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條江橫穿浙江省，上游稱為新安江，中游稱為富春江，下游稱為錢塘江。這三條江首尾相連，卻彎成一個「之」字，所以稱為浙江。浙江省是一個沿海省份，海岸線長，島嶼眾多，氣候溫濕，自然條件好，加上這裏的人民勤勞而富有韌性，有很強的奮鬥精神，有經商的習慣和頭腦。因此，這裡是中國的富煦之地。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後的三年間，這裏的農民也飽受飢餓的折磨，經歷了歷史上一次重大麴折。

一 從農民口中奪糧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積不到一畝。新中國成立以前，浙江是個缺糧省，據國民黨有關記載的材料，每年要從外省調進二億到五億斤糧食。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實行土地改革，糧食比建國前多了一些，但是，不僅沒有糧食調入，還承受了沉重的糧食徵購任務。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度徵購了五十一點二四億斤糧食，一九五五年春出現了「人人談糧食，戶戶等統銷」、「人叫，豬叫，牛叫」的緊張局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糧食年度，又因徵購過多，使得一九五七年春天，餘姚、上虞、慈溪、桐鄉、金華、仙居等縣發生了鬧糧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躍進年代，征過頭糧的問題更為嚴重，這也與浮夸風有關。一九五八年，上報糧食產量為三百二十億斤（實際產量為一百四十二點一億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開始省里向中央認購五十八億斤，后落實徵購任務為四十八億斤，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實際徵購五十七億零六百萬斤（其中本省銷售三十七點六億斤，純上調十億斤）。儘管大幅度超額完成了任務，但中央二十日給浙江電報稱，「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糧食，浙江除完成五八年上調糧食十億斤外，現又增加一點四億斤」。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堅決支持這一措施，同意分別在五、六月份調出。」（註一）

糧食部的數字和江華說的數字略有差異，但明確地反映，大躍進以來，浙江糧食連年減產，一九六一年的產量只有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八十六。詳見表九•一。

【資料來源】 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浙江》。

【註】 產量為生產年度，徵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表九•一「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徵購」再加上「銷售」。在省里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其中，口糧大約佔三分之二。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凈擁有五百一十一點二五斤，其中口糧大約為三百四十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糧以後，農民平均有三百斤就不錯了。再經過一層一層地尅扣，吃到農民嘴裏的遠遠低於三百斤了。

一九五九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現了糧荒。據安吉等十一個縣調查，每天口糧不到十二兩的（即零點七五斤）佔用膳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安吉縣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蘭溪、桐廬佔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建德、吳興、義烏、龍游、佔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諸暨、天台、浦江、桐鄉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二百二十四個食堂有一百六十八個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產隊社員孫本根、受榮生產隊社員汪明發，因斷糧，病勢加劇而死。省糧食廳反映，有些地區糧食緊張，表現在：一，食堂斷糧停伙，吃麩皮、糠餅、草子、野菜等；二，摘青吃青情況嚴重；三，排隊搶購副食品。安吉縣五月一日到七日，全縣一百九十三個生產隊中，有八十七個生產隊的食堂斷糧停伙。農民上山下地掘筍、拔野菜、吃青蠶豆的情況相當普遍。群眾因吃代食品過多因而引起臉腳浮腫、瀉肚子、中毒等現象。據五月上旬十天的統計，已死亡五十多人。上于縣東關公社從五月十六日開始有六個大隊六十二個食堂斷糧停伙。（註二）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零年度，糧食徵購任務為五十八點一二億斤，統銷指標為四十點一二億斤，扣除本省統銷數，純上調糧食任務為十八億斤。這個任務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比上一年實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註三）任務一下達，各級幹部態度堅決，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務，從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七日，只用六十七天時間，全省就超額完成了徵購任務，破了歷年徵購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規。到一九六零年二月十日，共徵購入庫糧食五十九億零二百萬斤（最後統計實績為六十點二億斤）。與此相對應的是，省內銷售量到一九六零年二月十日止只有二十四點八二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了一點六六億斤（最後統計數為四十七億斤）。為什麼能完成得這麼好呢？「在糧食登場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四快、四邊」，這裏說的「四快」是指收、打、曬、運四個環節要快，「四邊」是指邊收，邊打，邊曬，邊運，及時入庫。更為重要的是，「用階級鬥爭的武器去克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農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揭穿和打擊退地主富農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行為……插紅旗，立標兵，掀起學、趕、超、幫的群眾運動，組織糧食入庫高潮，一鼓作氣，短期內把糧食起來。」從這一段話不難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務，採取了政治高壓手段，打擊了持不同看法的人，還批評、處分了一批幹部。為什麼銷售糧食比上一年度減少呢？「減少的主要辦法是對產糧缺糧隊實行增產抵消」，這句話的意思是，由於征了過頭糧，過去要靠「返銷」來解決，現在不「返銷」，靠生產隊自己增產來解決。（註四）

一九六一年春天，更嚴重的糧荒又來了。溫嶺、黃岩、平湖、嘉興、蘭溪、餘姚、新登等地出現了大面積飢荒。這些情況下面再作介紹。

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嚴重的飢荒使省里不得不總結前兩年「估產偏高，任務過大」的教訓。當時算了一筆帳：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度上調糧食二十三點九八億斤，而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度上調了三十三點五九億斤。浙江省糧食徵購任務佔總產量百分之三十左右比較適當，一九五八年這個比重為百分之四十點九，一九五九年達百分之四十三點二。二十三個重點產糧縣一九五七年每畝平均負擔為二百二十斤，一九五把年達二百六十斤，一九五九年達二百九十斤。結果，「得虛名落實禍」。因此，這一年度的徵購任務減少到五十億斤，統銷三十六億斤，純上交十四億斤。但口糧還是很緊張，如果把農村口糧恢復到一九五五年的水平，全省不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調任務，還要調入十一點三一億斤，如果口糧水平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全省要調入一點零八億斤，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註五）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徵購任務為四十五點八億斤，統銷指標為三十四點五億斤，純調出十一點三億斤。同時動員三十萬吃供應糧的城鎮人口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一年浙江災害嚴重，徵購任務調整四十三點七億斤。扣除本省銷售外，這一年上調中央九點六億斤，計劃外支援四川省二千一百萬斤。在這一年中，雖然城鄉供應是緊張的，部分農村曾發生逃荒、破產渡荒的現象，但情況經上一年好一些。（註六）

這裏引用的浙江省糧食部門的數字和表九•一中國家糧食部的數字略有差異。可能是原糧和貿易糧換算的誤差，也可能是生產年度的糧食年度的誤差。我把兩種數字都列在這裏，供今後專家研究。

從表九•一中糧食部的徵購和銷售數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徵購數大於銷售數，即每年向省外凈調出糧食，而且凈調出糧食數年年增加一九六一年，浙江省委辦公廳對嘉興、海寧、嘉善等十七個重點糧食縣進行了調查，寫出了十七份調查報告。（註七）本書作者將十七個縣的數字綜合於表九•二中。從表中可以看出，除溫州每年調進糧食、紹興部分年度調進糧食、衢縣、海寧縣個別年份少量調進糧食以外，其餘各縣在這些年間都是大量調出糧食，而且調出糧食不斷增加。因此，這些魚米之鄉不僅「低標準，瓜菜代」，還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農民外出逃荒，浮腫病、青紫病等營養不良性疾病大量發生，餓死人的情況也有出現。溫嶺縣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常年景，但在「入庫高速度，隊隊滿堂紅」的口號下，徵購入庫強調「先下手為強」，徵購數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四，把農民推入了飢餓的困境。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外流人口二千八百多人，浮腫病人達八千六百九十八人。其它縣也有類似溫嶺的情況。

【資料來源】《重點糧產縣糧食情況調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說來，在貿易自由的情況下，不會發生大面積的、持久的飢荒。浙江省是一個有商業傳統的地方。在剛剛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這裏還有著活躍的農村集市。當時，浙江省農村市場集中於大、中、小三種集鎮。大集鎮（包括縣城），人口一萬左右或一萬以上，這裏大都有國營商業，私人工商業在三百家以上，這是農村的經濟中心，這樣的集鎮全省有七十多個。如杭縣的臨平、塘溪，蕭山的臨浦，餘姚的周行。中集鎮私人工商業有一二百戶，如杭縣的喬司、三墩、瓶窯，餘姚的天元。小集鎮有數十戶私營商業戶，分佈在廣大農村。那時合作社（供銷社的前身）興辦不久，在大集鎮還不能與私營商業競爭。一九五三年，大集鎮上合作社所佔的比重很低（臨平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二，臨浦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四八，路橋佔百分之二十點五四），中集鎮佔百分之五十左右，小集鎮佔百分之七十左右。農村商業集市的大部分空間還是私人商業所佔有。在大集鎮，私人商業的資金數倍于合作社。（註八）詳見表九•三 。

【資料來源】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農村市場基本情況調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這份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是省合作社組織撰寫的。他們搞這個調的目的是為了和私商進行鬥爭，為了用公有商業取代私有商業。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私商大幅度減少。經過一九五六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商基本消滅，再經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不僅沒有私商，連商品經濟也沒有了。本來十分活躍的浙江農村經濟也變成了一潭死水。農民完全被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沒有其它生路。

二 江華緊跟毛澤東

「共產風」不是群眾中自發地刮起來的，而是來自上面。像全國其它各地一樣，一九五八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響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

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對毛澤東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緊、非常快的。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估計，但事隔不到一年，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不經討論，就一人斷然推翻了這個估計，獨自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江華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工作報告。毛澤東十二月十七日看到了這個報告，于凌晨二時給秘書葉子龍寫了一封信：

請於今日上午八、九時通知舒同、曾希聖、江渭清、劉順元、柯慶施、葉飛、周總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這個文件，在下午一時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沒有這個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發各人。（註九）

事後，他又讓《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報告，還加了很長的編者按。編者按強調「報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註十）江華的報告為什麼引起毛澤如此高度重視呢？主要是這一段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獨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以後，第一個響應、並較系統闡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華。

在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浙江也不落後，這一偉大的進軍是在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與收縮的較量中開始的。一九五五年，浙江省農業集體化過急過快，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引發了農民的抵抗，「仙居事件」（註十一）影響最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認為合作化發展太快了，對浙江省的合作社採取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毛澤東對此十分震怒，說這是「勝利嚇昏了頭腦」、「犯出右的錯誤」。（註十二）據說浙江省委當時就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澤東表揚「中央認為浙江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浙江省委對於今春堅決收縮』的錯誤方針所做的批評是正確的」。（註十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發文向浙江作檢討，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訓」。（註十四）

這說明，在合作化一場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場是和毛澤東一致的。這無疑會加強浙江省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信心和決心。

浙江省委不僅在一九五八年大講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后的一九六零年，在農民處於極度飢餓的情況下，浙江省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還吹得很響。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以《高速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靈魂》為題，向全省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作報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氣，向聽眾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個世界、兩個體系存在。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是社會主義世界；一個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客觀事實，連瞎子也會看到。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一切都要貫穿著共產主義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來建設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因此，要不斷地進行改造，用不斷革命的思想來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一種是停止在社會主義階段，要鞏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鞏固一個時期是可以的，長期鞏固或永久鞏固是不行的，那是違背馬列主義辨證法的。社會主義建成了，還要不斷前進。第二種是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不滿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前進，把共產主義建成為止。第三種是把社會主義開倒車。在這三種思想中，我贊成第二種，要不斷地向共產主義前進。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在北京批評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一九六零年，江華在杭州批評了「鞏固社會主義」新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這大概是對毛澤東的「緊跟」和「活學活用」吧。就在江華高呼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前後，各地飢餓的報告頻頻送向浙江省委。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華新大廳，江華在向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中說：

人民公社一定要過渡，不過渡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國家有兩種所有制：一種是集體所有制，一種是全民所有制。這兩種經濟基礎長期並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說過，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兩種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並存。必須把這兩種所有制向單一所有制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怎麼過渡？江華說：「第一步由基本生產隊所有制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變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變成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廠一樣。」鑒於「共產風」帶來的災難，江華要求縣委書記們不能急於過渡，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創造過渡條件，並且開出了過渡的時間表：「第一步過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時間，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華在這次講話中再三強調，要搞好向共產主義過渡，面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我們的目標，不戰勝資本主義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提出在這場鬥爭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下中農包括新的、老的），團結經過改造的富裕中農。現在地主、富農在大多數地方搞臭了，現在就是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包括老的新的），他們中的一部分對我們有抵觸情緒。我們要團結中農裏面大多數經過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願意改造的少數中農，特別是上中農」。他要求縣委書記：「你們回去查一查，每個生產隊，是不是貧農佔優勢？是貧僱農當家還是富裕中農當家？」他還要求縣委書記們要敢於改造自然，他舉例說：「四川有一種茅草和麥子交配，一個麥穗長一千五百粒。牛和豬交配，生下豬來就是幾十斤。」（註十五）

省委領導人旗幟鮮明的講話，黨報黨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宣傳，使浙江省的「共產風」連年不斷。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浙江省較大的「共產風」颳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以前。當時，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熱衷於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現了大量的「一平二調」。鄭州會議以後，根據中央精神，批判了「共產風」糾正「一平二調」。但長期灌輸造成的共產主義情結很深，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又颳起了第二次「共產風」，以辦水利工程、大辦畜牧場、大辦社隊工業的名義，再次大搞「一平二調」。一九六零年，為了「加快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這種行為可以從上面引用的江華講話中找到理論根據），大力發展公社經濟，提高公社的經濟實力，又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糧食、現金和物資。據一九六一年三月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省一平二調的總金額共達二萬零一百八十四點八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被無償「調去」三十六元多。平調的有土地、勞動力、耕牛、房屋、傢具、炊具、現金等。（註十六）當時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平均不過幾十元，三十六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調去」的不僅是當年農民的收入，還把農民過去的家底也調走了。這裏說的「調」實際就是掠奪。

浙江省「吃飯不要錢」是靠「大辯論」推動的。建德縣大洋公社衛星生產隊地處山區，只有一百五十四戶、六百九十人。一九五八年，「由於糧食大豐收和共產主義宣傳教育以後，廣大群眾思想覺悟大提高，進一步激發了社會主義積極性，紛紛要求實行吃飯不要錢。但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存在著右傾保守情緒，他們對糧食估產過低，認為吃飯不要錢沒有條件。」生產隊黨支部根據公社黨委指示，及時引導群眾開展辯論。「在辯論中極大部分社員擁護吃飯不要錢，但也遇到少數社員（主要是富裕農民）的反對。通過辯論，駁倒了富裕農民反對吃飯不要錢的種種論調，不僅在兩天內完成了糧食徵購任務，一致擁護吃飯不要錢。經過公社黨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飯不要錢。」（註十七）

共產主義強調有計劃的生產，而「周密的計劃」必須指揮權高度集中。生產上的瞎指揮是生產指揮權高度集中的必然產物。像全國各地一樣，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生產上的瞎指揮在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農村幹部打罵農民，扣飯的情況相當普遍。一些地方農民和處境十分悲慘。平湖縣新埭公社黎明生產隊的支部書記自稱「小皇帝」，他和生產隊長、副支書三人隨意吊打、捆綁農民、不給飯吃、任意扣罰、抄家。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五九年被他們處以打、吊、跪、關、凍、扣、罰、改造、沒收、抄家，不給飯吃的有九十一起，有的農民被逼得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夏季社員沒有口糧，他們卻向上級謊報有糧食，還挨戶搜查，把能吃的東西全部沒收。因而餓死三十多人。（註十八）

溫州地區永強公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群眾大會上重點批判了六十三人。其中，被戴高帽遊街的二人，罰跪的十四人，被捆打的九人，被吊的時十二人。該社永新大隊總支書記韓某，將買賣五百斤蕃薯的一個婦女戴上四頂高帽，帽上寫著「套購蕃薯五百斤在輪船碼頭上掛了牌，叫她自己敲鑼，叫她女兒在一旁喊：「我母親套購蕃薯五百斤，大家不要學她樣。」金化地區蘭溪縣游埠公社萬善大隊確定了二十四個批判對象，其中七個是富裕中農，其餘是貧下中農。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一 日，共開了十一次鬥爭會，被鬥爭的二十人當中，罰跪的十六人，被打的四人，受傷的三人。這個大隊十月十三日在清路召開了四個生產隊的鬥爭大會，將十二個鬥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一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遙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南山生產隊毛岩林（中農），因年紀大，從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罰跪七個小時，身受重傷。這個大隊幹部盧某、蔡某指使生產隊幹部對十三小隊的二十四戶社員逐戶搜查，翻箱倒櫃，共搜走糧食一千八百多斤。（註十九）

浙江省的反右傾鬥爭也是很積極的，曾經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負責幹部。

註解：

[註一] 特急電報：《江華致先念同志並報主席、中央、上海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時，致電機關：中共浙江省委，簽發人：江華，發往：北京、上海，發報一六-四八號。

[註二] 《省委轉發省委辦公廳關於部分地區糧食緊張情況的兩個材料》，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註三] 《省委批轉省委糧食廳黨組關於一九五九年全省第一次糧食會議情況的報告》，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註四] 《為爭取一九六零年全省糧油工作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浙江省檔案館，一九六零 J一三二-一二-二，二十二-二十八頁。

[註五] 曾紹文廳長在全國糧食局長會上的報告：《關於糧食工作問題》，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浙江省檔案館，一九六一 J一三二-一三-七，二十二-二十八頁。

[註六] 《糧食會議文件》，全省糧食會議秘書處印，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註七] 浙江省委辦公廳：重點產糧縣糧食情況調查材料之一至十七。

[註八] 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從典型調查來看浙江農村市場的基本情況和特點》，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檔案館， J零零二 一九五四年，六卷五十六號，第三十七-四十四頁。

[註九] 《關於通知閱看浙江省委工作報告給葉子龍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六七一頁。

[註十] 江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爭取整風運動在各個戰線上的勝利》，《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註十一] 楊心培：《關於仙居縣群眾鬧事的報告》，一九五七年六月，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三二頁。

[註十二]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一七五頁。

[註十三] 《中央對浙江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複電》，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第三六二頁。

[註十四] 《中央農村工作部對浙江省合作化問題的檢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

[註十五] 《江華同志在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大華新大廳，浙江省檔案館， J零零二 三卷三號，第三十-三十七頁。

[註十六] 省委辦公廳：《全省一平二調情況和兌現情況》，一九六一年三月。

[註十七] 《省委轉發「建德縣大洋人民公社衛星生產隊實行吃飯不要錢和計劃用糧的情況」和富陽縣場口公社建立糧食計劃管理制度的情況》，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浙江省委文件，省委發文[五八]一零七八號。

[註十八] 《黎明生產隊基層組織整頓情況》，載浙江省委農工部辦公室編《情況資料》第十期，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

[註十九] 《中央批轉浙江省委「關於溫州、金華地區少數地方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違犯政策情況的報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五九]一零一零號，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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