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5日訊】新紀元前夜在亞洲幾個國家旅行，向商界、政界、媒體和學術界人士介紹新書《赤龍的錢囊》（The Dragon’s Vault）。掐指算來，兩個星期內落腳五個國家，輾轉七個機場、搭乘了十個航班，應該算是馬不停蹄了，給了航空公司不少生意，也積累了許多飛行里程數，許多時間都是在機場內外度過的。旅行中專門抽出一天，短暫訪問了花園型的城市國家——新加坡。
最早接觸新加坡人
最早接觸新加坡人，還是20多年前，那時在美國中西部的普度大學（Purdue）讀書。剛開學不久，我們四個分租同一公寓的留學生中，一個來自臺灣，兩個來自大陸，一個就來自新加坡。來自新加坡的這位室友姓孫，是學數學的。他長得清癯精幹，笑口常開，為人極其友善。學了沒幾個月，老兄就不斷的抱怨，說他不知道為什麼要來美國讀博士，這麼艱苦，生活不方便，又這麼勞累，他真想放棄讀學位，回新加坡繼續他中學數學老師的生涯。
聽了他的話，當時幾個大陸學生都滿心狐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的，想著這新加坡到底有什麼好，難道會比美國更富裕、舒適、便利、乾淨？一個中學數學老師的生活，又怎麼會那麼值得留戀、甚至比美國博士還重要？當然，我們都具有中國大陸社會的生活背景，在美國發現了發達國家生活的優越，對新加坡也根本不了解。現在回想起來，這位仁兄說的確實是蠻有道理的。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絡，如今不知他最後到底讀完了數學博士沒有，是不是提前回新加坡教中學數學去了。
1989年的六四前後，海外留學生都覺得中國局勢緊張詭異，人心惶惶。恰好這時，新加坡政府的一個招聘團去普度招人，與許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座談，邀請我們去新加坡工作、定居、移民，講了許多新加坡生活的好處和便利。還很清楚的記得，那幾位政府官員都很年輕，很謙和有禮，也非常誠懇；他們為國家服務、求賢若渴的態度，更是讓我們心中暗自稱奇，這可是中國大陸的官員絕對不會有的。最後有幾位大陸的留學生博士畢業後，真的去新加坡工作了，包括我的鄰居、物理系的馮博士。好像當時他是去國立新加坡大學教書，不知現在老馮還在不在那裡？
旋風訪問新加坡
新加坡別稱「獅城」，是東南亞島國，也是一個城邦，14世紀時，明朝把新加坡稱作「淡馬錫」（爪哇語：Temasek）。新加坡人顯然會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尤其是當外國遊客從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不發達的國家來，進入新加坡後，那種鮮明的對比，不光是城市的建設規劃，還是整潔有序，乃至經營和管理，都可以說有天壤之別。從雅加達搭機到達新加坡的樟宜機場，下飛機就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反差。那感覺，和記憶裡從墨西哥的第華納回到美國的聖地亞哥，是很相像的。
這次旋風訪問新加坡，除了要見幾位朋友，還有歷史和現實的機緣。新加坡真是很小，國土面積700平方公里，開車橫穿都要不了半天。從機場出來，朋友特地帶著去看了看著名的船型酒店（金沙賭場）。朋友說，去這家賭場外國人不要錢，本國人（新加坡）人卻要收賭場費，以遏制國人賭博。這種裡外不一、以鄰為壑的做法，恐怕會讓新加坡政府難以保持極高的道德訴求。
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五萬多美元，和人類發展指數高達0.866，都會讓許多政府和國家羨慕不已。不管開車還是步行在新加坡街頭，城市在綠化和保潔方面，成效都不輸與任何歐美國家。但與新加坡人交談，發現他們富足的生活中總是充滿了不滿和無奈，那是一種無能為力的無奈。
苛求時融入善良和寬容
這樣的挫折和失落感，應該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新聞自由方面，新加坡在記者無國界的新聞自由指數中排在第149 位。新加坡在世界的眼裡，既有民主的選舉制度，也有威權式的專政，政府的效率和運作的有效，也因此有極大的保障，所以人們才會看到高效率的政府運作，它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擔憂。新加坡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體現在禁止個人或民間組織自行安裝衛星天線接收器，和對部分網路進行管制。新加坡海關的表格上，攜帶毒品入境者，會明確的警告會被處以死刑。
令初來乍到獅城的人們吃驚的是，在新加坡，當局對一切集會都非常關注，達到一定人數的戶外集會必須向警方備案、取得准證。更意味深長的是，新加坡內部安全局權力巨大，這是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原來是用來對付共產黨的，但現在反對共產黨的團體也會受到衝擊。
新加坡高道德標準的管制，嚴刑峻法，強力的政府手段，當政府有傲人的經濟和社會管理成果作為支撐之時，就不太能夠提供給反對派人士足夠的火力。新加坡的笞刑處罰，幾年前因為一個美國中學生的愚蠢行為，被美國民眾所熟知，也成為爭議的焦點。
由於中共曾經尋求新加坡在國家治理方面的經驗，所以，中國目前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還是政治上獨立和監督的力量的缺乏，都有新加坡的影子。在新加坡，有政府高度控制的淡馬錫控股；在中國，則是裙帶資本主義式的國家壟斷。在新加坡，政府極其精明，思慮嚴謹，處處充滿商業頭腦；在中國，政府聰明過度，算盤極精，時時與中國百姓爭財。中共赤龍掠奪有效，錢囊飽滿，新加坡政府的諮詢和表率「功勞」不小。
嚴苛治國可以有效，但肯定不會國運長久，中國歷史上法家的興衰也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對以儒家方略治國的政府來說，在求真、苛求的同時如果能多融入善良和寬容，也許才真正是長治久安之道，它會改善新加坡的國際形象，也會是新加坡人民永久之福。
文章來源：《新紀元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