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5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共產風」一波高一波

甘肅省的「共產風」兩起兩落。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秋、冬，颳起了一股很強勁的共產風，一九五九年六月至九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全民算帳，清理退賠），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颳起（廬山會議的影響）。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召開農業書記會議，提出三年過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級經濟要佔全部農村經濟一半以上。這使「共產風」越刮越狠。

甘肅省定西地區在一九五九年秋後再度颳起的「共產風」有以下形式：

――借發展社有經濟為名，大辦農牧場，無償平調土地、勞動力、畜力。隴西縣北寨公社辦農場，就從生產隊無償拿走土地二千七百畝，牲畜一百三十二頭，羊二千多隻，豬一百五十頭；

――藉機關大辦糧食為名，機關、學校，任意平調農民土地；臨洮縣城關公社東街生產隊共有四百二十六畝水地，被機關調走了三百一十一畝；

――借大搞千頭牛場、萬頭豬場為名，豬、牛一律無償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隴西縣的社隊辦的豬場，豬的死亡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借基建征地為名，多佔地，佔好地。臨洮縣級九個單位，以基建征地的名義，佔用城關公社土地九十二點五畝，分文未付；

――借大搞協作為名，不分你我，亂調勞動力，工分不清理；

――借調整耕作區為名，隊與隊之間無償調撥土地；

――借「幫公社修辦公室」為名，無償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和建築材料；

――借公社搞儲備糧為名，無償調撥生產隊的糧食。

「共產風」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農民十分恐慌，一九六零年春天，靖遠縣城關公社東關鄰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調駱駝，就把四十多峰駱駝提前殺了吃了。東關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辦養豬場，就把四十多頭大小豬全都殺了吃了。（註六）

敦煌縣一九五八年全縣辦成一個人民公社，縣幹部想快一點過渡到公社一級所有制。一九五八年，想把生產隊的羊三年內變為公社所有，採取了「三、二、五」的辦法，即公社調走百分之三十，大隊調走百分之二十，生產隊留下百分之五十。牛、馬、驢也上調不少。一九五九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經濟來源只剩下積累提成一項，農林牧副漁都沒有了。公社經濟如此薄弱，共產主義因素怎麼能發展起來？秋季正好趕上反右傾，乘機又把羊收上來了，當時按羊只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上調公社。在公社的影響下各大隊也「平調」生產隊的財產，如大隊辦牧場，調生產隊的牲畜。結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隊的羊只由於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調上來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時任敦煌縣委書記的馬驥英在一九六零年底總結教訓時說：「如何對待共產主義？思想不明確。到底誰共誰的產？總認為要過渡到共產主義，應當是公社共生產隊的產。認為社有經濟大，過渡就快，快總比慢好。因此總是想從生產隊上調，發展社有經濟。」（註七）

鄭州會議重新明確了所有制問題，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小隊為基礎），為的是從所有制上制止「共產風」蔓延。但是，甘肅省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中，批判過「四級核算」（公社、大隊、生產隊、作業組），很多幹部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中形成了過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多越好。因此，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持懷疑態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業，公共事業的資金和物資從哪裡來？只能從社員和生產隊那裡「一平二調」。

武威縣永昌公社沈鬱大隊，自然條件優越，本來是一個富隊。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颳得很猛。縣、公社從生產隊里亂調勞動力，調牲畜；用生產隊里的青磚石灰修發電站；生產大隊把小隊的牲畜集中餵養；各隊之間互調勞動力不記工分，修居民點、搞沼氣，拆了社員五百多間房子，花費了二萬五千多個工作日，一萬五千元；收回社員自留羊，砍伐社員的自留樹。等等。結果，集中起來的六十多頭小牲畜只剩下三頭。全生產隊的牲畜不到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半。社員積極性不高，畜力不足，生產下降，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二百五十斤，一九五九年平均畝產一百五十七斤，一九六零年只有六十三斤。一九六零年一月到七月，死亡一百四十一人。（註八）

民勤縣新河公社西湖生產隊也是一個刮共產風遭到嚴重破壞的生產隊。這個隊一九五八年初共有三百八十一戶，一千七百八十七人，其中勞動力五百二十一個，耕地二千八百五十畝。這裏本來是一個生活水平較高的隊。一九五八年冬季，颳起了強勁的「共產風」，大搞「一平二調」，以建社辦工廠、幼兒園、食堂、興修水利、建新村等種種名義，無償調走社員和生產小隊的土地、房屋、勞動力、牲畜、錢、糧、草、料、農具、傢具。結果，從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零年底，大牲口由二百零八頭，減少到一百六十頭，羊由四百六十三隻減少到七十五隻。原有豬七十八頭，到一九六零年底一頭也沒剩。大車由一百一十二輛減少到五十六輛。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五十四萬斤，一九六零年只有十九萬斤。一九五八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二元，一九六零年只有十元。（註九）

四 荒唐的引洮工程

糧食產量上搞浮夸，高指標、高徵購，大辦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刮「五風」（關於「五風」，請看本書第十九章），這些甘肅省和其它省份沒有多大差別，甘肅省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風」之大成，對促進甘肅省的飢荒起了重要作用。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在臨洮縣和岷縣採訪時，一些老幹部介紹了不少當年引洮工程的情況。後來，我又看到了《炎黃春秋》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上楊聞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況更加清晰。下面所敘述的，了我在兩縣採訪得到的資料以外，都是出自這篇文章中的資料。

引洮的出發點，是因為隴中和隴東嚴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災難，是因為用行政強制辦法去做沒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說：「隴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沒有水。這裏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四百毫米，蒸發量卻高達一千四百多毫米，而這可憐的四百毫米的降雨百分之七十以上集中於七、八、九三個月的幾場大雨。春夏期間沒有水，小麥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節，就是灌不了漿，收成很低很低。

這裏絕大多數地區沒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數是乾涸的。只有洮河是個例外，但除臨洮縣和岷縣以外，其它縣不能受洮河之惠。

這樣，隴中和隴東地區大部分地區農業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賴雨季的降雨。惡劣自然環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從什麼年代開始，每家都挖一兩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積存下來，供全年之用。所謂水窖，就是挖一個深幾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紅土夯實防滲漏，下雨時存五-十方水，再在窖口蓋上蓋子。過去，在這裏看一個家庭是不是殷實，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糧，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肅中部東部是黃土高原，土層很厚，只要有水，這裏一定是富饒之地。

據《岷縣誌》（一九九五年版）介紹，洮河是黃河的一級支流。在其上游的岷縣，平均流量一百二十立方米／秒，實測最大流量一千五百立方米／秒（P＝百分之五）。二零零零年夏，我到臨洮採訪，在縣城旁邊的河段，只見清流滾滾，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豐沛的水量。

在大躍進的年代，中共甘肅省委提出了一個大胆的計劃：把洮河引上黃土高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共甘肅省委二次二屆會上正式決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計劃」。這個計劃所劃定的灌溉範圍東西長三百二十公里，南北寬二百公里，灌溉耕地一千五百萬畝。其工程的初步規劃為：總乾渠引水一百五十立方米／秒，由海拔二千二百五十米的岷縣古城水庫起始，經臨洮、渭源等縣，到達海拔一千四百米的慶陽縣董志塬，全長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總乾渠水面寬四十米，渠底寬十六米，水深六米，五十噸到一百噸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稱為「山上的運河」。另有乾渠十五條，總長三千五百公里。引水工程還包括兩座水庫，估算土石方二十億立方米，漿砌石和混凝土約二百七十三萬立方米。還可以利用落差建幾十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三十四萬千瓦。當時設想，這項引水工程建成后，二十多個縣面貌大變：「旱地變水田，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綠蔭遍山嶺，牛羊成大群，魚鴨滿池塘，電站林立，電燈齊明，機聲軋軋，汽笛鳴鳴，船隻如梭。」

引洮工程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正式開工，先後動員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二十個縣的幹部和民工參加修建。職工達三千多人，民工十萬多人，施工高峰時達十六萬人。計劃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勞動力：一九五八年十點六萬人；一九五九年十一點二萬人；一九六零年八萬人。截至一九六零年底，兩年半投入直接工六千萬個工作日。

這個工程倡導者宣傳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注。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國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會議的四百四十七位代表參觀了這一工程。國家水土保持辦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們給予整個工程很高的評價。動工以後，全國二十個省、自治區的六百五十名代表到工地參觀。一九五八年秋季，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特地到工地視察，他說：「這個工程不但有全國意義，而且有世界意義……，引洮上山顯示出我們不僅是社會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這裏最重要一條是敢想干。這一點甘肅跑在前面了，這是共產主義風格，……它使我們看到了共產主義前景。」在會川指揮部的山崖上，刻著朱德委員長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的題詞：「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

從開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進行的。工程指揮部認為，右傾機會主義一遇機會就要興風作浪，向党進攻，千方百計地企圖迫使工程下馬，迫使引洮工程失敗。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誰發表對工程不同意見，誰就可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這麼巨大複雜的工程，卻採取「三邊」和「三分段」的作法，即「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和「分段測量、分段設計、分段施工」。後來又加了一「邊」：邊修改。按最初設計方案，總乾渠上五十三座隧洞，總長六十四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總乾渠一律改為明渠。對越不過去的崖頭，或深劈而過，或長距離繞開。深劈之時，最深的竟達二百一十九米，最大的一處開挖土方竟達二千三百萬立方米。數千民工站在崖頭幹了幾個月，還看不出個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棄深劈，部分採取隧洞。

古城水庫設計容量為三億多立方米，壩高四十二米。是引洮上山的樞紐工程。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次「土法」截流，發生決口而失敗。七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八月中旬洮河上游驟降暴雨，河水陡漲。洪水衝下來的木材、麥草堵塞了導流渠，大壩有被沖毀的危險，兩萬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脅，只好決口排洪。決口排洪救民工被定為「破壞事件」，這件事的決策者受到懲罰。十月二十一日，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數萬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馬不到兩年難以為繼。甘肅省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張仲良在會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是大躍進的產物，……只准辦好，不準辦壞；只准加快，不準拖延。」

但是，客觀事物並不迎合張仲良的主觀願望。經過兩年半的艱難施工，到一九六零年底，已無法進行下去。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改組了甘肅省委，張仲良下台。新的省委決定，引洮工程一九六一年六月全線停工。引洮工程局在總結與檢查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工作量大，工期長，原規劃中對引洮效益估計偏高，工作量估計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計算，也需十二億個工作日；二，技術問題沒有過關。如高邊起坡穩定問題，滑坡問題，坡積地區的防滲、防破壞問題，黃土的防滲和濕陷問題等。都沒有解決。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水電部在張含英部長主持下，就引洮工程開了一個座談會，認為，這一工程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很多目前我們尚不能克服的困難。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甘肅省委決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馬。

引洮工程動用了大量勞動力，影響了農業生產，還消耗了大量的糧食。例如，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甘肅省糧食收支計劃中，全省徵購糧食四萬四千萬斤，銷售糧食一萬三千三百九十萬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糧七千五百萬斤，占徵購糧食總量的百分之十七，占銷售糧食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主要用於引洮工程。

後來官方資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費六千萬元，國家投資一點六億元，完成土石方一點六億立方米，僅占計劃量的百分之八，一畝地也沒有澆上。已施工部分有的當年就被山洪沖毀。」

所謂投資一點六億元，是一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在那個大刮共產風、隨意調的年月，無償佔用了農民多少財富和勞動，是一個遠大於一點六億的數字。

有人說，「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所謂血淋淋的下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後期已陷入了全國的「困難時期」，工地上餓死無數。工傷死亡的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有郁飢餓，工地出現大批浮腫病，衛生處認為這是營養不良造成的，結果處長被罷官，處長助理彭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關押二十一個月。彭興認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達萬人。（註十）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還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一九六零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二百零九座。一九六零年完成了一百九十一座。動員勞動力最多的時候達到二百七十萬人。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縣的「東西乾渠」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開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後到八九十年代還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縣一九六零年二月開始建設的「紅旗渠」於一九六九年建成，至今還被人們當作奮發圖強的典範。為什麼引洮工程留下罵名，而「紅旗渠」今天還被人歌頌？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是不能解釋的。平心而論，在大躍進的荒唐背後，有些事情也體現了老百姓的心愿。問題在於獨斷專行的決策機制和強制性的執行手段。這種決策機制必然造成決策失誤，強制手段必然造成對老百姓的剝奪。這種決策機制和執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

註解：

[註六] 中共甘肅省委公廳編：《中共甘肅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簡報》第四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

[註七] 中共甘肅省委公廳編：《中共甘肅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簡報》第六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

[註八] 中共甘肅省委公廳編：《中共甘肅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簡報》第十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註九] 中共甘肅省委公廳編：《中共甘肅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簡報》第十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註十] 彭興：《史實辨正》，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致楊繼繩的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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