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8日訊】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帝自殺身亡，存世276年的明朝滅亡。崇禎作為亡國之君，卻被歷代史學家多報以同情，認為他的一生為「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史》稱：「論者謂：明亡，實亡於神宗。」

此言不虛，明亡的種子，在崇禎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萬曆朝代已經種下。歷史學家孟森這樣論述：「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

萬曆皇帝因寵愛鄭貴妃，想把鄭貴妃之子福王立為儲君，但是福王是庶出而不是長子，以明朝嚴格的禮法，長子朱常洛當為儲君。萬曆此舉遭到明朝文官集團的激烈反對，在萬曆帝經過多年的努力而未果，多次受折於廷臣，所以長時間不立儲，並且用以怠政的方式與廷臣相抗。

歷史學家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總結萬曆晚期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也就是說，朱翊鈞竟然三十年不上朝，就在宮裡呆著。皇帝不理朝政，政府運轉陷入停頓，官員空缺嚴重，黨爭嚴重，政府癱瘓。此時，明朝已處於內憂外患的危機之中。在國內，因土地過於集中，苛捐雜稅繁重，致使社會矛盾加劇，激起農民起義和民變，終於在朱翊鈞死後不久，暴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就在朱翊鈞醉生夢死之際，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後，於萬曆四十四年建立後金政權，並於萬曆四十七年，在薩爾滸一戰中消滅明軍十萬，使明軍元氣大傷。1620年7月，朱翊鈞去世，留下了一個由盛轉衰、問題嚴重的殘破帝國。

歷史走到今天，中共政權統治中華大地已經６０多年，其暴政造成的天怒人怨盡顯於世。對於中共政權的即將滅亡，大概已經沒有多少懸念，也不會有多少人懷疑。人們關注的只是中共滅亡的具體時間和方式而已。

面對中共即將滅亡的局面，當今的中共領導人無論是誰，無論個人如何勵精圖治、無論做出何種努力，試圖挽救中共政權的命運，都和亡國之君崇禎帝一樣徒勞，因為中共滅亡的種子，早已經由前黨魁江澤民種下。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權受到國際社會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國內民眾內心對中共恐懼而絕望，屠殺熄滅了人們內心的正義和良知，人們紛紛把掙錢發財作為生活目標。即使這樣，上天還是沒有完全斷絕中共改良的機會。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公開傳出了佛家上乘的性命雙修的法輪大法，以「真善忍」為最高原則。法輪功人傳人、心傳心，剛剛幾年就在中國有了數千萬的修煉者。來自民間的道德覺醒給了這個民族又一次機會。法輪功學員修身養性，健康身體，提升道德，對於這個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更是穩定社會的一股積極力量。這給與當政者大大的益處和機會。不幸的是，江澤民卻因為妒嫉和一己之私，選擇了迫害。

江澤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動用一切資源展開這場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瘋狂迫害。

這場迫害毀掉了中國人的道德觀，毀掉了社會和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對於一個正處在物慾橫流的社會，打擊正信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當今社會道德崩潰，亂象叢生，無不與此有關。同時，江澤民為了在名譽上搞臭法輪功，要求所有的媒體造謠，泯滅媒體良知，讓很多媒體人墮落。媒體人的墮落，媒體的弄虛作假反過來又進一步敗壞整個社會風氣。迫害法輪功的最中堅力量，是公檢法司系統。江澤民逼迫他們執法犯法，濫用刑法，從根本上中斷了法制建設。司法系統失控，法律成兒戲，反過來就會傷害所有的民眾。一方面沒有了正信對心靈上的約束，另一方面破壞了來自完善的法律的約束，社會道德無法維持。

由於中共利用公檢法司系統對法輪功的非法打壓，由此對中國社會道德基礎的摧毀和對司法制度的破壞，加上以個人效忠為目的和貪污腐敗為捆綁手段的環境，中共國家政權全面黑社會化是必然和唯一的結果。

中共已經走向徹底的墮落，社會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貪污腐敗的全面橫行更是讓經濟發展遭受了資源、生態、環境、社會的巨大損失。

江澤民出於妒嫉迫害法輪功，為了達到迫害的目的，顛倒五千年善惡標準，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的道德，把中國推上自毀，並斷送了中共的最後一點合法性。同時，為了讓國際社會對迫害噤聲，以經濟利益勾引西方自由世界，摧毀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

就像《九評》中所言：「江澤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這場迫害不僅把國家和人民拖入一場罪惡和災難，也最後從根本上打倒了共產黨自己。」

因此，中共之亡，亡於江澤民。

文章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