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章 甘肅不甘

二零零零年八月，新華社甘肅分社副社長申尊敬邀請我到甘肅採訪。我想，再過半年我就要退休了，過去幾次去甘肅只顧完成採訪任務，沒有很好地收集資料，這個機會不能錯過。我立即在北京準備好查資料的介紹信等有關事項。到甘肅后，恰逢申尊敬去寧夏還沒有回來，我就抓緊時間到有關單位查了幾天資料。這些單位比較開放，可以任意查閱，需要複印的大部分可以複印。在甘肅期間，老記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介紹了一些情況。林田告訴我，餓死人最多的通渭縣在定西地區，造成甘肅飢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區。申尊敬回來后，問我到哪裡去採訪，我毫不猶豫地說：去定西。這次採訪回來后我發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經濟》、《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實，這些稿件只是為了報答申尊敬給我收集資料的機會，最主要的收穫是了解了甘肅大飢荒的情況。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肅資料后得知，西北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召開的蘭州會議，是揭蓋子的會，這個會上的文件、簡報、發言集中反映甘肅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的情況，可惜我沒有找到。今後的研究者應當首先找到這套資料。

甘肅省在中國西北地區，東部乾旱少水，十分貧困；河西三走廊一帶則靠祁連山的雪水，比較富裕。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後的兩三年間，這裏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也發生了嚴重的饑饉。這個省雖然地處大西北，但其情況和中原等省極為相似。先是嚴酷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不能說真話。接著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出現飢荒時又把糧食問題當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大批農民慘遭摧殘，一批人死於人身摧殘，更多的人死於飢餓。

一 用政治高壓製造假話

一九五八年，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春節剛過，甘肅省就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戰爭年代曾任第四軍政委，至今仍然保持軍人作風，還喜歡用指揮軍隊的辦法來指揮地方工作。二月九日，他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高興地談到，自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八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九千七百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在一萬九千五百多個農業社中，有一萬三千多個社的大辯論已經結束或基本結束，有六千多個正在進行，有二百多個即將開始。

張仲良輕巧地而頗有成就感地說出的這些數字，在其背後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此時，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召開，全國「大躍進」的號角還沒有吹響。張仲良得風氣之先，提出「躍進！再躍進！」。他又用整風的方法來把全省的思想統一在「大躍進」中來，他自己覺得這是高明之舉。

張仲良說，中國共產黨甘肅省二屆二次會議的一個突出的成就，就是從我們黨的隊伍中揭發出以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為首的反黨集團和其他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辨清了兩條道路這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省領導的高層揪出反黨集團，這是一九五八年初很多省都出現過的情況：河南揪出了「潘、楊、王」反黨集團；山東揪出了李廣文、趙健民、王卓如反黨集團，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一九五九年）為首的反黨集團，青海省揪出了以張國聲（一九五九年）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省揪出了「沙、楊、彭」（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反黨集團，安徽省揪出了李世農、張愷帆、劉秀山反黨集團……甘肅省揪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並不出人意料。

「孫、陳、梁」反黨集團有哪些「罪行」呢？張仲良在這份報告中說：

一九五六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的一年，孫梁陳反黨集團卻認為我們的工作「一團糟」，「今不如昔」。

他們不承認一九五六年糧食增產二十六億斤的事實，反說這是省委謊報成績。

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後向省委的報告是一個十分露骨的攻擊黨的政策、攻擊社會主義、要求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

在羊入社的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人拚命反對省委的意見，使省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指示，在人民委員會上四次通不過。他們和黨外勾結、相互呼應，黨外人士說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們就說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們甚至和黨外人士勾結起來，妄圖要黨接受他們保護地主、富農利益的反動主張。

在修水利問題上，黨外人士說這是「秦始皇磨民」，他們則說「五百萬畝水地是六百條人命

換來的」。

梁大鈞罵別的專區糧食增產是吹牛，並且四次壓低銀川專區的產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員會的糧食徵購任務。

這個反黨集團對資本主義多加袒護，對單幹戶的「八大自由」不加過問，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們的支持下，銀川地區不少群眾積極經營自留地，熱心為自己開荒，大量從事資本主義的副業。

張仲良說：「在我們黨內出現孫梁陳反黨集團，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兩條道路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說到這裏，張仲良批評「黨內一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他說：「幾年來，孫梁陳反黨集團為了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個人主義的野心的目的，他們曾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上，在反對地方主義問題上，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一直同党進行著鬥爭，黨內一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卻分不清這個大是大非。」

張仲良在這個報告中，大講階級鬥爭。他強調「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他批評「黨內右傾思想嚴重和階級立場模糊的同志」把許多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張仲良「鄭重地提起黨內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注意」，「孫梁陳反黨集團及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的主要活動市場之一，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嚴重右傾思想是他們的保護色。……這是十分危險的。」

張仲良擰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才把話題引到「大躍進」上來。他說：「長期以來，在甘肅省黨內外流行著一種極其錯誤的論調，彷彿超越了現實是主觀主義，而落後于現實就不是主觀主義。孫梁陳反黨集團一直就持這種論調。這種論調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中的主要思想障礙。它不僅挫折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革命的積極性，影響了我們各方面工作的飛躍發展，而且給右傾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張仲良在這裏提倡超越現實，這正是大躍進的思想基礎。

然後，張仲良說：「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在事物的積極一面，向前看，當一個革命事業的促進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極的一面，向後看，當一個革命事業的促退派。」在那時，凡是與「三面紅旗」有關的，就是積極面，只能促進，不能促退。

在報告中，張仲良介紹了甘肅省的「小馬鞍形」，說明右傾思想的危害。這個「小馬鞍形」是以水利建設為例的：在一九五六年，由於黨內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一個高潮完成了四百多萬畝水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因為吹了一股右傾歪風，開始洩了勁。省委提出了修三百萬畝水地的任務分不下去，減到二百五十萬畝分不下去，減到一百五十萬畝還是分不下去，最後定為一百三十萬畝。但是到了九月底，只完成了一百零二萬畝。這次整風運動，特別是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又把幹勁鼓起來了，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五百多萬畝，全年可超過一千萬畝。

在介紹了這個情況之後，張仲良說：「一九五六年生產大高潮之後，沒有能夠再掀起一個高潮，正是由於右傾思想頑強阻撓的結果。」因此，張仲良主張「不斷革命」，即「一個鬥爭接著一個鬥爭，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不斷的進行革命。」張仲良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惡毒、更危險」，「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險」。

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在全省製造了一種高壓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幹部有七個不敢講：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完不成任務；不敢講鄰省比甘肅強；不敢講客觀條件；不敢講調動工作。（註一）甘肅省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高壓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七月十五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 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也有代表人物。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給霍維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問題）也被說成是「是向廬山送子彈、發毒箭」。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見的人，說真話的人，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三年時間內，就批判了十九萬多人，其中脫產幹部四萬多人。僅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一萬一千多人。其中高級幹部一百五十一人。二屆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四十七人中，有十一人受到批判處分。省委常委內除少數沒有受到批判或批評以外，其他都沒有倖免。（註二）

張仲良反右傾大獲全勝，九月十一日給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從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以來，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夏糧徵購工作進展以迅速，爭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徵購任務。」毛澤東看了很高興，讓中共中央給省委回信，肯定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註三）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糧食奇缺，大批人餓死。

張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擴大黨內政治鬥爭的主張：「黨內鬥爭頻繁尖銳正是反映了甘肅更窮更白、落後勢力強大的特點，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更惡毒、更危險。」「 不管敵我問題、思想問題，都是『白旗』，統統都要扯下來。」等等。（註四）這些主張造成了一個又一個冤案。

張仲良的這些主張不全是他的創造。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甘肅省的省級單位行政十九級以上幹部討論這個會議的文件時，省委辦公廳一位知情者發言說：「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彙報甘肅反右傾問題時，書記處一位領導人問：「甘肅黨內鬥爭為什麼如此頻繁尖銳？這是因為甘肅的躍進幅度大，落後勢力強。」還說甘肅反右傾反得好，量大質高，馬列主義水平高。（註五 ）一九五九年以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都到過甘肅，他們在視察中，對甘肅的工作持肯定態度。批判霍維德是經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肅省的反右傾鬥爭製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區就是一例。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組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甘肅省天水地區反右傾鬥爭中大批幹部遭受嚴重迫害的情況》的報告。報告說，一九五九年冬，天水地區的反右傾鬥爭發生了嚴重的混亂。某些壞分子篡奪了黨的領導，亂斗亂捕了大批幹部和群眾，並且捕風捉影，捏造材料，製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這種混亂局面一直持續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才停止。據統計，全地區共搞了一百零三個反革命集團，集團成員達七百多人。秦安縣委第一書記宇文榮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其成員達一百零三人。后經查明，這些集團全是假的。我們從鎮原縣「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可以看到這些假案的規模和後果。

二 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

《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發表了「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寫的文章：《「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在這裏摘要引用。

鎮原縣曾是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以後屬平涼地區。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年年都徵購過頭糧。一九五四年，實際徵購糧佔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點五；當年回銷糧食占購糧數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一。一九五五年受災減產，仍徵購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百分之一百零六點三。一九五六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徵購后，當年回銷糧仍占購糧數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一九五七年，大旱將近二百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平均畝產只有八十二斤。縣裡怕向上級交不了差，虛報為畝產九十五斤，后又被加碼到一百一十五斤，並據此定下徵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三千三百多萬斤，為購糧數的百分之一百三十點三。一九五八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鍊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佔到購糧數的百分之七十五點六。

由於年年都徵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一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眾生產自救，一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了解情況。一九五八年一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還沒有完成的一百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一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二十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宇、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了解群眾缺糧情況后，報請省委批准，撥給供應糧食指標一千八百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干會上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製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

一九五八年七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

工作組負責人一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一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裡的公、檢、法合署辦公。在七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一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後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一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群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布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一次代表大會，會期十四天中， 就以九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范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三十多名， 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四百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一九三七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倖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岳父王子厚，是一九三六年入黨的老幹部，中共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陝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六歲的孩子，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倖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一人株連一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全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一時間，到處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一百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五十張大字報，內容還不準重複。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麼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九月中旬，更颳起了所謂「紅色颱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十月二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五百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八百七十多名，打擊「階級敵人」二千多人。其中逮捕了一千零四十一人。至十月二十日，逮捕人數又增至一千零九十六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一下子就逮捕了四十八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裡一個貧農社員同姓同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二百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

十月二十二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彙報后，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二十四日，縣城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一百六十九名。十月三十一日，省委批准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的一千五百零三人（后死於獄中三百三十三人），管制一百四十七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有三千多人。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一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后，專門給帶上二十多斤重的特製鐐銬，並採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冤案的製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一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三十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曾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紅軍將領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鄒在陝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萬壽沒有任何關係，也沒有見過面，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從寶雞押回鎮原，判處死刑，未及批准執行就死在獄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起義的董其武部下團長慕介夫，一九五八年在家養病，也被定為許張集團成員，逮捕關押，慘死獄中。他死前在獄中哭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自食其言……」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躍進」的局面。兩個月時間內，就將全縣八百七十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為十個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縣抽調七萬勞力（佔總勞力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五）到華亭等地大鍊鋼鐵。在農村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提出：「交一把钁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把群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頭髮卡子，統統收繳了。大鍊鋼鐵之後，緊接著又集中八萬多勞力（佔總勞力的百分之八十三）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口號是：「斬斷三河，水上五原，大戰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庫，打井十萬眼，挖窖八千六百個，實現井窖星羅棋布化」。與此同時，又提出幾個「大辦」，並很快宣布實現了「萬廠縣」，「七天掃除文盲」，辦起了七百所大學等等。

當時，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麼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深翻地十五尺、畝施肥二百萬斤、畝下籽一百八十斤、畝產糧四十萬斤、「耕一餘十三」（即耕種一年所產糧食夠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籠了，以至於把一九五八年全縣的糧食畝產確定為比上年的實產翻兩番。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如此「大躍進」，弄得群眾苦不堪言，生活越來越艱難。

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迫害，經濟上被肆意掠奪，生產積極性嚴重挫傷。據一九六一年統計，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縣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六千七百零八人。根據縣委在馬渠公社三個大隊的調查，三年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由於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縣勞動力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二點八萬，減少到一九六一年的十點三萬，三年多時間減少了百分之十八點八。同期，全縣牲畜減少了四千三百四十六頭，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實，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純系子虛烏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平涼地委向省委報送了關於平反此案的報告。省委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批複同意地委的報告和結論。但是，由於當時的甄別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製造者的參与主持下進行，大部分問題只作了內部糾正，未公開平反，而且結論材料還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儘管大多數冤獄的幹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當，繼續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慶陽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了全面複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甘肅省委發出為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純屬一起重大冤案。」

註解：

[註一] 省委定西工作組李步新、李升華、田園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向省委的彙報，《定西地委擴大會議簡報之三》（何雅宜同志一月十二日二十三時電話），甘收[六一二一六四]。

[註二]《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甘肅省委文件，甘法[六三]第六號。

[註三] 《在甘肅省委關於糧食工作報告上的批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二九頁。

[註四]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甘肅省委文件，甘法[六三]第六號。

[註五] 《甘肅省的省級單位十九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學習討論擴大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中對中央、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和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的意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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