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0日訊】 三中全會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當前的綱領。它有內容，有份量，不是泛泛之作。它的價值在於全面反映了現領導對中國當前局勢的判斷。

「不改革，死路一條。」那是鄧小平表態支持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理由——儘管胡喬木當時發明了似乎完全不同的說法，「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秀才的本領在修辭，不外乎冠冕堂皇。軍委主席作為統帥，必須挑擔子，不能不說實話。

這一次同樣是形勢逼人。別把《決定》中那些豪言壯語當真。中國要是萬事大吉，領導真能高枕無憂，何必談「改革」，何必談「深化改革」，何必談「全面深化改革」！路人皆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反映了擊鼓傳花者對本黨的一種責任感——不讓此花在此時此手墜地。

全面危機呼喚全面改革。重點何在？《決定》說，重點在經濟領域。這反映了現領導對 GDP所寄讬的最高期待。不是說「發展是硬道理」嗎？但願能靠GDP治癒痼疾，平息民怨，改善形象，重振雄風，為一黨專政的制度爭光。

為了GDP，不能不呼喚市場。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宣佈中國已經「具備完全市場資格」。《決定》正確地提出，「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這是《決定》的亮點。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沒有相應的規則，市場不可能有生命和創新的活力。

中國現存市場體系之所以處在半死不活狀態，不是由於它幼稚，而是由於它被侵凌。幼稚並不可怕。和幼稚相伴的，往往是生機勃勃，前途無量。真正可怕的是被強大的異物所佔領。現在比比皆是的企業無法自主經營，不能公平競爭，消費者難以自由選擇和自主消費，商品和土地、資金、勞力、技術、信息等要素不得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等等各種與市場本質背道而馳的怪現象，無一不是超經濟權力干預的惡果。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因此，當中共提出「改革」之初，與人為善的有識之士無不指出了政治改革在整個改革中的關鍵地位。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治中國不死不活的市場，也唯有主動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共獲得新生。可惜良言善意，被疑忌為「反共陰謀」。現在《決定》中有關政治、文化、社會各章節的論述，除了那些關於「人民」的空話以外，處處呈現出強化高度集權的雄姿。

致病之由是一黨專政在不斷惡性膨脹，治療之方卻是叫它繼續升溫發高燒。靠一黨專政來譜寫自由，用高度集權來完善市場。我不知道這種「改革」（即使是其中本來可能起相當積極作用的舉措）最後會走到什麼地步。

「那麼現在還有沒有救？」肯定有的。我現在能夠想到的，是習仲勳老人去世以前的遺言：中國需要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