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8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六章 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



八、財富的困惑

1.困惑之一：素質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財富

在人類世界，所有財富最後都要陷入思想與物質之間的空隙中，財富凝聚成物質形態，但最終卻受思想支配。象許多看起來簡單的經濟概念一樣，財富在它那金光閃閃的華麗外表下面，隱藏著一堆令人頗感困擾的問題。前面談的只是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現在還有兩個問題：富人對財富的使用與國家對財富的管理。眼光短淺、素質低下是現階段中國富人一個根深蒂固的缺陷，這些人對財富的使用方式常使人考慮一個問題：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者手中到底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中國的西部和中部少數地區在受貧困困擾的同時，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不少地方卻在受「富裕」的困擾。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區原農村，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卻無所事事的農民在遊盪。用當地人自己的話來形容，這些人是「三不象」：沒種田，不象農民；沒有生活技能，也不用從事某一職業謀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濃厚的農村生活色彩，也不象城市居民。以深圳市羅湖區的農民為例，該區16～40歲的原村民（在農村城市化以後成為農村集體股份公司的股民）的失業率高達42.6％，政府雖多方勸導他們工作，但他們根本就沒有工作慾望，因為對他們來說，每月1,000來元工資只好當作「茶錢」。於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構成了這些富裕地區的一大「景觀」：富有而無所事事，過剩的精力無處發泄，便尋釁鬧事、打架鬥毆、吸毒、嫖娼、養小老婆……等等，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造成家庭不穩定。不少女村民也依靠打麻將、賭博等打發漫漫時光。這種情況不獨只在廣東出現，一份對浙江義烏10個超億元村的調查報告，也談到當地農民雖然富裕，但「精神文明建設」（官方用語，指文化素質與道德水準）卻相當落後的事實。該報告說，當地青年農民和中小學生成天就泡在集鎮的各種娛樂廳里，觀看各種黃色錄相和書刊，打架鬥毆等刑事犯罪案件不斷，建造墳墓圈地越來越多，陰宅越來越大－－僅在1996年的一次清理「青山白化」的政府行動中，浙江就拆除了25萬座豪華墳墓。更還有人不惜斥資數百萬元，購置鍍金家私，一圓其「富貴之夢」－－這哪裡象一個剛從貧困中解脫出來的國度里公民所應有的消費行為？

現實中的種種事實都說明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者手中對社會沒有什麼促進意義。就以最簡單的事實來說，就在報紙等傳媒宣傳貧困山區的孩子因沒有錢念書而絕望痛苦之時，這些地區富裕農民的孩子都不願意念書。筆者曾到幾個修有豪華祠堂的村莊里去調查過，這些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的村落里，祠堂里為族人設有數額可觀的獎學金，如考上大學獎勵5萬元整，考上中專獎勵2萬元。但這些獎學金雖已設立多年，卻從未有人拿到過，因為從恢復高考以來，這些村莊就沒有人上過中專或者大學。筆者曾問過一位農村集體股份公司董事長的孩子，為什麼不念書？他回答得乾脆利落：「念書有什麼好？在我老豆（爸爸）公司里有三四個大學生和研究生，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掙的錢還不如我拿的紅利一半多。我老豆說，我這一輩子就算什麼都不幹，錢還可以養兩代人。再說我有錢，可以雇研究生、大學生幫我打工。」

天道循環，以前「富不過三代」的周期對於中國現在這批暴富者來說是太長了。由於對這些人來說，他們致富或是機緣──因為坐在某個位置上，有權勢可以撈錢；或是地理位置－－就象深圳的農民們在睡夢裡發了財。正由於財富來得就象「阿拉丁神燈」這個故事一樣太容易了，他們還來不及從財富帶來的狂喜和驕矜里清醒過來，更沒有來得及訓練子孫守財的本事，有一部份人的財富就又隨風飄逝而去。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事實：一個個富裕的農民村莊里重複演繹著今天的敗家子故事，數百萬家財和房產，最後都化作海洛因等毒品，以及一個一個形同廢物的「白粉仔」、「白粉妹」。這是歷史對暴富者的懲罰。

2、困惑之二：國家如何管理財富

對一個國家來說，創造財富和管理財富一樣重要，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如同前幾章所述，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從財富總量和資本積聚的程度來說，中國經濟起飛的條件已經具備。據1996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材料，1996年第一季度，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已超過35,000億，以後這一數額逐年上升，到2001年高達72,000億，這說明中國國民十分善於儲蓄。 但是千萬不要忽視一點，即儲蓄是否能兌現完全取決於這個國家能不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取決於到未來消費時，這個國家所具有的生產消費品的能力。也就是說，儲蓄能否兌現，取決於在提取存款的那個日子里，這個社會有無足夠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

那麼中國人是如何管理這個國家的財富呢？且看下列幾類事實：

首先是要看這些存款中有多少會轉化為投資。那些零星散戶的存款，都是存戶們根據自己的生命周期，為子女讀書，自己養老及各種不時之需而存款備用，這些錢只可能由國家「借」去給企業用；而大額存戶的錢，有一部份的最終流向不會是生產領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表明，不少來源不透明的儲蓄不可能投向生產領域或流通領域，成為社會再生產資本。這些陸續外逃的資本只是當代中國原始積累時期的財富幻影。中國沒有辦法管理和運用這部份財富，只有眼睜睜地看著這部份財富化為國外的購買力。

可以斷言的還有一點，對於暴富者們來說，還有一個如何善用財富生財的問題，因為財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證將來有源源不斷收入的資產構成的。上述那位農民董事長「教子經」的錯誤，就在於他將財富看作靜止的金錢，而不是以財生財的資本。他的更大錯誤在於，他沒有將孩子的素質看作財富。 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僅有儲蓄還不能形成資本，因為資本還包括人的工作積極性與國民受教育程度，只有這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形成源源不斷的商品生產。否則，以金錢為主要形態的財富最終只是虛幻的光環。

即便是對國有資產，中國政府也缺乏管理能力。沒有比現在這種情況更讓人困惑：一方面是大量國有企業的工人發不出工資，新生城市貧困人口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在酒樓歌廳里，每天都有大批紅男綠女們享盡人間艷福。而這日擲萬金的「豪氣」，基本上是靠揮霍公款來支撐的。據遼寧省錦州市1994年對該市15家夜總會和歌舞廳的調查，發現公款消費在夜總會收入中佔80％以上，每天消耗公款達22萬元，相當於該市困難企業3,500名待業職工每月從該市基本生活保障周轉基金借取的基本生活費。一名夜總會的老闆毫不隱諱地說：「我們掙的就是公家錢，個人掏腰包來玩的有幾個？」

於是中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經濟奇觀：一方面是貧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費能力超前發展；另一方面生產能力卻沒有相應擴展，第一產業－－農業處於萎縮狀態，已經成了一個沒有剩餘的產業；只有第三產業，尤其是某一類為少數人服務的第三產業畸形發展。第二產業中，許多本應在本國市場有巨大需求的產品在舶來品的攻擊下節節敗退，工業生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生產處於一種令人很不樂觀的狀態。對於這個善於儲蓄的民族來說，創造財富竟成了一件相當艱苦的工作，許多市場竟拱手讓給了外國人：外商不但搶佔了中國的微電子、通訊器材等市場，即便在服裝、食品等傳統長項產業也大舉進攻，不但迅速擠佔了原有國產名牌的市場佔有率，還形成強大的進入壁壘。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沒有自身生產的商品支撐的儲蓄，最終只是一堆紙幣而已。

一個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揮霍2,000億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億元，因假冒偽劣商品造成的損失至少達2,000億元，因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超過2,000億元，（註54）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億的國家，絕對不是一個善用財富的國家。有數據為證：中國各政府機構或公共機構任意濫用本系統的公共權力，為本系統人群謀取私利，形成巨額經濟損失，僅1999－2001年期間這一損失竟平均每年竟佔GDP比重的14.5- 14.9％。（註55）面對這樣一組數據，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無法不想到一點：形成這樣一個巨大財富漏斗的國家，其社會制度無疑有巨大弊端。觀諸世界歷史，那些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如此大肆揮霍財富。

3、困惑之三：在財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精神作支柱和動力，這種人文精神對經濟的發展具有規範和推動的作用。如果喪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撐，財富的追求慾望就必定會淪喪為純利慾的衝動，就會導致人們動物性的膨脹、人性的泯滅、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財富的浪費。

將中國人思想觀念的變化做一歷史的縱觀，就會發現，自鴉片戰爭后至1949年這一段時期內，與政治及社會制度的變化相比，中國人的經濟倫理變化得最為緩慢。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動亂中，傳統道德的基本價值觀始終沒有陷入崩潰狀態。而自1978年以來所發生的變化，比過去一百多年來所發生的變化還要深刻，還要大。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這兩個時期之間的毛澤東時代之經濟倫理劇變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對此曾作了分析。這裏不再重複。

追根溯源，經濟倫理的劇變雖發生於現在，但促其變化的原因卻絕不是這些年才種下的。以藐視人性為特點的奉獻型經濟倫理，必定給在這種教義下成長的一代人的生活帶來一個這樣的後果：信仰破滅以後，每個人都感到空前的虛無和幻滅。正因為這種幻滅感，才使得現在的中國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這裏還得要看到自50年代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政府用政治說教動員人們告密，這種鼓勵虛偽與無恥的制度對中國傳統道德產生了巨大破壞──在人類所有的惡行中，再沒有什麼比告密更能破壞一個民族的道德積累。可以說，這種破壞人性尊嚴並使人喪失道德羞恥感的告密，早就在中國公眾意識深處種下了道德畸變的因素，否則不會有今天這種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現。

在一種文化的經濟倫理中，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觀，它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這個民族的經濟行為模式。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中國近年來道德失范現象是非常驚人的。如前所述，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物質匱乏的貧困狀態中，在教導人們「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方面有一整套道德信條。80年代對安於貧窮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大多數人也沒有想到那時的中國公眾心裏，沉澱的已不再只是儒家的傳統經濟倫理觀念。更沒有人會想到，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中國公眾，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道德劣變，一旦沒有了外在約束，就會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走到另一個極端。

剩下的一個問題是，富裕者和貧困者相比，誰在道德上更有優勢？自80年代初以來，富裕階層在絕跡了幾十年以後，又重新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大多數富裕階層中人素質低下，其行為方式，生活態度以及心態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大都是消極的。如追求財富過程中種種寡廉鮮恥、不擇手段的行徑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犯罪行為；「富易妻」、嫖娼養「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的消費方式；以及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長，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富裕階層的特殊「社會病」。這些「社會病」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發問：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的人手中，對社會到底有什麼好處？不少人看到這些富裕階層的道德缺陷后，驚呼「富人除了錢之外什麼也沒有」，「救救富人」！

但是問題在於，這種困窘並不是哪一個特定階層的。上述現象並非只存在於富人中，這些富人和大多數窮人在道德操守上並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大多數沒有富起來的人，還沒有辦法象富人那樣表現而已。他們的不道德，多是以另外一些更壞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年社會上「三無人員」，即附生在城市邊緣的流氓無產者和大量次生社會集團成員，為獲得財物而搶劫殺人、偷盜扒竊，對他人生命財產或家庭構成破壞的事例隨處都是，大中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多是這類人所為。就連在「保姆」這類看起來似乎對他人最沒威脅的婦女當中，也經常發生拐賣僱主家小孩、偷盜僱主財產，甚至夥同他人殺害僱主以搶劫財物，或綁架僱主家小孩以勒索金錢的案件。由此足見貧窮階層在道德上並不見得有什麼優勢。（註56）可以說，當前在追逐財富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的表現並無多大的本質不同。只不過有權者用權，無權而又願鋌而走險者用暴力而已。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為人格理想的中國文化，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道德困窘，並不只是少數人的困窘，而是整個文化在財富面前的困窘。這種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人經濟倫理觀念變遷的歷史過程。

從倫理學角度看，中國人現在奉行的功利主義觀念是導致實踐負效應的前提。一旦缺乏倫理約束，人類實踐活動就必然會出現盲動。 所謂「功利主義」的觀念，就是主張在考慮行動後果時，考慮的是行動可預期的直接後果，而不是那些未來的後果。這就是說，它注重的是直接利益，而不顧人類長遠的利益。一方面，從人和自然的關係來看，它造成人和自然關係的失衡，如只考慮眼前利益，不顧及人類的長遠利益，不顧一切地掠奪資源，從而破壞生態環境，使經濟發展與環境失調；另一方面，它加劇了國家機會主義的泛濫，導致整個社會的短視行為。

目前中國這種功利主義的經濟觀念已主宰了經濟生活，最惡劣的影響乃是在通過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種種事實教育著人們：只有適應這種嚴重扭曲的經濟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這方面最著名的一個命題就是當代青年對腐敗的看法：腐敗雖然在道義上遭到貶斥，但如果只有通過腐敗才能辦成事，那它就沒有什麼不好。這種「有用即善」的看法事實上漠視了一切倫理規則的限制。

黑格爾曾經說過，哲學的出現總是在時代潮流、世界事變已經結束之後，因此總是遲到，不能給世界以任何教導意義。從這方面來看，也許可以理解中國為什麼會出現經濟倫理嚴重失范的狀態。但是也正因認識到這種狀態，中國倫理道德的建設也就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在商品經濟社會裡，各個人的自由都以自我為出發點，每個人追求個人私利的動機及目的必然會引起相互之間的衝突。因此堅持自由市場機制的原則並不等於完全的自由放任。一種社會需要一定的規則約束交易的雙方去遵循它，而沒有外界的制裁，這種規則往往是實現不了的。這裏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規則和裁決交易雙方的經濟行為，另一方面，在長期經濟交往中所形成的倫理觀念也對人們的行為起一定的約束作用。馬克斯•韋伯在論述統治合法性時提出，每一種真正的統治形式中都包含著最起碼的自願服從成份。但只有這一點還不足以構成真正的統治，必須要有「對統治合法性的信仰」。通過信仰體系可以將物質控制轉變為合法統治。而所謂信仰體系，指的是說明為什麼某人或某些人應該服從某種統治的理論體系或意識形態。一個社會要生存，在追逐財富、使用和管理財富方面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行為準則，亦即經濟倫理規範。如果不少人在追逐財富時危害國家利益，或以破壞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無視他人權利，敗壞社會風氣，危害他人的生存為手段，只能說這個社會已墮落到了「人皆為盜賊」的可悲境地。在這種時候，如果還想為這一國的國民提供正常的生活環境，除了法制建設等制度建設之外，必須還要考慮重建經濟倫理的問題。經濟倫理的建設應以終極關懷為核心，包括經營哲學、行為準則、人格追求等內容。只有建立了充滿人文精神的經濟倫理規範，才能使浮燥飄蕩的人心有所依歸，使茫然無措的行為有所參照。對一個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根本意義上的建設。中國現在的信用失常是從政府開始，行業協會與信用中介機構步政府後塵，全社會信用消費者均參与其中。所以中國如果需要重新建立經濟倫理，也必須由上述四方共同行動。政府必須率先垂范，建立政府信用，並讓自己遵守法律，改變目前這種政府凌駕法律之上的狀態。只有這樣，未來的中國才能在市場力量的博奕下，創造出秩序與倫理。因為誠信不是全能權力所製造的秩序，也不僅僅是義理灌輸和道德教化的產物，它是社會公眾選擇與培養的社會果實。

發展並非只從商品開始；它是從人民以及他們的教育、組織與紀律開始。……任何國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組織與紀律，不管遭到怎樣的破壞，都能創造出經濟奇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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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4：《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3月15日第9版。

註55：胡鞍鋼：「個人腐敗只是系統性腐敗的九牛一毛」，北大三角地2002-03-15，18:15:08。

註56：《中國市場經濟報》1996年1月17 日：「打工族犯罪現象不容忽視」，原為中央廣播電台《法制園地》節目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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