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欺騙肚皮

在糧食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安徽省各地採取了欺騙肚子法。一種辦法是讓同樣的糧食多出飯，營養價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顯得更飽。

改進做飯的辦法，同量的糧食多出飯。糧食嚴重不足，不少食堂創造了「先進的」做飯方法，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發文推廣。（註一百）文件說：「這些先進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飯率，最高達到一斤米出飯八斤，山芋干出飯達四斤四兩，都較原來的出飯率提高了二、三倍。」對此事「必須政治挂帥，加強思想教育，對各種右傾思想應給予堅決的反對和批判」。這個文件介紹的方法如下：

凈米飯先進位作方法：

高溫雙蒸法 每碗放米一點二五兩，再兌入開水五兩，然後將碗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時，再兌入開水四兩復蒸，前後約六十分鐘即成。每斤米可出飯八斤。

一炒三蒸法 先將米入鍋炒十分鐘，再用開水浸泡十分鐘，泡透后再將水除去，入鍋干蒸二十分鐘，再盛出攤涼后加水（每斤米放四斤七兩水）復蒸十分鐘后，再盛出涼干（十分鐘），最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六斤飯。

浸泡雙蒸法 先把米用開水浸泡半小時，連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蒸，半小時后拿出攤涼（約十分鐘），每斤米再加水四斤六兩，再蒸四十分鐘，每斤米可出飯六斤二兩。

雙蒸法 每碗放米一點二五兩，參水六點六兩，放在開水鍋內蒸煮，三十分鐘后每碗再加水二點五兩，復蒸二十分鐘后，每斤米可出飯七斤半。

泡米復蒸法 先把米用水泡十分鐘，水除去攤涼以後，將米放入鍋內蒸二十分鐘，再拿出攤涼並再進行復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飯六斤半。

蒸煮法 先用熱水將米浸泡二十分鐘后，入鍋煮，到米漲開時撈出復用籠蒸，每斤米可出飯五斤四兩。

干、濕雙蒸法。將米干蒸后，以一點七兩米兌二點六兩水的比例，加水復蒸，每斤米可出飯五斤六兩。

山芋丁飯先進位作方法：

雙泡雙蒸法 先將山芋丁用水泡二小時再蒸，蒸后一小時取出，用涼水浸泡后，再放入籠內兌水復蒸，每斤可出飯四斤四兩。

浸軟復蒸法 先用溫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軟后，入鍋干蒸，蒸熟取出攤涼，十分鐘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一斤一兩）復蒸，一個半小時后成飯，一斤山芋丁可出飯四斤四兩。

山芋面飯先進位作方法：

炒燙法 先將山芋面干炒，炒後用開水燙，山芋面涼透後用水拌合，製成饅頭，入籠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飯四斤四兩。

發酵蒸饃法 將山芋面進行發酵，製成山芋麵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饅頭三斤。

小蘇打拌製法 用混合面做飯時，先用水燙一燙后加小蘇打拌合，做出饅頭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饅頭四斤。

豆粉面制飯法 先將豆粉面炒熟，冷涼，用開水燙后，用溫水拌合製成饅頭蒸出，每斤面可出饅頭四斤四兩。

很明顯，上述「先進」製作方法，並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脹得厲害些，而且反覆蒸煮，破壞了營養。農民說，這是「欺騙肚皮的」的辦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裝得滿一些，農民還是願意接受的。這種量不增多、營養下降，而顯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為減肥食品。因為它可以滿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營養。

大力尋找代食品。上述「先進」的製作方法，還是需要糧食（包括山芋）的，到後來糧食完全沒有了，巧婦難做無米之炊，只好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的各級黨報也大力宣傳某些代食品的營養如何豐富。

一九六零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採集代食品。以蚌埠為例，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市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全市小秋收會議上作了《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的專題報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為中心的小秋收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過好生活搞好生產的一個關鍵性措施，我們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以發出了《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六一]五十二號），文件一開頭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來，我市出現了一個群眾性的採集野菜的高潮。」報告進一步強調野菜的好處，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住清明前後的有利時機，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掀起一個採集野菜的新高潮。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蚌埠市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發動群眾採集代食品的報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資料來源】程光華：《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與莊稼有關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樹葉、桑樹葉之類。幾個月之後，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當代食品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發出的《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這些代食品的營養。

【資料來源】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蚌埠市留下來的上述兩個文件中，都提到一個月有數十萬人次上山、下田採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樹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樹皮沒有了，野菜也沒有了，代食品也很難採集了，人們只好坐以待斃了。

我在鳳陽看到一份文件：《中共鳳陽縣委通知（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一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蔔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採集豆葉一百–一百五十斤。采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

（四 ）「救命田」救了農民（註一百零一）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辦法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回來。一九五八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樂觀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風」造成了很大破壞，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來，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即人民公社的財產由這三級共同所有，而生產隊是基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對遏制「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沒有改變「上工一條龍，幹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記的一樣工」的狀況。生產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責任田醞釀於一九六零年秋，試點於一九六零年底，形成於一九六一年春，結束於一九六二年底。對於安徽的責任田，毛澤東態度曖昧，他前後四次表態值得玩味。

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希聖提出了在生產隊下划份三個組，分別包產：一組包口糧，一組包飼料，一組包商品糧。十月，他進一步提出：「生產隊下面均設生產組，避免生產大呼隆。」這年十月，曾希聖接替舒同，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十一月，安徽省委貫徹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曾希聖從山東趕回安徽，在會上他強調：「我們是三級半所有制，小組是半級所有，以加強生產責任制。包產仍實行雙包制，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此後，這個辦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廣。但以生產小組為單位還是沒改變「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的問題，只不過是「大鍋」變得小了一點。

一九六一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長張祚蔭和鄭銳到山東向曾希聖彙報情況。曾希聖聽完彙報後向他們講了幾件事：第一，關於恢復農村經濟問題，他說可以走包產到戶的路子，並說已給黃岩同志打過電話，請他親自去金寨縣搞包產到戶的試點。第二，已經向毛主席請示，農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讓社員一家一戶自己做飯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問題，主要責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請示，擬不再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回安徽糾正自己的錯誤，把安徽生產搞起來。

看來，曾希聖深知安徽問題的嚴重，他捂蓋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問題之前，自己把問題先解決掉，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

一九六一年二月，曾希聖從山東卸職回安徽，路經蚌埠時，在此地駐點的省委常委張祚蔭向他談了一件事：宿縣褚蘭公社苗光大隊七十三歲的農民劉慶蘭帶著有肺病的兒子上山開荒，沒有牛，沒有犁，只靠一把鍬，第二年收了糧食三千三百斤，除了口糧種子外，還賣給國家一千八百斤糧食，向公社交了六十元錢。可見，包產到戶不僅是農民的要求，而且的確能解決問題。（註一百零二）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辦法。「勞動底分」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十分，婦女為六分，少年為五分，是事先評出來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勞動能力包地。這樣，就把土地分包給勞動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糧食就行了。曾希聖強調，這不是單幹，因為土地和大型農具還是公有，包產得到的糧食還是統一分配（超產的歸自己）。他強調「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超產部分歸自己），大農活和技術統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儘管開始推廣，但幹部還是有顧慮，怕說是分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彙報了這個作法。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聖立即叫秘書把毛主席的話電告訴省委，並說：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全省搞起責任田來了。正在全面推廣的時候，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讓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由於看到毛澤東態度和上次表態有所不同，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一封信，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責任田的作法和積極作用，也指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陷。信中說「我們的做法，並不是單純接受部分群眾的要求，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吸取它的好處，又規定辦法防止它的壞處。」（註一百零三）毛澤東看信后沒有表態。三月二十八日，曾希聖回到合肥，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簡要傳達廣州會議，說：「這個辦法（指責任田），現在看來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增產，我們就今年試驗一年，如果實踐證明是好的就繼續搞，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中說：「我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的辦法是從三月六日開始的，到三月二十日接到希聖同志由廣州發來的電話后即行停止。總計個省試行這個辦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二。」這裏說的廣州來電后「即行停止」應當是一種謹慎的試探。因為毛澤東在廣州說了「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實際上此時並沒有停止。為了消除中央的疑慮，這個報告對外面的批評作了解釋：「在試行中，有些地方由於宣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數群眾把這個辦法誤解為包產到戶，甚到誤解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產糧，故意把它說成包產到戶寫信給工廠做工和給部隊服役的親屬回家生產。實際上，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說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註一百零四）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希聖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澤東彙報了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曾希聖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繼續推廣責任田。到十月中旬推廣面達百分之八十四點四。

責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區一年就消滅了荒地（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拋荒）。牲畜農具很快增加（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農具大量破壞，牲畜大量死亡）。一九六一年十月份三十六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三十六個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一年增產百分之三十八點九。糧食多了起來，交了公糧以後基本能夠吃飽。因此，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為了吃飽，第一年種的主要是紅薯。當時不少河南人到淮北來撿地里沒挖凈的紅薯。

在形勢剛有好轉的時候，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發生了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澤東在江蘇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還讓群眾搞一段時間。」當時毛澤東沒有表態。一九六二年繼續推行責任田。但是，為了怕人家說責任田是資本主義，就再三強調「五統一」。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責任田要改變。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對李葆華說，責任田是走回頭路。回合肥以後，李葆華在安徽省書記會議上說：「現在看，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安徽的責任田，一種是中央的十二條、六十條，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證明，按中央的辦法做不會走回頭路，按責任田的辦法做要走回頭路，而且後果很壞，會把農民引向單幹道路，發展下去會兩極分化，出現高利貸。」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上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責任田與中央的六十條背道而馳，它引導農民走向單幹，其結果是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

在改正責任田的過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現了爭論。一些了解基層情況的幹部上書毛澤東和省委，主張繼續搞責任田。這樣的幹部不僅安徽有，中央也有。一九六二年六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並書記處諸同志，表示支持責任田。同年7 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派人到安徽符離集調查，寫出了《關於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肯定了責任田的好處，主張對責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時，鄧子恢直言指出，生產責任制好，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可以在農村普遍推廣。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又一次推薦這個調查報告，因而招來了嚴厲的批評。但是，鄧子恢還重申：「對責任田，我現在還這樣看。」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鄧子恢的職務，一起被撤消了。這個會議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安徽省的責任田被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受到批判。

一九六二年底，安徽省分三片舉辦了有區社幹部一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結業后以他們為骨幹組成工作隊，大張旗鼓地到農村強制改正責任田。省委要求「一九六三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產隊，其餘部分在一九六四年春耕以前改正過來。」不過，很多地方採取明改暗不改的辦法，延長責任田的實行時間。中共中央將《安徽省委關於第一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轉發全黨，以期推動全國各地改正「責任田」的工作。這個文件介紹了改正責任田的進度，列舉了「責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單幹風」時，一大批幹部受到批判。隨著「四清」、「文革」，這種批判變本加厲、日益升級。全省從上到下有幾十萬人因責任田的牽連受到了批判鬥爭。

十五年以後的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又在全國率先搞起了責任田，最後在全國普遍推廣。

（五）安徽餓死多少人？

三年大飢荒期間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本書作者據《中國人口•安徽分冊》（註一百零五）的數據計算結果，為二百二十六點二八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二四十三點零六萬人。（見本書「大飢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這本書的基本數據來處官方，顯然是縮小了的。這裏我再按一九八九年《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二十四點六七萬人；少出生人數為二百四十一點一七萬人。計算過程如下：

【資料來源】《安徽統計年鑒》一九八九年，第四十頁，四十一頁。

正常死亡率＝[（十一點八+十四點三+九點一）/三+(七點九+七點二+七點一)/三]/二=九點五五‰)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十二點三減去九點五五）‰＝九點二六（萬人）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十六點七減去九點五五）‰＝二十四點三八（萬人）

一九六零年：三千二百三十五＊（六十八點六減去九點五五）‰＝一百九十一點零三（萬人）

一九六一年實際死亡率低於正常死亡率。可以說沒有餓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二十四點六七萬人。

正常出生率＝[(二十七點七+三十三點二+二十九點七)/三+(三十九點九+四十一點八+四十一點一)/三]/二=三十三點五五(‰)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三十五點五五減去二十三點八）‰＝三十九點五五（萬人）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三十五點五五減去十九點九）‰＝五十三點三七（萬人）

一九六零年：三千二百三十五＊（三十五點五五減去十一點四）‰＝七十八點一三（萬人）

一九六一年：三千零一十六＊（三十五點五五減去十二點三）‰＝七十點一二（萬人）

四年少出生人數為二百四十一點一七萬人。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一書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統計年鑒》數據一樣，但歷年總人口數略高於《安徽統計年鑒》，所以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略高於用《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由於這兩本書的數據都是官方公布的，縮小了飢荒嚴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一九六一 年五月，中央監委調組李堅寫了一份報告：《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三百萬人。二零零一年春，李堅向本書作者說，「文革」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幾年他作了一些調查，回北京后告訴李堅，安徽餓死人數不是三百萬，而是五百萬。（註一百零六）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百三十點六萬，占飢荒前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八點三。（註一百零七）

當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統計）工作的人口學家王維志，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分析，一九六零年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縣有十一個：肥東縣千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八九，巢縣千分之一百零一點二三，宿縣千分之一百四十四點三二，鳳陽千分之一百三十六點零四，定遠千分之一百一十八點四五，五河千分之一百一十六點七零，阜陽千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七，太和千分之一百七十四點七九，亳縣千分之一百六十二點三八，宣城千分之一百六十三點一零，無為千分之一百八十二點三零。（註一百零八）這些數字是官方上報的，從梁志遠的亳縣調查就可以證明，顯然是縮小了的，但比後來出版的《中國人口•安徽分冊》（註一百零九）一書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慮三年的情況，總的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五是沒有問題的。安子文說的五百萬，占當時全省總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綜上分析，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二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

戶籍管理部門的分縣市死亡人口統計顯示，僅一九六零年一年，安徽省就有一百九十二萬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無為、宣城、毫縣、宿縣、鳳陽、阜陽、肥東、五河、宿松、濉溪、靈壁、渦陽、全椒等縣。安徽各縣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佈見下圖

註解：

[註一百] 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辦公室：《關於在全市普遍推廣先進做飯方法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註一百零一] 此節資料除另有註明外均取自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當代中國安徽》一書中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部分；中共安徽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安徽推行責任田的前前後後》，載《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中國農業合作化史資料》，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第七頁。

[註一百零二] 《當代中國安徽》一書中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部分，轉引自《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中國農業合作化史資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總第四十六期），第三十六頁。

[註一百零三] 《曾希聖同志給毛澤東等同志的一封信》，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六四九頁。

[註一百零四] 《中央辦公廳轉發安徽省委關於試行包工飴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中辦文[六一]三十號，辰一三零。

[註一百零五] 鄭玉林、高本華主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註一百零六] 李堅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一百零七]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六十六頁。

[註一百零八] 王維志當年的筆記本，王維志讓本書作者抄錄。

[註一百零九] 鄭玉林、高本華主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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