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四川省飢餓的時間最長

四川省的飢餓始於一九五八年冬，結束於一九六二年秋。四川農民整整餓了四年，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份。

綿竹縣紅旗公社共有一百二十五個食堂，除有八個食堂的口糧因種蔬菜由國家供應以外，有六十五個食堂、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底先後斷糧。有二十五個食堂、四千六百四十四人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斷糧，有二十五個食堂、六千七百零八人於二月底、三月初斷糧。僅有兩個食堂、三百八十九人可以吃到五月底。沒有糧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給豬、牛的飼料的粗糧吃完了，有的把當年的谷種也吃了。自斷糧以來，每天出工人數減少，幹活只有五小時左右，效率很低。（註十九）

紅旗公社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為什麼到冬天就沒糧食？這個報告說：第一去年大搞鋼鐵時，全社抽四千五百多個勞動力上山，每人每月帶走四十五斤米，上山五個月，共帶走六十六萬斤大米，折原糧九十四萬斤。第二，去年「大兵團作戰」時，放開肚子吃，由兩餐改為三餐，晚上「夜戰」還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五十七斤大米。該社放開肚皮吃了兩個月，共超吃糧食一百六十多萬斤，相當於兩個月的口糧。第三，去年徵購時，糧食部門要求「放衛星」，僅統購糧食一項，就多入庫六十多萬斤。第四，去年秋收時，因勞動力不足，使成熟的穀子沒有及時收割，拋撒過多，紅苕、黃豆損失更多。每畝田損失糧食三十-八十斤。糧食收回后又沒有保管好，又發生嚴重的霉爛現象。其中，紅苕霉爛最多。

糧食短缺，人口減少，生豬大量死亡。李井泉對這樣嚴重的問題卻大加掩飾。他不相信沒有糧食，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上說：

有些同志認為高產衛星是假的……這很顯然是懷疑的，不相信別人的經驗，這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呢？」

三月十九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對於生豬大量死亡作出解釋：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三百萬頭，就算死了四千萬頭，我們全省十二月以有三千七百萬頭，三千嘛，三百嘛，這是一筆帳。另外還有幾筆帳，第二筆帳，大概三百萬頭裡面可能殺吃的，就佔一半，真死了佔一半；第三筆帳，死的當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間大豬吃小豬，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該死的；第四筆帳，據說窮隊死得少，富隊死得多，富隊裏面富裕中農不愛護，也還有地主、富農整死了一批；第五，我們去年下放了一批豬。我有這五筆帳，我說不該死的豬大約有一百萬頭。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註二十）

「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講的成績和缺點的比例。當李井泉還滿足於「九個指頭」成績當中的時候，飢荒繼續發展。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省委簡陽縣工作組報告，浮腫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個大隊，其中因腫病死亡的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六人為青壯年。由於飼料不足，生豬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個耕作區，由四千多頭減少到二千六百多頭。（註二十一）

飢餓不斷發展。

鹽源縣新民公社共有十個食堂，到五月中旬就有八個絕糧。其餘二個食堂到六月初就沒糧食了。現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產無人過問。牲口整天沒人趕出去放，同樣餓著。已趕上山去放的，飼養員只顧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樹上，有的羊弔死了。在組織社員進行小春脫粒時，社員一邊脫粒，一邊吃生麥子。（註二十二）

可悲的是，即使處於這種情況，幹部們還不承認沒有糧食，還下大力量徵購夏糧入庫。徵購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瞞產私分。這些使飢餓繼續發展。

長寧縣桃坪公社從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五月二十五日，食堂基本解散，糧食由社員自行解決。社員只好挖野菜和觀音土（這裏稱為「仙泥」）吃。大河管理區四月份餓死了二百一十九人，到六月份，又餓死了二百一十八人。到七月六日，共死五百六十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六四。（註二十三）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省委副書記閻紅彥在仁壽縣考察工作時給省委的信中談到，六月中旬發現缺糧情況嚴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一千九百一十八個，占食堂總數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七個的百分之十六點九，約有十五萬人。縣委彙報說患腫病人數五萬六千二百八十九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個別生產隊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截至二十日止，因腫病死亡一百九十七人。（註二十四）閻紅彥的數字是縣委彙報的，一般情況下，縣委總是少報腫病和死亡人數。閻的信中反映幹部強迫命令的情況：方家公社勝利管區去冬在收購棉、糧、廢鐵時，將群眾集合在出工之前，強令群眾交出家裡的鑰匙，群眾下地后，幹部挨家搜查，將群眾家裡的糧、棉、鐵器一律拿走。這個公社今年由於未完成春耕生產任務和夏糧徵購任務，遭到罰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幹部有三十一人，其中，新民管區百分之六十的小隊長挨打被斗。基層幹部打群眾的情況也相當嚴重。（註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郭炳林從簡陽報告，腫病更加嚴重起來。全縣有三萬多人發生腫病。石橋每天有二千多人買「肥幾粉」（一種沒有營養、對身體有害的代食品）。到十月才能吃到紅苕，還有兩個月，可能要出大問題。（註二十六）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夏收之前各地餓死人很多。綿陽石馬公社總人口七千五百三十一人，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五月-七月間，死亡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六。（註二十七）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來，社員就處於口糧不足的飢餓狀態。一九五九年大春收穫后就開始斷糧，各食堂在中秋節前後就沒有口糧了,一個多月間只吃菜和紅苕葉子，十一月進入紅苕收穫期，邊收邊吃，每人每天平均吃一斤紅苕。吃了二十天紅苕以後開始吃種子，每人每天二-三兩糧食（十六進位）。由於幹部多吃多佔、層層尅扣，社員連這二三兩也吃不到口。在這期間幹部還以「反瞞產」、「反偷盜」的名義，對社員進行捆、綁、吊、打，任意扣飯，任意搜刮社員財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管理區一九五八年有四百二十戶，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到一九六一年統計，只有三百四十四戶，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兩年間人口減少百分之三十七點四，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其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三個多月內，死於乾瘦病的有三百九十六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七。這個管理區有一個食堂原有一百四十一人吃飯，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只剩七十人，死了一半。祠堂灣食堂原有一百三十五人，死了六十五人，其中死絕八戶。第四生產隊社員郭世義家原有十一口人，死了十人，只剩下一個小孩，死人沒人去埋。這個管理區由於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四十七個灣（自然村）沒有人煙。外地來人辦事，找不到一個引路的人。（註二十八）

一份又一份死亡報告送到李井泉手裡，李井泉卻無動於衷。一九六零年初，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二月十四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

主席（指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國各地要把食堂搞起來，糧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學習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證搞上去。我說四川的絕大多數是堅持下來了，而且有些辦得像連隊的伙食一樣。主席說，那樣難，要辦得像連隊伙食那樣。這件事你們看怎麼樣？（參加會議的同志說：不會出什麼大的問題）你們那些縣委書記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糧食掌握在誰手中。掌握在個人手中就不好辦。個人有糧，就不在食堂吃飯。我們要下決心，在三、四、五幾個月內，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要進行激烈鬥爭。

應該規定幾條，如：幹部一律到食堂吃飯，幹部掌握的糧票一律要收回，他們到食堂吃飯，才會關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員會，召開食堂代表大會。糧食分配要堅持等價交換原則下的平均主義，這個平均主義是革命的平均主義。一個管區內的口糧標準要統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復和發展的問題，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去年這一年我們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該是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問題上，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註二十九）

李井泉在這個座談會上最為得意之處（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糧食不能掌握在個人手裡，堅持辦食堂），正是四川省飢餓持續時間長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基本是一致的，這也是飢荒在全國範圍內持續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對於下面反映上來的嚴重情況，李井泉卻是輕描淡寫。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書記會上講話說：

在生活安排中，我們全省有那麼幾個縣，很突出的那麼幾個縣，如眉山、廣漢、秀山，都有那麼一片片，聽說這些問題比較突出，需要解決，現在已經解決了，領導有的調換了，安排生活的糧食拿去了，糧食通通的不下放，生產也起勁了。總之，這個問題要解決好，缺種子，缺肥料，沒豬，豬死了一部分，甚至個別隊死了大部分……華陽縣委書記三個月不下鄉，他住的那個公社卻死那麼多豬。還有個管理區死人，腫病那麼嚴重，這就是官僚主義。（註三十）

顯然，最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是下面的幹部，而是李井泉這些高官。由於他們不敢正視現實，使情況越來越嚴重。

一九六零年二月，糧食部在四川南充召開了為期五天的全國糧食廳長會議，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一份來自有關部門的檔案記載，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二月九日講話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二十斤、十九斤；農村食堂每天兩稀一干，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會上提出「學四川，學南充」。四川省向會上提供的材料說，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經安排落實。（註三十一）

四川的官員們打腫臉充胖子。其實，這幾年四川糧食非常緊張。糧食部計劃司一九六二年有一個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註】產量為原糧，其它兩項為貿易糧。產量為生產年度（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徵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七月一日-次年六月三十日）。

從表三•一 中可以算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零年，四川是凈調出糧食（徵購量大於銷售量）省。為了便於比較，將產量原糧換算成貿易糧（原糧除以一點一五），減去徵購數，加上銷售數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糧食。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分別為：三百五十二點六四億斤；四百零一點五五億斤；二百九十二點三五億斤；二百七十三點七一億斤；二百三十點零二億斤。按人口平均為：五百零七點七五斤；五百六十七點零八斤；四百一十三點零五斤；三百九十六點八四斤；三百五十六點一二斤。這個數字包括工業用糧、種子、飼料、口糧。

這裏還要為李井泉說一句公道話，他也不是完全一門心思向上多交糧食。在糧食徵購指標上，他也曾向中央討價還價。在有關檔案館里，還保存他給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糧食部黨組安排一九六零-一九六一糧食年度四川徵購指標為一百一十八億斤，一九六零年八月五日，李井泉給李先念寫信要求降為一百零八億斤。信中說：「今看到中央同意糧食部黨組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的糧食安排意見，其中關於四川糧食徵購數字仍沒有加以調整修改。關於這個問題，省委曾再三考慮過今年的收成，只能徵購一百零八億斤，建議仍按我上月二十二日報告意見將徵購數字加以調整。」最後的結果還是沒有採納李井泉的意見，徵購數為一百二十九點二八億斤。（註三十二）當然，李井泉不會直接向毛澤東討價還價。在中央部門領導面前他爭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條件使他在毛澤東面前說大話、說假話。

用表三•一的數據再加上人口數據，我們計算出每人全年糧食佔有量。先把每年的產量由原糧換算成貿易糧，（產量－徵購量＋銷售量）就是凈留給四川省的糧食。再按總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凈佔有糧食。這不是每人的口糧，其中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

【資料來源】據表三•一及相關人口數據計算。

由表三•二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凈佔有糧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糧食年度只有四百一十三點一零斤（貿易糧），扣除工業用糧、扣除工業用糧、城鎮的供應糧，扣除飼料和種子，大概不足二百斤。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情況更差。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范眭回憶：

那些年，我分工採訪財經，對四川的糧食情況是清楚的。四川是個糧食調出大省，五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調出三十二點二四億斤，三年「大躍進」放衛星，創高產，大話說過了頭，連續三年減產，一九六零年產量比一九四九年減少了三十億斤，但糧食外調任務有增無減，一九六零年達到六十八點四億斤，比過去增加一倍以上。從一九五九年起，三年內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原來的五百一十二斤猛降到二百六十斤。由於強迫命令征了過頭糧，糧庫告罄，春荒沒有返銷糧，農民只好餓以待斃。三年災難期間，四川的一千多萬人就是這樣活活餓死的。（註三十三）

范眭這裏「外調任務」比檔案中的「徵購量」、即上述糧食部提供的數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調任務以後，中央再給四川增加了調出任務，糧食部說的是貿易糧，也可能范眭說的是原糧，一斤貿易糧相當於一點一五-一點二斤原糧。

當年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廖志高的回憶數和范眭說的比較一致。廖志高回憶說：四川省歷來就是調出糧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間，共調出糧食一百六十二點七七億斤，平均每年調出三十二點五四億斤。一九五八年開始連續三年大減產，而糧食外調任務卻連年增加。一九五八年外調三十九點六億斤，一九五九年外調四十九億斤，一九六零年外調六十八點四億斤。一九五九年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一十二斤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七十八斤，一九六零年又降到二百六十斤。為什麼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務？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一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餓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餓死人。」（註三十四）

一九六零年四月四日，一份向省委的報告反映，金堂縣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應四兩糧食（相當於十進位的二點五兩），沒有菜。五愛管理區二百八十七個勞動力，七十多人生病（餓病），能下地的只有八十多人，病人還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幹活，躺在田埂上睡覺。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強調「我們不當伸手派」，不向上級要糧食。而幹部不在食堂吃飯，另外開伙，大吃大喝。（註三十五）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梁岐山從開縣向省委報告，目前口糧接不上紅苕產新，食堂處於半停伙狀態。有的食堂名存實亡，有些食堂吃紅苕葉子和南瓜葉子當頓飯。紅苕葉子吃完了，影響了紅苕的生長。趙家公社人和管區第三生產隊二百零七人因浮腫病死了九十一個，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畝只收一百八十斤；剩下的一百一十六人當中，還有不少浮腫病人。但是，開縣的幹部還認為糧食被瞞產私分了，還搞「獻糧運動」，口號是：「人人交待，人人過關，自己檢查，大家提意見。」（註三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壁山縣委報告，本月十八日統計，一-十月十三日止，全縣共死亡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五。（註三十七）據省委壁山工作組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報告，一九六一年，大興公社死亡八百三十九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中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占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九。另據中共壁山縣委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報告，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死亡率不斷上升，一九五九年死亡一萬三千零五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二，一九六零年死亡約二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九，一九六一年死亡人口二萬一千六百八十五人，其中農村死亡二萬零九百八十七人，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按縣上述數字，三年共五萬五千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註三十八）一般說來，縣委上報的死亡數總是縮小了的，這還不包括一九五八底和一九六二年的死亡人數。

綿陽縣松椏公社是一個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的地方，但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兩年共死亡一千五百二十八人，佔一九五八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二。（註三十九）

廣漢縣金魚公社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六零年死亡一千四百四十三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七點一，出生二百九十四人，出生家庭多為幹部。連山公社一九六零年死亡一千二百六十八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七點七，一九六零年二月，這個公社出現浮腫病人一千多人，公社領導人隱瞞不報，反而向縣委報喜，說全公社只有六個病人。這裏的百分之七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死亡數，一九六一年以後還繼續餓死人。

一九六一年秋後，全國很多省份開始走出飢荒，而四川省還處於嚴重的飢餓之中。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四川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提交了一份渠縣群眾挖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峽公社文興大隊的二十多戶人家，有十五戶在蒲家山挖觀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來愈多，蒲家山一處不夠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嚴重，挖土吃的已擴大到三個區十八個公社。

我們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龍鳳咀等四處調查的結果是，被群眾挖空的土估算為四百多立方米，挖土的約有一萬人次，挖走的土五十萬斤左右。群眾在挖土的過程中，由於坑少人多，還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候。路遠的人為了不在當日爬過高山之後再挖土，頭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廟學校過夜，第二天早挖早走。這所學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這裏，最多時有一百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隊派一老農專門挖土交給隊里，隊里給他記工分。由於飢餓，不少人邊挖邊吃。有的小孩由於天熱和飢餓，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時還造成塌方，壓傷了人。

群眾把挖回的泥土，經過發水、磨細等簡單處理后，就滲合著南瓜花、絲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來吃。有的地方還有人賣土粑的。慶豐大隊二百六十二戶人家當中，就有二百一十四戶、七百五十五人吃過泥土。截至八月二十三日止，他們挖回九千八百四十斤觀音土，已經吃掉了六千七百六十八斤，現在還繼續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誘發了不少疾病，有六人死亡。據對三個生產隊的初步調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十三人。（註四十）

觀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由於顆粒細膩，給人以麵粉的感覺，但它不含一點糧食中的成份，連動物也不吃。從一九五九年春開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觀音土的記載。北川縣游坪公社馬鞍山農民一九六零年冬到一九六一年春就大量挖吃觀音土。這期間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處發生群眾挖觀音土吃的嚴重情況。（註四十一）

從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關於飢餓和死亡的報告，如武隆縣對平橋、鴨江兩個區十個公社的了解，一-六月份死亡率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的有四個公社，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的有三個公社，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有二個公社，最高的順興公社為百分之八點二八。十個公社一-六月共死亡三千三百六十二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三。（註四十二）

到了一九六二年，全國已經基本走出飢餓的時候，四川還有大量關於飢餓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江津地委關於腫病情況的報告稱，截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腫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兩倍多。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全地區共死亡五千七百四十三人，比前十五天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一。江津地委一月二十九日報告稱，江北縣一月五日，有病人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人，十日上升為十二萬零六百三十五人，十五日上升為十三萬三千八百零一人，二十日上升為十四萬一千五百二十三人，二十五日上升為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其中腫病和枯瘦病人佔百分之八十四。（註四十三）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長壽縣省委工作組馬吉良電話彙報說，一月十五日，腫病人達三萬六千人，比上年十二月下旬增加了一點五七倍，到二十二日又增加到四萬一千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點二，腫病較多的江南區，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五。一月上半月的十五天內，全縣共死人一千七百人。因家裡吃糧問題，發生了妻殺夫、父殺子、兄殺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現。雲集公社挖觀音土吃的有一千五百一十三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八。秤砣公社有二十四個生產隊靠挖觀音土充饑。（註四十四）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萬縣地委關於腫病的簡報稱，近來各縣腫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一月二十三日，腫病和乾瘦病比一星期前（一月十六日）上升了百分之十七點八七。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死亡人數比上周上升百分之二十五點三。（註四十五）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糧食部兩位局長（林翩天、吳國憲）在四川調查後向部里報告，江津地區壁山縣城北公社共有九千八百一十八人，一九六零年全年死亡五百四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這個公社甘塘大隊原有五百八十九人，一九六一年死了一百零二人，現有腫病五十八人。這個大隊第四生產隊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僅一九六一年十一-十二兩個月死亡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城西公社來龍大隊第四生產隊小灣浣子，有七戶三十七人，已死十二人，患腫病住院十一人，社員張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絕。有兩戶父母雙亡只留下兩個孤兒，一戶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在家。其餘三戶除生產隊長一家七口健壯以外，都有浮腫病或乾瘦病人。黃角大隊還出現了殺子而食的現象。這個報告還說，江北縣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統計，浮腫病人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人，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統計，浮腫病人增加到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人，占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一。全縣死亡二萬七千三百零五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五。一九六一年一-十月平均每月死亡一千六百七十八 人，十一月增加為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十二月死亡增加為七千二百二十五人，一九六二年一月上半月就死了二千八百零五人。壁山縣一九六零年死亡兩萬多人，一九六一年又死亡兩萬多人。進入一九六二年還在繼續死亡。（註四十六）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當年任糧食部長的陳國棟，根據四川糧食廳副廳長管學思的彙報的情況，給李先念副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報告說，不完全統計，全省浮腫病人一百四十四萬人，十一個特重災縣從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就死亡十四萬五千八百人，占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三。一九六二年一月底，六十萬人的江北縣就有浮腫病人百分之十四點七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六。這個縣去年十二月一個月內就死亡七千二百二十五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今年三月上旬每天死亡一百人左右。路斃和河裡的死屍到處可見。壁山縣大興公社，最近三個月內死亡人數佔全社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興隆大隊二百三十一戶，七百八十一人，最近三個月死亡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八。其中九戶死絕，另有九戶只留下十一個孤兒。（註四十七）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省委副秘書長周頤《關於西昌地區點滴情況報告》中說：「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線看見成片的荒田，據說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連年死人過多，無人耕種所致。我們在西昌錦川公社六大隊的公路上發現中年婦女刁永相餓死在路上。經過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隊時，在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動彈的婦女，群眾說她偷吃被打成重傷。公路兩旁荒田荒地很多，麥田的草長得和麥子一樣高，大塊大塊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還很嚴重，最近不斷死人。群眾說他們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現在還未停止。」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份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計發生腫病二百三十四萬多人。據七月二十日統計，現有腫病人五十一萬多人。（註四十八）

一九六二年九月，正是秋收季節，從雅安還傳來餓死人的消息。一份報告說，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現象還沒有停止。蘆山縣仍有病人二千以上，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財貿部的工作組調查說，還有三千零三十四個病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六）這些病人都屬三度腫病人，較嚴重。目前蘆山縣有孤兒一千名以上，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以上，平均每個生產隊有兩個，個別人口死亡較多的生產隊，孤兒竟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清源公社光明生產隊，二十戶，初級社時有一百零七人，現在連遷進的三人，共五十五人，死亡率竟佔百分之五十，目前有孤兒十三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六。（註四十九）

過度飢餓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動物的殘忍。在大飢荒期間的四川省，有記錄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三十歲，於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把親生女（李水清，八歲），兒（李永安，九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據劉元芳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三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給了她一人四兩米，兩個孩子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註五十）

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四十一歲，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當晚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后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一點五元一斤，共賣了十一點七五斤。這事被食堂事務長黃榮太發現，並在她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灌縣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三十九歲。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註五十一）

一九六零年六 月，綿竹縣新市公社七管理區十一隊社員唐萬庭與其妻何庭秀，趁其十二歲兒子唐文聰熟睡之際將其殺死用辣椒炒成熬鍋肉吃。新市公社三管理區五隊社員彭義德，於一九六零年冬將剛埋下已死幼兒挖出，砍下四肢和軀幹煮食。（註五十二）

註解：

[註十九] 省委檢查團綿竹工作組：《關於綿竹紅旗公社缺糧情況和解決辦法的報告》，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註二十]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

[註二十一] 省委簡陽工作組：《楊部長並轉廖書記：解放公社解放耕區有關當前生產的幾個問題的簡單報告》，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收文第二四四八號，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四月平均十四日抄送各書記、周頤、楊萬選同志、辦公廳，（共印十三份）

[註二十二] 四川省委生產整社檢查團西昌分團孫傳學：《致地委、省委》，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註二十三] 省委檢查團宜賓分團江安工作隊：《關於長寧縣桃坪公社的落後情況報告（摘要）》，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註二十四] 閻紅彥：《關於在仁壽了解到農村工作中幾個問題致省委並大章同志》，省委收文第四八七三號，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抄送夢俠、蒼壁、周頤同志、辦公廳（三）。

[註二十五] 同上。

[註二十六] 郭柄林給夏部長的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省委辦公廳收文第五一零七號。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抄送志高、夢俠同志，辦公廳，衛生廳黨組，（印八份）。

[註二十七] 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綿陽工作組：《綿陽石馬公社改變落後面貌的情況材料》，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註二十八] 李林給省委和廖書記：《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的情況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二十九]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註三十] 李井泉：《在南充第二次地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三十一] 《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四川南充，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

[註三十二] 李井泉一九六零年八月五日給李先念副總理的信。

[註三十三] 新華社離退休幹部局編：《老年生活》，二零零六年第四期，第二十四頁。

[註三十四] 《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版，六六-六七頁。

[註三十五] 劉仲伍、王政、蕭林：《關於金堂縣三星公社五愛管理區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四月四日。

[註三十六] 梁岐山給省委、萬縣地委的信，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辦公廳秘書處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重慶抄送各書記、韶方同志、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辦公廳，（共印十七份）。

[註三十七] 中共璧山縣委：《關於搶救腫病的十二條緊急措施》，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璧山縣委秘書處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印發。

[註三十八] 中共璧山縣委：《關於一九六一年防治疾病情況及今後工作意見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二零八號，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印送廖、杜書記，周秘書長，辦公廳。

[註三十九] 省委整社工作團綿陽工作隊：《綿陽縣松椏公社落後情況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註四十] 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關於渠縣部分地區因生活安排不落實群眾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抄送廖、許、趙書記，周秘書長，辦公廳，財貿部，組織部，（共印十二份）。

[註四十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川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川縣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二八-一三二頁。

[註四十二] 地委除害滅病辦公室：《關於涪陵、武隆部分公社當前疾病調查情況簡報》，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

[註四十三] 中共江津地委：《關於腫病情況的彙報》，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四一七號。

[註四十四] 長壽省委工作組：《關於長壽縣一些情況和問題的電話彙報》，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五一九號，辦公廳秘書處一月二十五日印。

[註四十五] 《萬縣地委辦公室關於當前農村腫病情況的彙報》，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四川省委辦公廳[六二] 收文 第二九五號。

[註四十六] 林翩天、吳國憲：《關於四川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註四十七] 《陳國棟同志給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

[註四十八] 省委除害滅病辦公室：《疾病情況》，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省委辦公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收文。收文號：一四七號。

[註四十九] 省委辦公廳李定邦：《雅安地區當前生產、生活情況》，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六二年九月五日印送各書記，財辦，辦公廳。

[註五十] 溫江地委辦公室接大邑縣委辦公室電話記錄，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五十一] 灌縣縣委辦公室：《關於兩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給溫江地委辦公室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五十二] 綿竹縣退休高級教師王賢生先生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給本書作者來信，講自己親歷的兩件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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