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0日訊】 (美國之音電)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與新聞自由有關，比如中共仍然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之一，外媒記者為簽證與北京反覆交涉等等。但因新聞管制與輿論控制是中共當局的日常業務，中國的媒體業者面臨的煩惱，遠比外媒記者的簽證煩惱更大。
洗腦工具被再洗腦
最近這三個月以來，北京打壓媒體堪稱雙管齊下：一是攘內，抓捕、懲罰與規訓等方式全用，目的是加強對本國媒體業者的思想控制﹔二是靖外，以拒絕續發籤證的方式，讓外媒加強自律以求在中國立足的機會。
在“攘內”的各項舉措中，規訓媒體人使之成為更合格的洗腦工具，是中宣部視為一項帶有根本性的“建設性”措施。法廣12月17日消息稱，中宣部將牽頭共建高校新聞學院。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武漢大學等均為中宣部的共建試點。這一模式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共建模式”之推廣。早在2001年，上海市委宣傳部就開始與復旦大學共建復旦新聞學院，前者在基礎設施、師資力量、政策導向等方面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以各種支持。據說，中宣部已將相關通知發到相關省份和高校，共建協議文本也必須按照復旦模式，明確要求由省委宣傳部派人出任相關高校新聞學院管理委員會主任或院長。
為甚麼要這樣做？據稱中國宣傳高層認為，國內一些新聞院繫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教育不力，西方的傳播學思想盛行，自由主義觀念嚴重，需要大力改造。因此官方謀劃，由省級宣傳官員出任這些大學新聞學院的負責人，掌握教學中的意識形態方向，培養優秀的“黨的新聞工作者”，即合格的“喉舌”。
這只是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未來的媒體從業者洗腦的一個重大步驟。據《華爾街日報》8月報導，中宣部下令，在全國官方媒體供職的所有記者和編輯，都必須在當月上課修習馬克思主義至少兩天，培訓人數達30萬人以上。外界將此舉視為中共進一步加強控制傳媒之舉。其實，這種“學習培訓”過去亦曾有過，8月份這次只是擴大了規模，加強了造勢。從媒體消息可知，中央電視臺從今年4月起，就開展以“信念、理想、責任”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活動”，幾個月之內，全臺共有776人次參加集中培訓，其中300餘名播音員主持人第一批接受培訓。中國新聞出版網6月22日曾登載“柴靜等央視名嘴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體會”，芮成鋼、王小丫等一大批“名嘴”都名列其中。
本來，中國的媒體從業者“多年來接受黨的教育”，是中國的大學培養出來的“自家人”，這些年無非是學習了一下“華爾街報導體”等西方報導方式，學會了用不枯燥的方式採寫新聞，但中國當局還是很不放心，一定要用這種辦“學習班”的方式讓媒體人接受“再教育”，讓其思想再次“格式化”。
何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所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經前蘇聯與中共不斷“豐富與發展”，目前至少有三條主要“原則”：
“喉舌論”，即媒體是黨的“喉舌”。我曾在《霧鎖中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的第二章中，詳述了中共如何將媒體視為“喉舌”，並用各種法律法規型塑強化這一功能，但並未細述其“理論起源”。“喉舌論”其實是用來比喻媒體的宣傳功能，起源於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該章程首次提出，無產階級黨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在馬恩選集中，經常可見兩位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詞語，反覆表述無產階級黨報的性質與功能。
二、媒體是教育工具。列寧有關“宣傳工作”的思考對馬恩有繼承也有發展，他認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因此認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在延安時期，中共已將 “宣傳鼓動工作”界定為“黨內教育工作”、“群眾鼓動工作”、“文化運動”、“報紙、刊物、通訊社及出版工作”等幾方面內容。1948年4月，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報紙的工作“就是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政策”，“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
如今，媒體充當“教育工具”這點依然未變，但群眾如何認識自己的利益這點得“與時俱進”，這就派生出了第三點：
三、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所謂“輿論導向”，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歪曲事實。不管發生甚麼事情，報導“真相”不是媒體的任務，這些喉舌媒體只能按照當局的意旨解釋事件的發生與走向。發展到現在，凡是不符合政府需要的新聞或者網絡消息，統統被視為“謠言”，傳播者被當作“傳謠者”懲處。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保護記者委員會（紐約）在其最新的報告中公布，截止本月初，全世界有211名記者被關押， 而監禁記者最多的前三個國家是土耳其、伊朗和中國，中共共關押了32名記者編輯與博客作者。
提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就是要與所謂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做鬥爭。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是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堅持媒體良知，堅持自由言說，其社會功能之一是監督權力，優秀的記者往往就是不畏權勢的“扒糞者”。中共鼓吹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恰好反其道而行之：無視事實真相，沒有良心，唯執政者利益是從。這一原則，從毛澤東開始，歷經幾代領導人，媒體控制時松時緊，但黨管媒體並視媒體為“黨的喉舌”這點從未變過。毛澤東曾對其秘書林克說過：“主張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注，指遊行示威）差不多”，在大躍進受到批評後，毛又說過一段名言：“全國70萬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一條錯誤就是70萬條錯誤，報紙一年到頭也登不完。如果報紙上光登壞事就要滅亡。”陳雲更是將新聞自由上升到政治安危的高度來考量：“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這種思維至今仍然主宰北京當政者的頭腦，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中國的人文社科知識份子，在毛時代是“臭老九”，除了在高校教書之外，被使用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讓其中的“極品”當“筆桿子”，如為中蘇辯論寫“九評蘇共”，在文革時期充當梁效、石一歌等寫作班子成員﹔二是在媒體充當“喉舌”，但無論是“筆桿子”還是“喉舌”，都只是高級工具，工具不需要自己的思想，只需要貫徹領袖即黨的意圖就行了。改革開放後，筆桿子晉升為“智囊”，即可以貢獻計謀的策士，媒體人有時也可以有限度地寫些文章，尤其是反映民生疾苦的非政治類話題。如今，政治整肅日益嚴苛，媒體將面對又一個漫長的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