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山東省糧食產量和徵購

據國家糧食部一九六二年提供的幾個的報表中的數字，山東的糧食情況如下表。這是最後的實績數，在當年年度，還有一個討價還價過程。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山東》。

表八•一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參看本書第一頁「禍起中原」）。表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后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百分之三十為口糧。

從表八•一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山東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糧食產量二百四十二點一零億斤，一九六一年只有一百八十億斤，三年減少了六十二點一億斤，即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點六六。在產量下降的同時，徵購卻大幅度增加，一九五九年度產量比上年下降了四十四億斤，但徵購比上年卻增了十二點八七億斤。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徵購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為這時農民大批餓死，想征也征不上來。

表八•一中的糧食產量還包括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例如，一九六零年的一百八十二點三四億斤，實際過秤入庫的只有一百七十四點九七億斤，（註十一） 其餘七點三七億斤是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

一九五八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於勞動力都去搞大辦鋼鐵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勞動力很緊，收割、打場都很粗糙，浪費很多，豐產不豐收。由於浮夸，誤以為糧食很多，秋收後放開肚皮吃了一陣子。結果，還不到一九五九年春，糧食就緊張得很。衛生部報告，一九五九年「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比較廣。其中山東最為嚴重，一月至四月十日，發生腫病人七十七點九萬多人。死亡六百一十八人，僅四月一日至十日，即發生腫病人十七點三萬人。」（註十二） 在這期間，山東省委還不承認沒有糧食，認為是生產隊把糧食藏起了，有的縣開始搞瞞產私分運動。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舒同在發表了《當前人民公社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其中寫道：

當前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以後的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除了災區以外，全省各地幾乎普遍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荒，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豐收的地方鬧得反而愈加嚴重……這是怎麼回事呢？原因雖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毛主席向我們指出的，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尋找。

舒同在這裏不認為沒有糧食，他還堅信原來浮夸報上來的產量，認為還是大豐收。糧食哪裡去了？他沒有說在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但認為由於所有制的原因，生產隊、農民不願意把糧食拿出來。這也是反瞞產私分的理論根據。這不是舒同的創造。二月份，毛澤東對廣東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經驗的批示是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批示《經濟消息》發表的《是糧食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文章是二月二十八日。舒同的文章說瞞產私分的根本原因在於所有制的觀點都是來自上述毛澤東的批示在。在極權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應。作為封疆大吏，不應是不行的。同全國各地一樣，不管是不是所有製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瞞產私分，廣大農民受害很深。

惠民縣搞得最厲害，召開了全縣五級幹部會，把瞞產私分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省委總結了惠民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舒同親自對這個經驗作了批示，從而在全省開展了以反瞞產私分為內容的兩條道路鬥爭與社會主義教育。各社隊，村莊，都翻箱倒櫃，搜查糧食。（註十三）

一九五九年收成也不算壞，還是浮夸，認為有糧食，一段時間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一九六零年春節，就鬧起了糧荒。

一九六零年按二百二十億斤產量安排：種子三十億斤，飼料二十億斤，農村口糧食一百三十億斤（包括統購返回十五億斤），徵購五十五億斤。以上說的種子、飼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實際是不夠用的。農村口糧一百三十億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二百七十斤，每天只有十二兩（老秤，十六兩為一斤，十二兩即零點七五斤）加上麥收以後多吃了一點，從九月二十日到明年六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十兩多一點糧食。加上地區不平衡，約有一千萬人每天只有八兩（即半斤）左右糧食，而且主要還是地瓜折糧。徵購五十五億斤也很緊：農村統銷去年二十億斤，今年只能安排十五億斤，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統銷二十五億斤，這需要壓縮城市和非農業人口，二十社辦工業人口，加上降低標準（原來已經降了二斤，還有降低二斤）。（註十四） 這裏列出的數字都是原糧，而且多數是白薯干、蘿蔔乾、菜葉代替，經過各級幹部剋扣以後，遠不是這個數字。山東省委這裏的數字是計劃數，表八•一中糧食部的數字是執行結果數。後者的產量和徵購數都比前者小。

一九六零年七月，山東農村公共食堂不斷發生停伙，到七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六個地區（不包括青島、煙台、臨沂）有五千二百一十處食堂停伙。（註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糧食部召開的北方十五省生活安排座談會上，山東省糧食廳副廳長張春生髮言說：糧食入庫和分配全省已結束。到十二月二十日，已經過秤入庫的糧食為一百六十四點六億斤，估計今年糧食產量一百八十億斤左右，比去年總產量二百七十四億斤減少了九十四億斤。徵購任務到十二月二十日已完成四十二點八億斤（原糧，糧食年度），比去年徵購實績七十億斤少二十七億斤。種子留了二十三點八億斤，飼料留了四點三億斤，口糧留了九十三點三九億斤，全省農業人口四千六百四十萬人，平均每人一年二百零一斤。從糧食廳的角度看，糧食總收入為五十四點八二億斤（其中：中央調給軍糧五億斤，調給種子一億斤；華東支援二億斤；徵購四十二點六億斤；一九六零年六月底庫存四點二二億斤）。糧食總支出為五十四點七零億斤（其中：統銷五十點二零億斤；軍糧一億斤；種子一億斤；損耗二點五億斤）。收支相抵後山東糧食庫存僅有一千一百六十八萬斤。他說，這個盤子安排問題很大。統銷五十點二零億斤與各縣要求銷售的糧食差二點五億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銷售出十九點一億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三十一點一零億斤，比過去三年同期少八點一四-十四點一八億斤。（註十六）

一九六一年春，山東農村糧食情況：到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全省農村口糧尚有二十二點二億斤（其中農村留下的口糧還有十五點七八億斤，國家返銷六點四一億斤）。從四月二十一日到麥收的幾十天內每人平均口糧六兩多一點（十六進位，六兩相當於十進位的三點七五兩）。其中五兩（相當於十進位的三點一二五兩）和不足五兩的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點九。口糧不足五兩的縣有：即墨，膠縣，平原，棗莊等。要知道，這不足五兩糧食還包括地瓜干在內。（註十七） 扣除各級幹部多吃多佔，到農民手中已經不多了。而這點糧食是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每天熱量的唯一來源（那時沒有油，沒有副食）。這已經挨餓的第三個年頭了。

五 館陶事件

館陶屬聊城地區，后合併于冠縣。「五風」對農村的摧殘，由糧食問題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徵購，把農民推向了飢餓的困境。從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各地就有餓死人的情況。但地方官員怕擔責任，不讓向上反映。最早傳出餓死人的情況是館陶縣。館陶事件是怎麼揭開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黨代會的時候，一位轉業軍人向中央寫信，中央轉到省委，省委轉到地委，地委轉到縣委，縣委不認賬，地委也不認賬。這位轉業軍人一告再告，最後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門路告了狀。中央知道了情況，有關部門打電話，指令認真處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鄧辰西、王齋去調查。調查組成員看到食堂停了伙，到處都有餓死的人，老百姓圍著調查組的汽車哭。

從山東省委、省人委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的檢查報告（註十八） 中可見一斑。這個報告說，自一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正在發展。截至一月十日，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全面調查，很難舉出準確數字，但這種情況已經遍及全縣。全縣七個公社已有六個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莊。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個公社最多。潘庄、北館陶、八岔路三個公社次之。南館陶公社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生問題，但現存糧食（包括地瓜干、蘿蔔乾）也只能吃一個月。據各公社自報，全縣一千一百九十五個食堂，完全停伙的有八十二個（據群眾反映，絕不止此數），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從中秋節后就沒有見糧食，吃地瓜和羅卜干已經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蘆里大隊有四個食堂在去年中秋節后全部吃地瓜，十一月全吃蘿蔔，十二月二十九日停伙，直到中央轉來人民來信后，才於一月九日、十日兩天開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後，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投親靠友，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發生。有人偷盜、自殺。因餓和餓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這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有的村勞動力全部逃光，生產停頓。

全縣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五八年十月以來，僅到邯鄲一地逃荒的就有一萬三千多人。檢查組訪問了五個公社的二十多個村莊，所到之處，男女老幼哭訴飢餓，慘不忍睹。

縣委按照自己估計錯誤的高產安排徵購任務和社員生活，徵購任務在先，社員口糧有名無實，或名多實少。食堂絕糧後有的叫社員自籌，有的乾脆宣布：「願拾，願偷自己辦。」本來沒有糧食反而加緊「核實」產量，不報高產不散會，發動群眾反瞞產私分、挖「老鼠洞」（即小倉庫），挨家挨戶搜糧食，搞得群眾十分恐慌。

報告說，群眾有三個不滿意：

第一，對幹部虛報產量不滿意。這次檢查組下去前，幾乎各公社都開了會，不讓群眾向檢查組反映情況，只許說產量高，吃得好，不準說吃不飽，沒飯吃。「誰亂反映，誰就是反革命。」

第二，對幹部不關心社員生活不滿意。

第三，對幹部強迫命令不滿意。不少幹部打人、罵人，強迫社員脫光衣服幹活。不脫光就是沒幹勁。強迫社員徹夜勞動，冒雨勞動。有村莊強迫青年婦女脫光衣服勞動。群眾反映，秋收爛在地里不收，卻強迫群眾翻地三尺種小麥。

一個星期以後，中共中央批轉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這個檢查報告（註十九） 。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寫道：「一九五八年全國受水旱災面積是四億畝，成災面積一億畝，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旱災。經過幾年水利工程，旱災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老規律是成災成片，易於發現；新規律是旱災插花，容易忽視。在豐收地區往往有一些減產、或平產或增產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這些地方發生嚴重問題。」

從全國來看，館陶事件是發現得較早的大批餓死人的事件，如果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採取措施，可以減少其它地方的災難。遺憾的是，中共中央並沒有從這裏看到全國性的大飢荒已經來臨。從中共中央這個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們把館陶事件當作個別事件來處理，並沒有看到全局的問題，還強調自然災害，根本沒有從政策上檢討，這是釀成全局大禍的原因之一。

六 濟寧事件

在館陶蓋子揭開以後，濟寧的蓋了也揭開了。根據上面批來的群眾來信，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到濟寧調查處理。

譚啟龍於三月二十一日到達濟寧，在濟寧停留了二十二天。到了鉅野、曹縣、金鄉、單縣、菏澤、鄆城等六個縣，找了鄆城、濟寧第一書記談了話，開了十幾個座談會，訪問了一些農民，他的考察還是很深入、很全面的。三月二十三日，他從鉅野給第一書記舒同的信中寫道：

近三個月來，很多地方沒有人幹活，有的雖然下了地也是應付應付，效率很低，巨野一個隊二十四個人一天只澆一畝麥子。全縣七十二萬畝耕地現在只了耕了二十二萬畝……，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二萬三千頭，死了五千頭，還有瘦弱的，現在能使用的僅有二千一百頭。……巨野、曾縣、曹縣挖麥苗吃的現象相當普遍，有些豐產田的麥苗也被挖掉吃了。

鄆城縣發生搶糧庫事件一百三十多起，有一萬多人參加，搶去糧食十九萬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五十多人集合準備搶糧。

金鄉縣共六十二萬人，據他們彙報，有四十二萬人需要救濟。前天往單縣運的二萬九千斤糧食，行至金鄉被搶走了一萬三千多斤，有一百多人偽裝成挖野菜的，見運糧車來了就一涌而上。

單縣曹馬公社前次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瞞產糧食六百五十萬斤，會後只搞出二百斤。大庄區一個生產隊長報告瞞產八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由於措施失當，生產沒有安排好，現在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巨野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田橋公社榆樹皮四角錢一斤，餅乾一角錢一片。有些人餓得臉已經變了顏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來，全縣水腫病人原來四千人，現在一萬二千人。人口外流現象也沒有停止，單縣棗莊管理區最近每天逃走十二人，有一個生產隊棄嬰六人。有的已經把棉衣賣掉了，現在只穿單褲。巨野縣已經發現餓死的。現在群眾情緒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臉，有的連臉也不洗了，大小便隨地拉，根本無心過日子。

幹部不願來參加會，仲山公社一位幹部說：「我一見仲山頭就頭皮發麻，一進仲山城街就渾身發抖。」

譚啟龍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從濟寧給舒同的信：

……很多婦女、小孩提籃子挖麥苗,有的樹皮也剝光了。牲畜毛豬大量死亡，農具破壞非常嚴重，單縣原有牲畜四萬四千五百三十二頭，死亡一萬零六百六十九頭，佔百分之二十四，原有農具五萬八千七百八十四件，破壞三萬六千四百四十六件，佔百分之六十二。

據地委初步統計，最近三個月非正常死亡一千二百多人（我看不止此數），已發現棄子賣嬰五十八起，單縣僅三個月非正常死亡二百五十三人，蔡堂一個公社死亡一百五十三人，有一個生產隊棄嬰六人。曹縣一個縣外逃四萬多人（全地區外逃跑三十四萬人），他們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餓死，有的自殺，有的暈倒在河裡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據了解，僅在河南開封就死亡六十二人，情景之慘，令人難忍；影響之壞，無法估計。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六十七萬多人，單縣四月上旬水腫病達五萬三千多人，黃后樓一、二排三十二戶二百六十人，患病的達二百二十七人，佔百分之八十一，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腫裂了口。巨野縣劉官屯村共三千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腫病，幹部還扣著糧食不發。

……造成這種嚴重緊張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僅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而且還大量侵犯了個人生活資料所有制。例如，「豬羊大集中，糧食一腳蹬（即全部入國庫）」，「苦戰兩晝夜，完成三腳踢」（即糧食、鋼鐵、豬羊都大集中）。單縣實行窮拉平，全縣統一分配。巨野、鄆城去年秋收時，只准留三天口糧，其餘全部入庫，實行「三庫合一」（國庫、社庫、隊庫），全部變成國庫。他們全縣較好的大車和大牲畜無代價地劃歸縣運輸公司。有的調社員的自行車歸幹部所有。很多地方將糧、草、菜、磚瓦、大材、鍋，全都歸了公。各縣都有一部分地方實行移村並村，全縣幾天之內移村七百一十四個，三萬六千一百四十戶，佔全縣總戶的三分之一以上。群眾說：「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還厲害。」

秋收季節，抽調了一百六十多萬勞動力脫離農業辦鋼鐵、挖煤礦、修鐵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團作戰，許多社隊幾乎沒有勞動力，造成秋收粗糙，損失很大。

城武縣受災仍調出糧食四千六百萬斤，發現糧食緊張后，又採取抽富濟貧的辦法。地縣領導仍沒有冷靜地分析研究，死啃畝產一千斤、八百斤不放。群眾不承認公社向縣裡報的帳，地縣委則扭住不放（據現在檢查，畝產只有四百多斤），說下面右傾刮颱風。去年十二月，各縣普遍召開了萬人大會，今年三月上旬又召開了四級幹部會，都採取了回憶對比、訴苦算帳、反對瞞產私分，反對本位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辦法，在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糧食九億多斤。地委領導很得意。但散會後幹部外逃，很少拿出糧食。曹縣四級幹部會後幾天，外逃四萬多人。

有的地方幹部提出：「有糧食不報，吃飯犯法」、「私藏四兩鋼鐵和私藏一個美國鬼子同罪」（為收廢鋼鐵化鋼交指標）、「畝產不上五百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準下種」等口號，大搞強迫命令。單縣反映，幹部有三大法寶：一辯論，二戴帽，三拔白旗。對群眾進行體罰的花樣有十多種，如，頂燈跪磚、穿梭、拔頭髮、掛玻璃、喝小便、坐飛機、學龜爬、熬鷹、戴高帽子等。群眾說：「他們比漢奸、鬼子還厲害。」

一九五九年春，濟寧事件已經很嚴重，但舒同在濟寧會議的總結中，還要求濟寧自己解決問題。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瞞產私分，但舒同還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又搞反瞞產私分。在安排群眾生活方面，舒同始終強調「是下面的思想問題，有點實際問題，也不大，是能解決的」。（註二十）

《關於金鄉縣防治腫病檢查情況簡報》記載了隨同省委裴孟飛書記下鄉的王瑛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給山東省委的一封信。這封信說，金鄉縣在元月就在魚城公社開始發現水腫病人時，經調查全縣有五千多人，到三月發展到三萬九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其中以魚城公社為最嚴重，這個公社的八人口中，有水腫病人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五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四月份又有發展，據四月二十六日統計，全縣累計發病十萬二千四百二十六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點五（其中發病二次以上的有五萬八千零三十四人），死亡七百九十二人。這個縣對水腫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療：芒硝煮魚，蒼朮散，絲瓜絡煮棗等。

註解：

[註十一] 《山東糧食問題（彙報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山東省檔案館，文號：A一三一-零二-五九二。

[註十二] 中共中央宣傳部：《宣教動態》，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十三] 舒同：《我的檢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十四] 中共山東省委給中共中央的《關於傳達貫徹北戴河會議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註十五] 山東省委辦公廳：《通訊與資料》第三十一號，一九六零年七月。

[註十六] 《糧食部十五聲省糧食廳長會議簡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十七] 山東省糧食廳：《山東糧食問題（彙報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山東省檔案館，文號：A一三一-零二-五九二。

[註十八] 《山東省委、省人委關於館陶停伙，逃荒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註十九] 《中共中央批轉「山東省委、省人委關於館陶停伙逃荒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註二十] 舒同：《我的檢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日。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