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二十五）

北京時間：2013-12-10 12:00

【新唐人2013年12月1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無為風波

關於無為縣大飢荒的研究，學術界做了很多工作，發表了不少研究報告。其中有，丁人卜的《禍殃眾生的無為「共產夢」》；謝貴平的《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楊金聲的《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俞乃蘊的《張愷帆鐵骨詩魂》。本書作者沒有看到無為縣的檔案，本節內容是對上述研究成果的綜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本書前四版的註解中遺漏了《禍殃眾生的無為「共產夢」》，在此向丁人卜先生致歉。

（一）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一九五五年春，全縣成立了一千一百一十九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全縣一氣呵成「社會主義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註五十六）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一位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XXX，他在一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這一連串的「帳」，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一個個只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沒有敢說退社了。（註五十七）

一九五八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叫姚奎甲的幹部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當時，在飢餓線上掙扎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視此情況，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沒有各級政府開具的正式證明的，一律不賣票。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不給農民供應口糧，只能束手待斃。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縣原有四百三十五個農業社併為三十一個人民公社。縣委又擬了一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不到十天的時間，「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在全縣普及。（註五十八）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復，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製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制更是轟動一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一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一個陳廣復」。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復的響山社供給制有這麼一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

過年過節樣樣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紅糖鞭炮帶挂面。

到熱天，發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煙，

還有肥皂洗汗衫。

要結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產假，還不算，

糯米紅糖加雞蛋。 （註五十九）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人民日報》發出了〈拔掉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架起通向共產主義的階梯安徽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的報道，說：「這個分配製度，大大促進了社員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成長，加速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殘餘的消滅。」。「不僅大大地有利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步伐，迅速提高了生產，而且是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可以說是它通往共產主義的階梯，共產主義的幼芽。」（註六十）

無為除實行「供給制」外，還大刮「平調風」。無償地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傢具、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實行「一平二調」。「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四百七十一間，拆掉房子一百零九間。平調土地一百一十九點九畝，平調耕牛二十一頭，平調水車一百一十九輛，母豬二十一頭，手推獨輪車三十五輛，船一條。」

該縣統計資料標明：一九五八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七百三十六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七百四十六萬多元。大江公社一九五九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公社提幾個「萬」，大隊跟著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要實現這些目標，層層要從下向上調集物資和財產，千方百計集中湊數，最終剝奪的還是社員。從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零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一九五九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家禽家畜幾乎絕跡。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農民家貧如洗。（註六十一）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 大量的餓死人 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無》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一九五九年縣餓死八萬二千二百七十八人，一九六零年餓死十二萬六千五百二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底，全縣總人口為九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九人，一九六零年底只有六十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減少了三十二萬零四百二十二人。再加上一九六一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三十萬以上。」（註六十二）謝貴平調結果是，全縣餓死二十余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註六十三）

[二] 耕牛農具大大減少 一九五七年全縣耕牛共有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七頭，到一九六零年只有二萬八千一百頭，減少一萬零四百九十七頭；大型農具原有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零五付，到一九六零年只有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件，減少十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百分之八十。

[三] 土地荒蕪，糧食減產 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零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一九五七年為六點七億斤，一九五八年為六點二億斤，一九五九年為四點四億斤，一九六零年為四億斤，與一九五七年比，減少百分之三十六點五。（註六十四）

（二）父母官從農民嘴裏奪糧

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受到上級的壓力，也對下級施壓。一九五八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是六點二億斤，卻上報十三億斤；一九五九年總產量是四點四億斤，上報十一億斤。當時任職縣糧食局的夏可文回憶說，一九五八年他奉上級命令去調查農民畝產的真實數，他隨機抽取三塊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三個等次，親自監督收割和打穀，結果發現上等田平均畝產一百二十斤、中等田八十斤、下等田四十斤。他想將真實數字上報，但區里幹部怕影響政績，不給蓋章，最終糧食產量還是按區里幹部虛報的數字蓋章上報。（註六十五）

姚奎甲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姚書記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鬧糧」，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

一九五八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十二月十二日，他在紅廟公社召開的生產隊芳以上的幹部會上，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巴等刑罰，威逼催糧。在會議期間和會後不久，紅廟公社就餓死七千六百多人，其中，閘北大隊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四人，餓死二千二百六十人，占該大隊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七。

十四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斗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斗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姚奎甲懷疑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瞞產三千斤稻子。姚找劉個別談話，嚴加追逼，姚說：「你還蒙我嗎？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一回家就自縊而死。姚奎平宣布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註六十六）

十二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三人，以後又捆吊打十二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一面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一九六零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一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三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一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三十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註六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月，尚禮公社已餓死人。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你回去，如三天完不成二十四萬斤徵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裡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夜跑到縣裡，結果被逼得將三十萬斤種子送進了國庫。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彙報還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無為縣委不顧農民死活，大量的餓死人。但幾年來連連得到上級表揚；一九五八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一九五九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上級的表揚使姚奎甲有恃無恐，在徵購上任務一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挨餓。一九五九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斷炊幾十天，仍布置加快糧食入庫，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劉渡公社先報一天完成二十萬斤，批評后，逐漸增加到每天七十萬斤。（註六十八）

（三）農民的苦難

農民們由於飢餓乏力，個個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搖搖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拐杖，無法下田勞動；即使被幹部用棍棒驅趕下田，農民兩腿也深陷淤泥中而無力拔出，只好在田塊四周播種、插秧，消極應付，於是田塊中央長滿了稗草。（註六十九）

上行下效。為了從農民口中奪糧，縣裡逼公社，公社逼大隊。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就採取種種手段摧殘農民。一份調查報告稱：該公社嚴重強迫命令的幹部三十五人。他們對農民打罵捆吊來完成征糧任務。被他們捆綁吊打的達二千零四十九人，致傷十四人，致死五人，被逼自殺一人。（註七十）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縣委在一份調查報告（註七十一）中說：「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尅扣伙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有的還採取用石頭砸手指、鋼針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樑、針縫嘴巴等等令人髮指的刑罰。」下面是這個材料中列舉的具體事例：

[一] 新河公社公路大隊第二小隊婦女熊德蘭，因飢餓難忍，偷了一點蠶豆，被指導員宋某發現，當場狠打了一頓，晚上開辯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一生產組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

[二] 湯溝公社姜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患浮腫病，生產隊長江某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隊長一天不給他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邊。

[三] 姚溝公社共產黨員李某捆打十四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在第七隊，把偷吃蠶豆的女社員葉玉英的嘴巴用針線縫上。

[四] 紅旗公社花疃生產隊黨支部書記張某，全生產隊四十七戶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餘四十六戶都被他扣過飯，並摔碎社員的打飯盆十個、小飯桶一個和一些其它打飯用具。社員蔡大喜有病，把田溝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張某毒打他一頓，回家上弔而死。春季栽早稻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生產隊長張某硬要他們下田，張本勝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五] 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長任某捆打社員十九人，其中被迫外逃十五人，死一人。社員周可法有病，一九六零年四月的一天，他牽牛跌進水裡，任某硬說周可法不想下田勞動，故意把衣服跌濕。周不服回了嘴，任某當即打了他兩個耳光，並且扣飯，周當天中午上弔而死。

[六] 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隊長蔣某，一九六零年前後，共捆打社員二十四次，打傷致死二人。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天，蔣召開會議，因下雨，徐村有七名社員遲到，蔣即打每人一大棍，到會場還給五人罰跪。社員許以民因妻子被罰跪不服，說：「你就搞我們貧下中農」，蔣某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的刑罰。即把人腳放在一個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懸空，然後將兩張桌子同時向兩邊拉開，使人跌下。許以民摔傷後幾天就死去。

[七] 《無為縣三級整風運動開展情況》中寫道：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一千五百五十四人。石澗公社陳閘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江某從一九五八年三月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共捆打吊過社員一百六十四人次，其中被打傷九人，致死四人。

[八]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某，一九六零年上半年不到一百天的時間，就打了三十五人、達一百五十三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五斤稻，傅將倪華吊起來打，將納鞋底的大針燒紅，在她的鼻樑上烙了一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隊長將倪華的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文明因病不能參加勞動，被傅一頓毒打，傷重致死。

[九] 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塘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丁某，一九六零年三月，小飼養員丁玉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臉上剪掉了一塊肉，當時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加上挨餓，半月後死亡。

[十] 一九五九年春節剛過幾天，襄安公社青龍大隊宣村生產隊長宣某就要社員下地幹活，有三位社員遲到，宣隊長開口就罵：「你媽的弄x，你們想吃不想吃飯？今天你們三人就給我站在池塘里，不要你們幹活！」三人還未來得及說明情況，宣隊長就一個耳光，說：「你們不想幹活還有理由？你們不站到池塘里，就別想拿到飯票子！」三人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飯，雖然穿著棉褲棉鞋，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蓋，凍得三人滿臉青紫，渾身發抖。

[十一] 大江公社官鎮大隊黨支部書記郭某、小組長張某，人稱他們是「活閻王」，一九五九年冬，五十七歲的社員陳長河，因患浮腫病不能勞動，被扣飯一天多，陳餓得沒辦法，便向張某磕頭要飯吃，張諷刺地說：「你臉上有肉，不吃沒關係。」孫連氣帶餓，當場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無為縣南鄉有一小孩，因飢餓難耐，大白天爬到生產隊田邊偷食田中稻種，被生產隊長發現，衝上前去，一鍬鏟下去，將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齊刷刷鏟斷。（註七十二）

查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無為的氣象資料，無論從月降水量、最長連續降水日數和最長連續無降水日數看，還是從暴雨日數和暴雨連續日數看，不存在旱澇災害。在這樣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三十萬人。（註七十三）

家裡餓死了人不敢聲張，不去報告，讓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蓋得嚴嚴實實、平平整整的。別人問起，就說生病不能起床。家裡活著的人照樣到食堂給他領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飯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餓死的人雖然是骨瘦如柴，屍體乾癟，春夏氣溫雖高還可保存一段時間，冒領死人的飯的天數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幹部的懷疑，上門檢查，揭開被子一看，常常是屍體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臉、耳、鼻、腳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頭。有些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謝貴平先生到無為縣崑山鄉蓮花靠山村訪問了時年六十歲的蘇秀芳。蘇秀芳回憶說：當年她住在蘇老村，蘇老村至崑山街沿途三、四里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屍體十幾具，要麼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麼是家人因飢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屍體。她說，蘇老村原有五百七十人，到後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二百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一房（共一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七十二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五十三人。她母親死後，她的弟弟時年二歲，依偎母屍旁，嗷嗷待哺；為了多領得一勺稀飯（當時他們村按人口到食堂領取口糧），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親的屍體，與家人同卧一床，不讓別人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領取一勺粥水，從而使姐弟倆得以苟延殘喘，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後，她的二伯以收埋屍體為借口，將屍體帶到蘇老村村後山岡上，割下屍肉煮燒食用，而將屍骨僅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一幕。當年在縣糧食局任職的夏可文對謝貴平說，無為縣城有一貨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當時叫「投機倒把」），經常將賺的錢換一些食物藏在貨郎擔子里自己食用，從不給他的妻子和兒子吃；每當他的妻子和兒子向他求食時即遭他的毒打，並揚言要殺掉他們母子倆；妻子餓得快要死的時候，趁丈夫熟睡之際，與兒子一起用繩子勒死他，以奪取食物。據崑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一老婦，一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后在幹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據老人們講，有些飢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註七十四）當年任無為縣派出所所長的胡大海說：「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飢餓的原因。」

（四）誰講真話鎮壓誰

縣委人民來信辦公室，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共收人民來信一千一百七十三件，絕大部分都未認真處理。有的還作為反動信件偵破。

一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里開會得知消息后，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以測驗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為名，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一份學習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對筆跡沒有查出，姚奎甲就到處懷疑，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傑等同志承認，最後譚布真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一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註七十五）

縣委組織部原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澤東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截獲這封信后，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進行偵破（因看出是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處查對。錢怕定錯他人，即向丁學甫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學甫立即派人將錢送到縣裡。姚一見錢就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是張凱帆的爪牙、走狗，吃飯不干事，還向中央告狀」。隨後把錢關了一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令其反省。

一次，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后大隊書記楊克才、港河大隊大隊長湯聖傳三人寫信給毛澤東，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將季等人領回，經過鬥爭後下放勞動。后將楊克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湯聖傳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二十三級降為二十五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一趟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一年零八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十月三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當時無為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實際問題。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陳英寫信問題轉告文教系統整風領導小組，要其對陳鬥爭，並說：「有個小學教師給我寫信，內容非常反動，罵到縣委頭上來了。我已叫縣委辦公室通知區里派專人將陳英送到縣裡來，你們要轉告文教局組織專門會議進行鬥爭。鬥爭后要專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個小學教師還整不倒。」鬥爭結果，將陳英划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姚奎甲對縣委辦公室主任譚榮植說；「今後如有人向中央和國務院投寄的信，要郵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檢查」。一次，姚到襄安鎮，見有個擺攤子代寫書信的，姚怕他代寫人民來信，親自把他帶到公社審訊，並把他的攤子毀掉，還威脅他說：「今後再要寫，我把你捉起來法辦。」這個人嚇得逃走了。

一些幹部因講真話處分后，即送勞改。王福大隊辦了一個收納九十多人的小勞改農場。強迫勞改人員于重活，做不動就打，有時甚至不給飯吃。這九十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類分子二十一人外，其餘大部分是幹部和社員群眾。

一九六零年初，周恩來收到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的來信，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后回復。函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志：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后復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Ｏ年三月二十九日（註七十六）

以後揭露的事實證明，這些來信反映的情況，不僅不是像周恩來說的「誇大其詞」的「個別現象」，而且情況要嚴重得多。

（五）張凱帆「大鬧無為」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張凱帆，說他「大鬧無為」，把張凱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無為的老百姓，一直把張凱帆當英雄，當清官海瑞。

張凱帆一九二七參加革命，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並領導了無為「六洲暴動」，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時被叛徒出賣后逮捕，關進了龍華監獄。他在龍華獄中作詩言志：

龍華千古仰高風，

壯士身亡志未窮。

牆外桃花牆裡血，

一般鮮艷一般紅。

他在獄中睡雙人床上鋪，他用鉛筆將詩寫在牆上，位置比較高，監獄管理人員沒有發現。解放后，解放軍在清理監獄時，發現了這首詩，誤以為烈士寫的。蕭三在他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收集了這首詩，署為「佚名」。後來，出版社得知是張愷帆寫的，便來信說明並道歉，張複信說：「我是倖存者，獲烈士稱號，當不勝榮幸，何歉之有？」（註七十七）

一九五九年春以來，身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不斷得悉無為「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極為不安，便來到無為作實地察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他一到無為，就有農民攔住他的車子，有的人向他叩頭，要求他解決吃飯的問題。他目睹農村的悲慘情況，十分傷心。七月七日，張出席了縣委召開的五級幹部會。他在會上的講話說：

在去年大躍進中，浪漫主義太浪漫了，本來長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畝產四百斤，硬說是八百斤，一千斤，你多我比你還多，橫豎越多越好。

我們有些同志為了面子又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請問，你們到底是要面子還是要農民吃飽肚子呀！？這次，我從石澗那邊過來，見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腫病人多，粗腿的多，婦女子宮下垂的多，閉經的多。

如果要走貧窮的道路，哪個去幹革命？我張愷帆也不幹！

農民吃什麼東西，一家大小平均不過二兩。我們有些同志膽大妄為，亂改糧食標準，置群眾生死於不顧，還有一點人性嗎？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這並不影響人民公社的性質…..現在食堂辦得並不好，很多人願意回去吃，只要你們把糧食、柴草、菜園地給他，給他們解決鍋，他們會舉雙手歡迎的，願意單吃的。（註七十八）

他建議把庫存幾百萬斤糧食供應給病人和兒童；農村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他便寫信給省委，建議省委考慮農村食堂是否暫時停辦。

他在無為的二十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戶，並細心察看當時的幹群關係、農民生活和莊稼生長的狀況。他看到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拄著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餓死人的現象已有所聞所見。到處禾苗生長得猶如枯香直立，滿目凄涼。張凱帆心急如焚，他一面與縣委書記姚奎甲交流情況、溝通思想；一面多次電告省委、地委反映情況，請求給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幹部和群眾同舟共濟，啟發農民多種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紅旗公社王福大隊書記張定根，橫行霸道，打人罵人無計其數，且一次即逼死3 條性命，但此人為姚奎甲所寵。張凱帆通過政法部門將其逮捕。新民大隊一生產隊長黃大本、陡溝港河大隊一生產隊長倪進長因多次打罵群眾並打碎社員的鍋，張凱帆對此十分憤慨，隨即通過地方組織，將其宣布撤職。

最能表現張凱帆膽識的是他在無為提出的「三還原」、「兩開放」。他經過調查研究，根據群眾的意願，和另一位書記桂林棲商量以後，果斷地提出：佔用社員的房屋還原，伙食還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飯），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饑）。但是，他這些救農民於水火的做法卻招來了彌天大禍。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無為縣委給地委寫報告，並將此報告上報省委。報告說：「張愷帆於七月四日到無為縣檢查工作，九日下午在大隊檢查時，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並要縣委向下貫徹。到七月十五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被一風吹散，只有一百二十個食堂堅決不散。」

八月二日，蕪湖地委立即向省委報告：「我們認為張凱帆提出的三還原，特別是命令解散食堂，是違背中央和省委關於辦食堂的方針和政策的。」報告還揭露「張凱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幹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後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

八月四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一事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志於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並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一閱。」（註七十九）

八月十日，毛澤東在省委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的目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註八十）

顯然，毛澤東這裏不僅僅是批評張凱帆，主要是藉機批評彭德懷。但張凱帆也難逃過一劫。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曾希聖主持召開了縣處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對張愷帆進行了批判。接著，又批判了省委候補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因為陸對浮夸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還同意張愷帆在無為縣的作法。

不久，省委把張愷帆和陸學斌定為「反黨聯盟」，作出了《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一大批說真話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五十一天，關押二百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

張的二弟昌選、堂兄視三、堂弟昌樹，還有在抗日時期曾任皖江參議員、老民主人士王試之都受到株連，被迫害致死。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進行了殘酷的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服。對這些人進行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划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二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人。（註八十一）於是，張愷帆試圖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颳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連倉庫里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一樣。（註八十二）

「七千人大會」以後，張愷帆平反，官複原職。文革中又受摧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先後擔任省委書記、省紀委第二書記、省政協主席、省政協黨組書記、省委顧問等。

註解：

[註五十六] 丁人卜：《禍殃眾生的無為「共產夢」》，《共和國軼事——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中）》，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三頁。

[註五十七] 同上，第六七四頁。

[註五十八] 同上。

[註五十九] 同上。

[註六十] 〈拔掉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架起通向共產主義的階梯安徽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第三版。

[註六十一] 丁人卜：《禍殃眾生的無為「共產夢」》，《共和國軼事——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中）》，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五頁。

[註六十二] 楊金聲：《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載《炎黃春秋》二零零二年第七期）。

[註六十三]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註六十四] 丁人卜：《禍殃眾生的無為「共產夢」》，《共和國軼事——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中）》，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六頁。

[註六十五]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