百分之八，四、五兩個區插秧被推遲兩個節令。

報告說，出現餓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糧食徵購任務上存在「偏差」。死人問題最為嚴重的是四、五兩個區。第四區一九五五年的徵購任務為四百九十七萬五千斤，相當於一九五四年實績三百六十七萬二千四百零八斤的一點三五倍。第五區一九五五年的徵購任務為四百零七萬五千斤，相當於一九五五年徵購實績二百九十三萬零八十一斤的一點三九倍。徵購任務太重，不得不對採取強制手段，層層施加壓力。因而出現了逼、擠、搜、斗、打等違法亂紀的現象。五區平村鄉工隊幹部半夜三更背著槍，點著火把，帶著運糧隊伍到群眾家中搜查，貧農交不出糧的打欠條，富農交不出糧就現場鬥爭。富農王中富被打斷三根肋骨，他的兒子被打成殘廢。

臨滄縣一九五六年餓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一九五七年才處理。這個情況一直被壓在地委以下，沒有向中央彙報。

雲南省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土地改革比內地晚了幾年，農業生產技術十分落後，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還沿用刻木記事、結繩丟豆記數，不會算賬，完全不具備辦社條件，但是，土地改革剛剛結束不久，政府就不顧生產力水平的狀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到一九五七年底，雲南省有初級社三千零一十五個，高級社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七個，共計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二個，加入初級社和高級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到了一九五八年初，又開始並社、擴社。到公社化前，農業合作社併為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三個。經過九、十兩個月的公社化運動，到十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八百三十三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為三百零一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二點四。有的地方上午剛掛上農業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換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邊疆民族地區變換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一九五八年初才完成和平協商土地改革，土改結束后才創辦起來的互助組，很快就被初級社、高級社所取代，緊接著又變成了人民公社。當時稱這種現象為「一年內實現兩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又說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雙管齊下，一箭三雕，三步並做一步走。」。就連原來處於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數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規模一般在三千-五千戶，最大的公社有三萬多戶。（註七）在公社化過程中，原來合作社的財產一律轉為公社所有。農民私有的牛、豬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園一律折價入社。說是折價，實際只算原價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大部分沒有付款，完全是無償剝奪。雲南邊疆的少數民族歷來把牛當作財富的象徵，公社化強行將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數民族的強烈不滿。

隨著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辦了起來。到十月十四日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建立了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二個公共食堂，參加人數達一千二百二十多萬人。（註八）大辦公共食堂並不是完全自願的，有的地方強制取消一家一戶的伙食，有些地方還沒收農戶的小農具，甚至將農戶的鐵鍋砸碎，集體、私人的糧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區（大隊）為單位合辦公共食堂，有糧食的生產隊和沒有糧的生產隊在一起吃大鍋飯，宣布「吃飯不要錢」。在居住分散的地區，社員每吃一頓飯要翻山越嶺，少則走四五里路，多則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五風」猖獗，對農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據云南省委統計，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無償調動的勞動力不下五億個工作日。無償佔用和調用的土地約有二百四十五萬畝，約佔全省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平調的牛、馬、騾、驢大牲畜約六十萬頭，拆除農民住房一百萬間以上，另外還無償佔用農民住房一百萬間。與此同時，強迫命令和瞎指揮風盛行。在高寒山區，不讓種適合這裏氣候的蕎麥，改為不適合生長的玉米，稱為「革蕎子的命」。對西南邊疆地區，不準在旱田旱地里種適合這裏氣候的旱谷，改為不適宜當地的雜糧，稱為「革旱谷的命」。為了推廣三輪三鏵犁，強行火燒老式木犁。為了爭先進、搶進度，動輒命令群眾割掉沒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規格」的幼苗，進行改種或重種。對不執行或沒有按基層幹部意志辦事的扣工分、扣口糧、打罵，甚至動用各種刑罰。（註九）

二 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雲南階級鬥爭的弦一直綳得很緊。農業集體化和糧統購統銷是在緊張的階級鬥爭氣氛中進行的。說「階級鬥爭是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的強大動力」，實際是說，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推進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

一九五七年，在全省農村進行了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這場鬥爭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在雲南內地一百零八個縣（市）展開。八月底的不完全統計，鬥爭了九千一百五十三人，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二人。這場鬥爭「生動有效地批判了農村中的右傾思想。」鬥爭的結果，「一是合作社的勞動出勤率和勞動質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糧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場物價開始穩定；四是基層幹部大大出了氣」。省委準備在這次鬥爭中，鬥爭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十，逮捕百分之一（二千人），個別判處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數之內。（註十）

也是在一九五七年，在城市開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開始，雲南開展了反擊右派分子的運動。一九五八年四月起，全省又開展了「反右補課」運動。這兩次共劃出右派分子一萬零七百三十一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四點八，其中，黨內右派分子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數的百分之三點六，共青團內右派一千六百一十六人，占參加運動的團員數的百分之三點七二。在右派分子中，縣處級以上幹部一百五十八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名黨員右派中知識分子幹部一千四百一十八人，佔百分之七十八點五五，地下黨幹部一千二百二十一人，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九七。（註十一）國民黨起義將領龍雲、副省長龔自知、省人民委會委員安思溥、楊克誠、謝崇文、宋一痕、秦淑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給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和行政處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國營農場勞動改造，一部分人被判處徒刑。此外，還對上萬名被認為有「右派觀點」或「站在右派立場」的幹部進行了批判，他們雖然沒有戴帽子，也長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視。

在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又在全省開展了肅清「地方主義」的運動，嚴厲批判了「地方民族主義」，劃出了一批所謂「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在雲南省，批判地方主義這不是第一次。一九五四年就批判過鄭伯克的地方主義。地方主義當時的主要表現是，在人事上，主張幹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強調地方情況特殊化。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不僅在雲南省，在山東省、廣東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開展過。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極權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二十二日，中共雲南省委召開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揭批所謂「鄭敦、王鏡如為首的反黨集團」。二十一日，會議通過了「開除鄭敦、王鏡如黨籍的決議」。鄭敦是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他們的罪狀是：「實行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修改黨的全部組織原則，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取消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認為形勢『漆黑一團』，說當前存在『十大緊張』、『十大矛盾』；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地、富、反、壞、右大聯合，做他們的階級基礎」。（註十二）現在看來，他們和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等領導人不僅在幹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們對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形勢持不同看法。在各專區和縣，也相繼揪出一批「鄭王反黨集團」在當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們的「釘子」和「爪子」，株連了一大批幹部。一九七九年四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損失不可挽回。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階級鬥爭，多數是人為製造的。殘酷的鬥爭，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再也不敢講真話，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再也不敢批評黨員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從而為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的浮夸風掃清了障礙。也形成了對上盲目服從、對下獨斷專行的惡劣作風。大躍進中的「五風」就是這樣形成的。

三 農業 工業齊躍進

一九五七年冬，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下，雲南省掀起了以興修水利和積肥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高潮。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全省興修水利的出工人數達二百萬人左右（一九五七年末全省總人口為一千八百九十六點七八萬人，其中男女勞動力總共約七百五十萬人）。原來沒有積肥習慣的一些少數民族，也移風易俗，修廁所，蓋豬廄，大搞積肥。一九五八年群眾性的修築公路也形成了高潮。當年全省興建公路七千多公里，雖然等級很低，但也算改變了許多地方交通閉塞的情況。（註十三）這些通過政治動員而發動的群眾運動，雖然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將農村勞動力的精銳部分調離農業生產第一線，影響了農業生產，也使農民處於勞動強度極大的苦役之中。

一九五七年，雲南省在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已經受到批判「馬鞍形」的影響，在幹部中存在急躁冒進的情緒。雖然當時雲南省委對形勢的分析還是比較冷靜，如糧食產量，原計劃「二五」時期末要達到二百億斤，省委確定的原則是，算賬可以算二百億斤，爭取完成可能是一百九十億斤，按一百八十億斤往上報。實際上一百八十億斤也偏高（一九五六年糧食產量最高，為一百二十點二七億斤）。接著是全國反右傾保守，使「大幹快上」的溫度急速上升。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雲南日報發表題為《革命幹勁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論，提出「躍進，再躍進」。省報的社論是代表省委的聲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書記的聲音。

一月十三日，中共雲南省委辦公廳向雲南各地、市委傳達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提出的農業大躍進指標：一，原來提的十年實現的水利化計劃三年完成；二、這三年要為八十億到一百億方水奮鬥；三、三年內基本消滅平壩區和半山區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區坡地為梯地一千萬畝。（註十四）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上半月各省農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計劃的實現情況，雲南省僅實現計劃數的二百一十七萬畝的百分之十二，在全國倒數第一。中共雲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動，於一月十七日召開全省電話會議，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幹勁，反對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計劃指標。到一月下旬，各地報省的水利計劃從原來的五百四十萬畝提高到一千零二十五萬畝。全省投入水利的勞動力由每天的二百萬人提高到二百六十三萬人，佔全省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工地上的農民，每天都勞動十小時以上，通常都干十四-十五小時。省委還提出「春節不下工地」的口號，民工只好不回家過年，在工地上連續苦戰。（註十五）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雲南日報》發表《在生產大躍進進中，要做徹底革命派》的社論，說：「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徹底革命派呢、還是做改良派、妥協派、現狀維持派呢？是做促進派呢，還是做促退派呢？這是檢驗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這裏把對「大躍進的態度提到政治高度。

二月十五日《雲南日報》發表了《堅決地干，大胆地干，徹底地干》的社論。社論說：「大躍進的形勢，就像奔騰在鐵軌上的火車一樣，顯示出歷史的必然性；農業、地方工業的高速度增產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樣，萬事俱備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把徹底革命派、促進派與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現得最顯然不過了……要清楚地看到，我們是處在高潮當中，必須經常克服右傾保守思想，這已經具有規律性了。」社論尖銳地批評了一些人對形勢的觀望、懷疑態度。這個社論，對當時本來已經過熱的形勢，起了推波瀾的作用。

像全國各地一樣，雲南的大躍進不僅表現在水利建設中，也表現在其它方方面面。在六月的大春栽插期間，發動了以盲目追求過度密植為中心的「大面積高產運動」。不管各地區是否適宜，都要求達到每畝比往年多栽五千-一萬叢秧。凡被認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認為是躍進的就「插紅旗」。

一九五八年春，全省開展了積肥運動。在春耕積肥中，許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來的老牆土做肥料。晉寧縣拆除了農民住房的百分之二十。每個合作社都取消了一兩個小村，合併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個村子。不少社員住房拆除后沒有地方住。（註十六）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中共雲南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根據省委指示，先後四次向地、縣兩級發出創高產的通知，鼓勵人們「敢想敢幹，創造大面積的豐產記錄和單產的最高記錄。」（六月十八日通知）「省委強調必須放出一些衛星來稻穀能否放出畝產二萬斤的衛星」（七月二十二日通知）。「據了解，各地的衛星都是用移苗並栽的辦法，如果時間來不及，你們搞幾畝或十幾畝三萬斤以上的水稻衛星（八月十六日通知）……（註十七）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動。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間，雲南也掀起了「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的高潮。九月六日，《雲南日報》報道畝產稻穀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二斤，此後，各地「衛星」頻頻「上天」。畝產六萬斤水稻，三萬斤包穀，三十萬斤薯類，一千斤棉花，五千斤烤煙等，相繼在報紙上出現。這些「衛星」，大大超過了人們常識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後證明都是假話。

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四日，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謝富治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三年改變全省面貌；三年工業總產值要超過農業總產值，建成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農產品要大大有餘，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一九五八年的任務：糧食產量翻一番，基本達到每人一千斤到一千三百斤；生產鐵七十萬噸，鋼十萬噸。（註十八）

在農業大躍進中，雲南省的邊遠地區，和中原省份一樣，也開展了以滾珠軸承為中心的農具改革的群眾運動。麗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後，成立了以縣委書記為首的技術革新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由一名副縣長專管，區鄉也由第一書記挂帥。邊看，邊學，邊做，邊改進，工效由原來的四-五個工生產一套滾珠軸承，提高到一個工生產兩套滾珠軸承。四華鄉一個鐵匠帶十個徒弟，採用流水作業，平均每人每天生產三、四套滾珠軸承。以縣農具廠為骨幹建立了一個滾珠軸承廠，二十九個大鄉中每鄉都有分廠，遍地開花。（註十九）大理地委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的《關於當前工具改革的情況報告》中說，截至九月二十一日統計，全州已完成鐵質、木質的各種滾珠軸承共計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二十五套，占計劃的百分之十六點四，各種秋收秋種農具四十八萬零五百九十七件。占計劃數的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收割機七百七十五件，脫粒機一萬二千 件……滾珠軸承竟有木質的，從來沒有見過機器的大理這個邊遠地方，竟然製造出大批收割機、脫粒機。這顯然是神話。這些滾珠軸承和農業機械是怎樣造出來的呢？這個報告說：「反對單純依靠鐵匠、木匠來改革工具和製造滾珠軸承的作法，充分發動群眾，相信群眾，形成多快好省的群眾運動」「全黨動手，全民動員，人人當木匠、鐵匠，戶戶造滾珠軸承」。「白雲鄉原來只靠三十多個鐵匠、木匠，結果時間拖長，任務完不成，後來把工具改革變成群眾運動，僅三天就造出各種畜力車一千五百多部，同時全鄉都實現了轉動工具軸承化和運輸車子化。」「據大理、台慶、漾濞等縣反映，製造滾珠軸承沒有材料，群眾就自動將自己的鋤頭、耙、釘耙把、趕面棒、拿出來做滾珠軸承。把棺材板、大門板、吃飯桌等都拿出來製造畜力車。床板、樓板都拿出來做打穀機。漾濞縣麥地鄉由於大部分利用竹、木製造滾珠軸承，僅三天時間就造出滾珠軸承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套。」

工業大躍進也出現了奇迹。在省委的號召下，全省的工礦企業數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八百六十六個猛增為一九五八年的二萬三千一百一十個。半年就增長五倍。有的地區報稱平均每一點零五分鐘就建成了一個廠礦；有一個縣的鋼廠報稱「僅花兩塊錢就辦起來了」；連刀耕火種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報稱辦起了三千六百多個廠礦。大辦工業使全省約有一百萬個勞動力脫離了農業生產。僅全民所有制職工就由一九五七年的六十四點三萬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五十四點一萬人。（註二十）

和全國一樣，雲南大辦工業也是以鋼鐵為中心的。由於雲南出銅，所以雲南的提法是「大戰鋼鐵銅」。七月底投入的人力有十七點七萬人，八月下旬增加到二十五點七萬人，建成小土爐一 萬多座，小高爐二千多座；十 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達三百七十多萬，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鋼鐵銅為中心。全省中小學生全被動員起來回收廢鋼鐵，房屋的鐵門把和下水道鐵蓋也被拆下來化成了鐵錠交任務。（註二十一）

在「人人鍊鋼鐵，鋼鐵煉人人」的口號下，全省調動了三百七十多萬勞動力參加鋼鐵銅會戰。（註二十二）晉寧縣幸福公社動員了一萬多人去煉鐵，老太婆、娃娃，背著鋪蓋，像逃荒一樣，走了兩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麼也沒有，只好臨時砍樹搭棚子住。（註二十三）離開鋼鐵銅工地的社員不給飯吃，對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辯論、鬥爭。有五個小夥子和婦女唱山歌，這本是雲南的風俗，工地上的幹部卻說他們調戲婦女把他們捆了起來。煉鐵的土高爐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風箱。做風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雞毛。為了得到雞毛，幹部們把農民的雞殺了。為了得到木板，征來了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爐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數沒有開起來。師宗縣的火箭、富樂兩個公社建爐五百一十二個，投產的只有二百三十四個，出鐵的只有八十四個。據省委派往富源縣核算成本的工作組反映，每噸生鐵成本高達二千七百元到三千三百元，而每噸生鐵才值一百六十元。（註二十四）

工、農業「大躍進」造成了大損失、大躍退。雲南省的糧產量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連年減產，一九六零年的糧產量低於一九五七年，只比一九五三年多一些。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五七年相比，大牲畜減少了百分之十四點三，生豬減少了百分之十五點八。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一九五八年後逐年下降，一九五八年人均為七十二元，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四元，一九五九年為七十一元，一九六零年為七十元。由於大辦鋼鐵銅和大辦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復蓋率由五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下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由於大面積開荒種糧，放牧草場（山）遭到嚴重破壞。（註二十五）

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減產百分之六點七，卻不敢講真話，虛報糧食產量，這一年糧食徵購數卻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八千多萬斤。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又比一九五八年減產百分之六點八，而徵購數又比一九五八年多七點三億斤。（註二十六）農民的口糧交了徵購任務，造成了大規模的飢餓和死亡。表十•一中是一九六二年糧食部的數字，和《當代中國的雲南》一書所載略有差別，但趨勢是一樣的。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雲南》。

表十•二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后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百分之三十為口糧。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凈擁有為五百一十六點八四斤，其中口糧大約有三百六十一點七九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后，農村人均口糧低於三百五十斤，再加上層層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註解：

[註一] 鄒啟宇、苗文俊主編：《中國人口•雲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註二]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九一頁。

[註三] 《中共中央轉發雲南省委關於邊疆六個縣區第一批採取和平協商方式進行土地改革的初步總結》，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

[註四] 《思茅地委關於領導群眾克服糧荒的緊急指示》，一九五六年八月四日：《思茅地委關於解決當前邊疆糧荒問題的第二次緊急指示》，八月二十日。

[註五] 雲南省紀委：《關於墨江縣壩溜、龍潭二區一九五二年春荒餓死人及嚴重違法亂紀事件及有關幹部處理意見的報告》，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

[註六] 臨滄地委：《關於臨滄縣一九五六年死人情況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七]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雲南》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註八] 雲南日報社論：《辦好公共食堂》，《雲南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註九] 《當代中國的雲南》上，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註十] 《雲南省委關於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鬥爭的幾個主要經驗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註十一] 孫雨亭：《從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鬥爭中吸取教訓，進一步加強黨的戰鬥力——在雲南省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註十二] 《於一川同志的總結性發言——在四月二十日省委擴大會上（記錄稿）》。

[註十三] 《當代中國的雲南》上，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註十四] 當代雲南編寫組編：《當代雲南大事紀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八一頁。

[註十五] 《當代中國的雲南》上，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註十六] 《省委轉批農村工作部關於晉寧縣認真處理拆房以後社員安置的報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註十七] 《當代雲南大事紀要》，第一八九頁。

[註十八] 同上，第一九一頁。

[註十九] 麗江地委：《關於開展土法製造滾珠軸承的報告》。-

[註二十] 《當代中國的雲南》上，第一四二頁。

[註二十一] 同上，第一四三頁。

[註二十二] 趙秉經：《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情況，載雲南省農業合作化史編輯室，中共雲南省委農村工作部合編：《雲南合作化史料，歷史資料選編》（一九五二-一九八九）（內部發行），雲南新聞出版局許可證一三零號，第二七四頁。

[註二十三] 省委書記處書記馬繼孔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

[註二十四] 省委檢查團昆明分團曲靖組報告：《善於曲靖專區、富源師宗等縣鋼鐵銅焦放衛星的情況報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二十五] 《當代中國的雲南》上，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註二十六] 同上，第一五四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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