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9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二、城市化滯后引起的問題
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為78％，最高的達92％，中等收入國家為60％。而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官方估計己達30％。儘管這一估計過高，但仍然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與印度、印尼等國相近。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即使就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來說，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城市結構極不協調：
一是城市規模過大，大城市過多，中小城市發展滯后。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萬以上人口城市人口中的比重為43％。而日本、美國等國在城市化處於30％的水平時，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佔1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僅為33％；中國10～30萬人口的小城市在10萬以上城市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7％，而英國、法國都在60％以上。這一特點說明，中國的城市化趨勢與世界上的一般趨勢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佈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城市發展嚴重滯后。
三是城市產業結構失衡。主要集中在工業，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特別是交通運輸業和市政基礎設施發展滯后。
城市化滯后是中國非典型化的工業化發展的一個嚴重缺陷，它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
1、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
改革以前，中國重工業超前發展和城鄉隔絕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造就了十分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
1985年以來，由於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使二元經濟矛盾又進一步拉大。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大量勞動力滯留在比重不斷下降的農業上，導致農民收入不斷下降，農民與非農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據國家統計局對29個省、市、自治區6.7萬戶農戶的抽樣調查，1994年前三個季度，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838.4元，增長33.6％；而城市職工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38％（據說有瞞報的可能），高出5個百分點。（註11）根據有關統計資料測算，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僅增長4.0％，比1979～1996年年均增長16.0％的升幅回落了12個百分點。更為嚴重的是，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僅很低，而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97年為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進一步降到了2.1％。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50元，增長8.2％；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增長4.2％。較城市低4個百分點，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註12）2003年，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為1：3.23，即3.23個農民的收入相當於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註13）
2、鄉鎮企業的低層次發展
中國農民一直存在從農業部門向比較利益較高的非農業部門轉移的強烈衝動，然而由於城鄉隔絕的「戶口」制度的限制，基本上是離土不離鄉，實行就地轉移，轉移半徑不大。農民既不將非農產業看作自己的長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農業也不給農民提供穩定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由於城市化發展滯后，農村工業被迫就地發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應」十分低下。正是由於存在這些問題，中國的鄉鎮工業長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層次上，難以進入現代化工業層次。到後來，這一問題是造成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減緩，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國的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收，一直被視為中國經濟改革中一項引以自豪的成就。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一年，超過1.3億人。此後，隨著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凸顯，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它們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這些企業開始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自1996年以後，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於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一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後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於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枯竭，1996年以後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2000年以後，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遠遠低於1.2億人。（註14）
正當鄉鎮企業開始吐出農民工時，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同時變窄了。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用銀行貸款餵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就業，並得以迴避國有企業改革這一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難題，但卻為銀行埋下了壞帳高築、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隱患。90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於崩潰，政府不得不部分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刻陷入破產與半破產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自1996年開始，中國4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制定了一些規定，要求企業雇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減輕本地的就業壓力。
3、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
第三產業要依託於人口、工業相對密集的區域，這樣才能發揮其服務功能的規模效益。由於城市化滯后使人口和工業分佈過度分散，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大大延緩了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從而使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動，都大大偏離世界工業化發展一般規律的標準結構，由此把中國的大多數人口排斥在現代工業文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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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粵港信息日報》1994年12月29日。
註12：《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1）
註13：「我國居民收入六大差距，10%居民佔有45%城市財富」，新華網，2005年6月17日，www.XINHUANET.com。
註14：「農業和農村經濟面臨新問題」，《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3月30日第8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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