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01日訊】【導讀】在號召「上山下鄉」的年代，有一批十五、六歲的少年知青，也被迫到下放到農村去「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當年來到重慶涪陵的這樣一批知青，其中十條年輕的生命慘死於因飢餓而起的衝突中。

背景

事情發生在悲慘的1969年，那一年，全國所有的應屆中學生和以往兩屆畢業的所有中學生（俗稱老三屆）都「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說是「響應」，可不響應行嗎？中學生們的父母們都被叫到專門組織的「學習班」裡面去學習，主要學習「偉大領袖」有關「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教導，要用實際行動來回答自己是不是聽「偉大領袖」的話，那時候如果被認為不聽領袖的話後果是可以想像的。

所謂的實際行動就是叫自己的孩子寫申請書，自願到農村去。如果不寫申請書，就是思想還不夠覺悟，就不能回家，長期在「學習班」學習，直到提高了覺悟為止。中學生們不能上學，沒有工作，連抬石頭、運磚塊、河沙這樣的苦力活也不准幹。眼看父母在「學習班」學習，也不忍心連累他們，只好寫申請報名下鄉。需說名義上是自己寫申請，要求到農村去，可寫了申請的人統統批准，沒有不批准的。申請書一交，父母們就從「學習班」畢業了，慰問品和慰問信馬上就送來了，所謂的慰問品就是一套《毛澤東選集》，叫做「雄文四卷」。慰問信上寫著祝賀中學生們「從此踏上了新長征的征途，接過了革命的火炬，扛上了南泥灣的鋤頭」，從今以後，要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裡「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真不明白煉一顆紅心為什麼非得滾一身泥巴，這顆紅心煉來做什麼？大多數中學生都是通過父母參加「學習班」這種方式下鄉的。這種方式很有用，當時「偉大領袖」也肯定了這種方式，他說：「辦學習班這種辦法很好，應該提倡」，這種辦法有的直到現在還沿用，如計劃生育學習班，黃賭毒人員學習班等。

現在有的人天真地認為，寫申請是自願報名，我就是不寫怎麼樣。你還怕他們沒有辦法嗎？當時有極少數人也是這樣幹的： 我就是不寫申請書，看你把我怎麼辦。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他們的父母在「學習班」長期學習，單位是不發工資的，還要背一個罪名，到最後，派出所直接就將他的戶口註銷，轉到農村。沒有了城市戶口，就領不到糧票，在每個人都要憑糧票生活的時代，每月二十幾斤口糧，又沒有什麼副食品，菜裡沒有油水的情況下，自己都吃不飽，哪裡還養得起一個正處於發育期間的中學生。在那個時代，在城市沒有戶口就等於沒有活路。自己寫申請書還可以選擇同自己的同學一起走，被註銷了戶口那就只能孤孤單單不知被發配到什麼地方了。

當時重慶有很多知青被分配到涪陵，就是出產榨菜那個地方，重慶當時還沒有直轄，重慶和涪陵都屬四川省，涪陵是一個地區。現在屬於重慶管，是重慶的一個區。知青們下鄉後就同農民一起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勞動，從下鄉之日起七個月內，國家還發給他們糧票，他們可以到鎮上去買米。七個月之後，他們就同農民一樣了，靠從生產隊分配的實物生活。生產隊是不分大米的，只分很少一點水稻，最多夠吃兩三個月，要自己背到很遠的農機站去脫稻殼，下雨天，山區的小路泥濘難行，空手走路就難，背著稻穀更是難，一不小心滑倒那就慘了。稻穀吃完了就只有吃雜糧，土豆就吃好幾個月，一日三餐都是土豆，把整個土豆煮熟，剝去皮沾上一點鹽，沒有油，那時候連醬油都是奢侈品。吃得好噁心啊，但為了活命，只有天天這麼吃。土豆吃完就吃玉米，那可不是像現在城裡賣的嫩玉米，嫩玉米是不敢吃的，因為嫩玉米的產量低，吃了不合算，長老後收穫要多很多。吃老玉米也是天天吃玉米粥，要到農民家裡去用農民的石磨把玉米磨碎，那個石磨一般都有一百多斤重，可憐那些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根本推不動，要兩個人同時做好架勢，憋足了氣，猛力一推，才能推動一圈，然後再蹲好步子，運足力氣又推一圈。吃一頓玉米粥光推石磨就要折騰至少一個小時。很多知青沒有菜吃，知青們都不會種菜，分的一小塊菜地長得稀稀拉拉。因為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下班後要自己打柴、挑水、做飯，就這樣噎搞得筋皮力盡了，哪裡還顧得上種菜。很多時候都是吃鹽巴當菜。最大的困難是經濟上，他們大多數是靠家庭接濟，生產隊的勞動收入少得可憐。乾一天一般只有一毛多錢，分配的糧食是要折價的，扣除了分配實物、肥料的錢，往往還要欠生產隊的錢。有的知青跑到公社去訴苦，希望公社領導能解決困難，但卻被訓斥一番，說他們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想想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吃樹皮草根。有玉米粥吃算幸福了。」

當地農民對知青也是不歡迎的，因為知青到農村分佔了他們的土地，增加了他們的負擔。有的農民對知青的態度很惡劣，扣他們的工分，刁難他們。使知青同一部分農民的矛盾尖銳。鄧小平曾經說：（上山下鄉）換了三個不滿意。 （知青、家長、農民都不滿意）時間一長，有的知青就難免有小偷小摸索行為，偷生產隊的玉米，偷農民的菜、雞等。偷竊的原因大約有四個方面，一是沒有菜吃，被迫去偷，二是發洩對社會不滿，三是同農民的矛盾，四是生活無聊尋求剌激。

經過

在涪陵珍溪鎮雙河公社（今雙河鄉）雙河大隊(今雙河村)重慶來的知青中也有一些偷生產隊和農民的東西，情況反映到大隊黨支部薛書記那裡，大隊黨支部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他們根據毛澤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樹欲靜而風不止」，「被推翻的階級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時刻夢想恢復失去的天堂」等教導。決定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薛書記同大隊民兵連長、貧協主席、各生產隊幹部開會部署，發動農民進行充分準備。五月的某一天，正是趕集的日子，幾個知青趕完集到一處知青家聚會，負責偵察的農民立即把情況報告大隊黨支部，薛書記認為這是聚殲階級敵人的大好時機。一聲令下，早已準備好的農民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高舉鋤頭、扁擔、釘鈀象陳勝、吳廣起義那樣，漫山遍野地沖向知青屋子。趕集來竄門的知青和當地的知青共有8人，還沒等他們回過神來，農民們就衝進來了，有6個人當場被亂棒打死，有2個跑了出去，一個人慌亂中跌倒掉進水田陷著，正要掙扎著起來，一個農民趕到，當即用鋤頭將他打死。一個人跑到一戶農民家中躲起來，被一個老太太發現，這個老太太也很恨知青，因為她家的菸葉被知青偷過。知青因不認識菸葉，以為是菜，偷來煲粥，結果又苦又澀不能吃，白白浪費了一鍋粥。偷菸葉本來是誤偷，但那個老太太不管這些，馬上出去報告，一大群農民趕來，把這個知青拉出來，在院子裡也當場打死。

消息傳出後，當地的知青全體罷工，分頭聯繫同學朋友，各地知青群情激憤，紛紛向雙河趕來，提出「踏平雙河」「血洗雙河」的口號，發誓要為死去的同伴們報仇。重慶市的知青家長們也紛紛來到涪陵，向當地政府討說法。當地政府部門非常緊張，派出大批部隊民兵，封鎖去雙河的各個路口，凡是外地知青模樣的人，嚴加防範，禁止進入。但出了這麼大的事，也不能過分強硬。在嚴加防範的同時，又對知青好言相勸，表示政府一定要解決好這個問題，要大家相信政府，不要激化矛盾。珍溪區政府（當時稱革命委員會）對知青家屬、同學進行專門的接待，每天都要殺兩、三頭肥豬，炒成大片大片的回鍋肉免費招待。這對於長期沒見過油水的知青們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光，都自稱是死難知青的同學朋友，去吃幾天肥豬肉。不認識死了的知青，也冒充是他們的同學，跑來打牙祭。

結果

大約兩個星期後，事件逐漸平息，策劃打死知青的薛書記等乾部、主要成員都被逮捕，政府對死難知青進行安葬，招開追悼會，說「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緊跟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死，比泰山還重」。每個死難知青賠了一千多塊錢（那時候還是很值錢的）。在那個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什麼事情都要往階級鬥爭上扯，這麼大的事件更不例外。事件最後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精心策劃的一起有預謀、有組織、典型的階級報復反革命事件」。

薛書記等乾部都是三代出生貧農，根紅苗正，不能說是階級敵人，只能說他們受了階級敵人的蒙蔽。那麼誰是階級敵人呢，剛好參與者中有一個地主的兒子和他的堂兄王姓兄弟，王家兄弟只是一般參加人員，根本沒有直接打死人。在那個時代， 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都要表示同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線，大隊黨支部部署的事情他們不敢不參加，這一參加，他們就成了元兇，成了「破壞偉大領袖戰略部署，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實施階級報復，復辟資本主義的首要分子。」幾個月後，涪陵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家兄弟死刑，立即執行。黨支部書記薛書記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他幹部分別判處10年、8年、5年等有期徒刑。宣判之後，王家兄弟被五花大綁，押到涪陵長江邊龍王沱刑場槍斃。

王家兄弟只是比知青稍微大一點，大約20歲左右的青年人，他們臉色嚇得鐵青，從囚車上拖下來，一個人的鞋也拖掉了。行刑人員用的是56式衝鋒槍，每個人被打了4發子彈，連續發射，一共8發子彈，代表8個知青每人一顆復仇的子彈。一個人的頭被打掉了一半，一隻眼珠掉出來沾在臉上。一個人的鼻子和半個咀被打掉，家屬不敢收屍，屍體在長江邊擺了兩天，被一些小孩用江邊的鵝卵石亂砸，整個頭都砸沒了，後來叫幾個「四類分子」用兩張破蓆裹上埋在城外荒山。當時還聽說要犯人家屬交子彈費，按實際使用數交，那就要比一般死刑犯多四倍。

尾聲

如今重慶市涪陵區珍溪鎮長江邊上，還有8座長滿荒草的野墳，已沒有家屬來祭祀了，人稱「知青墳」，三峽水位蓄水如今還沒有達到170米，如果達到這個水位將被淹沒，也沒有什麼人提出遷移，王家二兄弟的親屬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也不知道去申訴。此事也就成為年長一輩飯餘的談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淡忘。

原題目：八個重慶知青慘死家屬還得交子彈費 有刪節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