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8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在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諸種因素中，有許多是在短期內人們看不到其潛在危險的因素，但它們卻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長期的制約作用，如人口問題。本章專門分析人口、就業與犯罪的關係。

一、二元經濟結構中的農村城市化

1、龐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與狹窄的就業渠道

中國和所有不發達國家一樣，人口增長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勞動力的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公開的、隱蔽的失業和不充份就業。

中國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已達到12億之多，2000年中國第5次人口普查人口達12.95億（不包括港澳地區，也不包括那些在戶籍上沒登記的人口）。但這一數據顯然低估了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目。因為戶均3.44人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城市家庭人口保持在這個數據還勉強可信，農村戶均人口不可能如此之低。2005年，中國終於宣布人口規模已達13億。

中國的人口－資源狀態相當特殊，傳統小農經濟結構的特點就是生殖人口的無限衝動。而1949年以後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了大部分糧食按人頭均分的分配機制，在口糧不足的情況下，單身壯勞力的口糧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寬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這又加劇了農村人口的生殖衝動。改革開放后恢復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人口生殖狀況同樣令人焦慮，許多民間進行的調查都指出了這一點。

據對廣東電白縣正北豐村的調查，該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畝水田和0.4畝旱地（共1畝）；而到1998年該村人口已達536人（不包括遷出的6戶共32人），而由於徵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畝。一個生育周期（20年）不到，該村人口就翻了一番多，全村沒有一戶是獨生子女，戶均超過4胎，最多的達15胎（存活12胎）。在當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擁有兒子的數量仍然決定著一個農戶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對節育並無認識，不會揭發超生現象。（註1）安徽省蕭縣大屯鎮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談》記者反映：從過去的老支書到現任村支書、村主任，多年來就一直公開出賣准生證，將此做為「發家致富」的捷徑；第一胎價格從30元上漲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則漲至上千元；幾年來該村先後賣出准生證200多個，村幹部藉此收款約3萬余元；村幹部自己也帶頭超生，現任支書40多歲，有3個兒子，其長子又生了3個孩子；負責計劃生育的幹部張某30多歲，生了4個孩子，村委會主任的兩個兒子生了7個孩子；老支書的侄子生了5個孩子。該村上報人口2,106人，而實際人口已超過2,330人。（註2）筆者到過的農村，發現農民家庭很少有獨生子女戶，均是多胎化生育，「有權的憑權生，有錢的買著生（付超生罰款相當於買超生指標），無權無錢的就逃著生（逃離本鄉以便超生）」雖然計劃生育號稱是「基本國策」，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實際上卻將計劃生育罰款作為一種尋租的機會，聽任農民多生、超生，罰款收入主要用於改善幹部們的福利或修建鄉村幹部的辦公場所。各種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鄉村的計劃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實際人口數與上報數嚴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統人口40.72萬人。（註3）

但即以官方承認的數據而論，中國人口也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2％，而中國的耕地卻只佔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預計下世紀中葉才達到的1.2畝（0.08公頃），已達到嚴重超負荷承載的極限。

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存在著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農戶總數減少、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為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積下降了4.5％、變為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卻銳減24.3％，降至780平方米（0•078公頃），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0•408公頃）。（註4）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越來越遙遠。

而更危急的是這個龐大的人口基數增長慣性將一直延續到21世紀中葉。據人口專家們測算，假如總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總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億。而如果按目前這種趨勢發展，到21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將達到17～18億，這個數目，無論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為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資料，中國的整個自然環境最多能容納15～16億人口，許多短缺性資源能容納的人口低於10億。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規模在21世紀第2個10年末將達到環境的最大容量值。據粗略統計，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1/3要用於新增人口和安排就業及退休人員。中國社會在長時期內將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如就業、新生貧困人口、社會治安等一些社會難題，無一不和人口過多有關。

人口問題的實質，是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是人口無限增長的趨勢與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空間、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人口的膨脹給整個環境帶來壓力，影響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已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約因素。這一點，在2000年表現得尤其有象徵性。這一年，中國自稱經濟已經初步復甦，改變了連續幾年增長速度下降的趨勢，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達到8％。然而就在中國自稱的經濟繁榮背後，社會狀況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好轉。具體表現在：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就業狀況沒有好轉，各種社會問題仍在繼續惡化。這幾項指標中最重要的是就業狀況。從1997年以後的情況看，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多少新的就業機會：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數據，可計算得出中國的真實失業率至少為20.2％。（註5）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必將成為中國最為嚴峻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從2001年開始，中國將失業率改為「登記失業率」，意謂去政府勞動部門登記的才算失業人口，未登記者不列入失業人口，已經純粹是政府在玩概念遊戲，國內亦無人將這一統計數據當真。面對各種質疑，政府部門只得出面解釋：「城鎮實際失業情況確實和登記失業率存在一定偏差，前者的數字要大於後者。」 （註6）

2、「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下的農村城市化

在分析中國城鄉關係、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轉移等問題的時候，必須要借用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 1915～，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所謂「二元經濟模型」有三個特徵：第一，它包括「現代的」與「傳統的」兩個部門，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而獲得發展；第二，在提供同等數量與同等質量的勞動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在現代部門比在傳統部門得到更多的工資；第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超過這個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有趣的是，據這位經濟學家聲明，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勞動力過剩」這一個詞來表述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無限供給（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這一事實，而用「在現行工資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彈性(Elasticity of Supply) 是無限的」這一頗學術化的語言來表述同樣的事實。

但中國的情況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不但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把十多億中國人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類別，維持這種結構的是有關社會福利的13種制度（從90年代中期起，有些制度如糧油供應制度等己廢除）。考察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就會發現其受制於「二元社會結構」而產生的種種特點。

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開始於80年代初期。可以說這條道路上有三個裡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一決定中，中國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農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一號文件，允許農民進集鎮經營第二、第三產業，但是國務院發的《關於農民進集鎮問題的通知》中則規定不許進縣城，有些大胆一點的省自行開了口子允許農民進縣城；1993年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決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這三個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動中國城市化的三個裡程碑。經歷過近20年的曲折發展，一大批繁華的小城鎮崛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小城鎮發展特別迅速。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鄉鎮企業發展的遲緩，中國小城鎮的發展又進入停滯狀態。中國政府在中國發展大城市以帶動區域經濟還是發展小城鎮以推動鄉鎮企業發展方面一直舉棋不定。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三個文件中用的「允許」一詞，多少表明了中國農村城市化的被動特點。中共中央制定這三個文件時，不得不考慮中國城鄉經濟差距大，現有城市就業擴張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有限等客觀因素，維持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至今還保持著典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社會結構。

隨著城市經濟建設的發展，每年都有至少5,000萬農民工湧向沿海城市（此數目不包括流往當地城市的農民工）。一個被廣為引用的數據是：目前中國4.4億城鎮人口中，農民工人數已達1.4億，（註7）如果再加上在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全國農民工總數則高達2.5億。（註8）但是在戶籍制度的管理下，農民進城務工首先要辦妥相關手續，否則就會成為城市裡清查的「三無人員」－－「三無人員」是中國政府自90年代以來創設的一個名詞，指「無合法證件，無合法住所，無固定工作的流動人口」，即俗稱「盲流」。 以北京市為例，一個外地農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要辦理的證件多達6、7種。這些證件包括：《流動人口證》，《暫住證》，《就業證》，《健康證》，育齡婦女的《婚育證》，《職業資格證書》等。為辦理這些證件，來京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且上述證件不少是需要每年更新的，也就是說，來北京打工者每年需要支出一筆相對於他們的收入來說價格不菲的支出。（註9）其他城市的農民工所需要辦理的證件與北京市一樣。

面對這筆不菲的付出，許多人選擇了逃避。據官方估計，外來人口中辦理了暫住證的約佔89.6％，而外來人口中78.2％的人為務工或經商。據此估計，在京務工、經商的外來人口仍接近200萬人，而發放《就業證》的額度僅為95萬張。由此推之，黑工的數量應在100萬以上。（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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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陳鋒：「正北豐村調查」，載《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11月20日。

註2：《半月談.內部版》1998年12月。

註3：「四川人口「黑洞」觸目驚心」，《深圳商報》2000年7月14日A9版。

註4：「農村，不可忽視的支撐點」，《中華工商時報》2000年7月25日。

註5：勞動年齡人口扣除從業人口即為失業人口。按照這個口徑計算，2000年中國失業人口為1億，失業率為12.4％；但是要注意兩點：第一，中國政府刻意用數字遊戲掩蓋真實失業人口數據，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城鎮就業人口中，包括一部分未在任何行業或機構就業的隱蔽失業人口（即下崗待崗人員），這個數據1999年為5,438萬，2000年為6,286萬，如果把這6,286萬隱蔽失業人口計入失業總數，2000年中國的失業率至少為20.2％，全國失業人口總數在1.63億以上。第二，由於國家統計局將未充分就業的農民計入就業人口，所以如此計算的失業率仍然是低估的。

註6：新華社記者黃全權：「六問當前就業形勢：1400萬的就業缺口如何填補？」新華社消息，2004年09月06日。注：這裏的1,400萬指的是城市人口的就業，並不包括農村。

註7：「全國政協常委陳清華認為，農民工政治待遇亟待提高」，《新京報》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3月13日 。

註8：「只有2.5億農民工養老保險立法，才能發展和諧社會」，http://media.163.com，2005年2月25日，原文載於《南方周末》。

註9：《財經》雜誌，2001年第10期。

註10：《中國青年報》2001年11月21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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