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旗幟

自一九五七年河南揪出七萬名右派分子以後，知識界已經噤若寒蟬。一九五八年又揪出「潘楊王反黨集團」，在黨內和幹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壓氣氛，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中共全國八大二次會議剛剛結束，省委主辦的《中州評論》上就發表了吳芝圃的題為《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的長文，使主觀唯心論進一步發展，講假話更是異想天開。河南省演出了一場場鬧劇，不僅給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給全國起了很不好的示範作用。

打倒了潘復生，吳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陞官的，上台以後繼續反右。以激進的態度推行「三面紅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國注目的地方。

糧食產量放高產「衛星」是河南最先搞起來的（註七十一），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創造的（註七十二），不講科學地興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斷地出經驗，《人民日報》經常介紹河南的經驗。在當時人們的眼中，河南省已經成為全國「大躍進」的旗幟。

（一) 水利建設不講科學，勞民傷財（註七十三）

水利事業不是單個人能夠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極權制度正好有這個優勢。因為它掌握了全社會的資源，它可以調動全國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平心而論，在毛澤東主政的時候，中國的水利事業還是有成績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鄧小平時代還在受惠。但是，當時把事情做過了頭，讓老百姓作出了難以承受的犧牲。在搞水利工程時，不講科學，只顧蠻幹，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實際成了大禍害。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禍害。三門峽水庫由於沒有充分考慮泥沙問題，抬高了黃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為高出地面的懸河，造成了二零零三年巨大的渭河水災。

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十一月到十二月初，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譚震林再次赴會講話。十二月七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簡報》，稱全省一千五百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九百九十一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於是，一九五八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利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七百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三千萬畝的高指標。一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共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

據吳芝圃說，河南省投入一九五八年苦戰水利的人有一千五百萬，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億立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億立方……灌溉面積共達到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六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實際上，一九五七年度（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只能完成土石方二千九百零九萬立方，後來持續躍進的一九六零年度（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九月），也只完成土石方一點三四億立方。八十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一百五十億立方，到八十年代，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五千萬畝。全省地方資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一九五八年度是一點六億元，一九五九年度是二點一億元，至於群眾投入勞動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

一九五八年同時有九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六百億立方米（其中七個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四十六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南民工三萬人。一九五九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十一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科學態度被「敢想敢幹」所代替。昭平台、鴨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六十年代後期或七十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七月），宣傳可灌溉一千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十二萬畝，后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一九五八年三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計劃利用黃河故道蓄水四十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十三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一九六零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標，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鹼化，一九六一年鹽鹼化面積達五百一十九點八八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一塊地對一塊天」。可是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鐵佛寺、白果沖兩座水庫在沒有建成導流工程的情況下，就將大壩合龍，在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夜突降暴雨時，大壩沖毀，近二千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農民，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頭兩個月還能吃飽飯，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後，以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基本上餓著肚子從事繁重勞動。水利工地上的幹部作風極為惡劣，對農民任意打罵和摧殘，在水利工地上餓死、打死無數。中央調查組王從吾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在河南省講話中說，僅固始縣三個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餓死一萬七千多人。上蔡，新蔡，羅山，遂平和豫北共產主義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餓死人也很多。（註七十四）

（二）大放「衛星」， 農民遭殃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的成都會議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圃，對河南省的高指標和大躍進起著關鍵的作用。吳芝圃代表河南參加成都會議，提出完成前述指標的時間，比元月時的省委決定再大大提前。他對毛澤東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在三月二十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作者註：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這是毛澤東在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的長遠目標，河南說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一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張」。會議過程中，毛澤東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達四千八百萬畝」。被毛澤東肯定的數字，已是一九五七年實際指標的二點四倍。當然，毛澤東也曾幾次對河南省的高指標表示擔憂，但對吳芝圃還是鼓勵多於批評。（註七十五）

四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二百七十五億-三百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於是，在全省範圍內很快掀起了浮夸風。一九五六年蘇聯放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所以，一九五八年，中國農村就把農業取得很高的產量稱為放了「衛星」。「放衛星」就是「浮夸風」最突出的表現。

浮夸風是從一九五八年夏收開始的。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開始叫衛星人民公社）韓樓大隊隊長陳世俊、婦女隊長曹玉娥等種了二畝九分地的試驗田，小麥確實長得不錯。正準備收割的時候，公社社長鍾德清來了。把陳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隊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鍾德清說：「上級叫咱們弄一顆高產衛星，咱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國內外影響都很大，不放衛星會中？只有放了高產衛星，才能說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放衛星是為公社爭光，為黨爭光，也為咱們國家爭光。現在是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齊心協力辦好事情。」陳世俊問：「畝產多少才算放衛星呢？」鍾德清說：「至少畝產三千斤。」聽了這個數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過去一畝才打一百多斤，一下子打這麼多，是不是太離譜了。鍾德清說：「我看你們這塊試驗田不錯，打打試試吧！」曹玉娥說：「這塊地再多也不過畝產七、八百斤。」鍾德清說：「大家都想想辦法，總不能辜負黨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會兒，就是想不出辦法。陳世俊最後說：「要放恁大衛星，除非把那十畝地的麥子放到一起打。」鍾德清說：「對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嗎！」曹玉娥說：「那不是哄人嗎？」鍾德清說：「你沒看全國現在的形勢，不跟上趟行嗎？再說，這也是為人民公社爭光，為黨爭光的事，我們吹點也是好心，要從政治上考慮嘛！」就這樣，他們連夜割麥，割完就打。打完過秤，總共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斤，按二電九畝算，平均畝產三千八百五十四斤，最後扣點麥余籽，按三千五百三十斤上報（註七十六）是第二天（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方徨的報道：

衛星公社放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

繼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傳開之後（這個消息登在《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第一版），這個社的小麥繼續打場脫粒，十日第一大隊二分隊又有二畝九分地總產量達到一萬零二百三十八點六斤，平均畝產三千五百三十點七五斤，比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過這塊地去年每畝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這個豐產奇迹是二分隊隊長陳世俊、副隊長梁友仁、團支委曹玉娥、技術員陳根和、保管員陳紅運等六人在小麥豐產試驗田裡培育出來的。

這塊二畝九分地的小麥長得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有一百二十多萬株。在麥收前，全縣各地許多群眾和農業技術員都來此作了參觀評比。十日，這二畝九分地的小麥脫粒時，在打麥場上監督打場、揚場和過秤的有中共遂平縣委委員、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衛星鄉鄉長銀宗吾、衛星社社長鍾德清和這個大隊的幹部。另外還有好幾十個社員。脫粒后產量經過多次核算。土地進行過數次丈量，豐產事實完全可靠。

……

方徨是本書作者的同事，是前輩，她已離休多年，在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太太。在她七十五歲的時候，本書作者向她問起這件事。談起這段歷史，她唏噓不已。「我是奉命下鄉尋找衛星的，下去后聽縣裡的領導同志說韓樓放了一顆畝產三千五百八十三斤大衛星，將信將疑。到了現場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麥囤，又是當著縣社的領導過的秤，心裏雖然有點嘀咕，也不敢提出疑問，只好如實報道。誰知是假的！在這種體制下當記者，留下的只是慚愧和遺憾。」是的，在專制體制下，新聞只不過是專制者的喉舌。寫什麼，不寫什麼，記者是不能作主的。方徨一直對我說她有責任，對不起人民。其實，當時派誰去也得這樣寫，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報》為放衛星的消息配的社論更是加油添醋：

社論一開頭就引用了一首詩：「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接著寫道：「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就這樣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當作美麗的幻想和神話的東西，於今一樁樁地變成了現實！人們歌唱著的，就是已經實現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實現的。」「 全國小麥高產的最高紀錄出現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有二畝九分小麥畝產達到了三千五百三十點七五斤。這好像只是一個理想，但是不然，這是現實，這是已經拿到手的實物！」（註七十七）

當年在公社搞展覽的原遂平縣一中教師魏玉超對康健回憶說：報紙登了高產消息以後，省里來通知要辦糧食豐產展覽，要我們公社派人去。公社黨委讓我和曹玉娥去。展覽布置好后曹玉娥回來了，我還留在展覽會上。記得八月初，天很熱，通知說中央領導來參觀展覽。原來是周總理來了。大伙兒很激動，手都拍紅了。周總理來到遂平縣人民公社展室時，講解員江玉蘭激動得忘了講解詞。周總理笑著對她說：「別著急，慢慢講。」江玉蘭才恢復平靜，講起了畝產三千八百五十三斤的經過。周總理說：「你們放的衛星不小啊，聽說西平縣比你們膽子更大一些，放了畝產七千三百二十的衛星。」

周恩來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兩次參觀豐產展覽，當他看到西平縣和平社二畝小麥平均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和猛進社一畝七分地的小麥平均畝產七千二百零一斤時，非常重視。他說：「西平在你們那裡，西平是第一的，是狀元。」（註七十八）

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們用常識作出判斷：七千三百二十斤，在一畝面積的打麥場上平鋪將近半米厚，這是不可能的。在人們的懷疑中，地委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去核實。王秉林回來說是真的。一九九九年，早已離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陽市獅河賓館同本書作者談起了這段經歷，他說，那是麥收后一個月才報的產量，我們看了裝在箔屯子里的麥，也量了土地面積。當時我心裏懷疑不是一畝地打出來的，在那種政治氣氛下誰敢說呀？只好說是真的。我還沒回來，《河南日報》就登了。（註七十九）

對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記錄的一場「小辯論」的情況：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劉金占的生產小隊長，在生產隊長擴大會議上，聽公社社長鍾德清傳達信陽地委會議的精神，當他聽到明年小麥要畝產一萬二千斤時，他覺得太離譜,說：「畝產一萬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過癮哩。」這一句話使他馬上成了辯論對象。他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接受辯論。劉金占慌了手腳，忙說：「老少爺們，別動手哇，你說說這畝產一萬斤中不中？」沒有人回答他，在會議主持人的發動下，人們不由分說，先是一頓拳打。不一會兒，劉金占鼻青臉腫。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氣無力地說：「你們還講不講理呀，你們都是種地的，一畝能產這麼多小麥嗎？」也許是良心發現，參加辯論的人們退縮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煙來。見辯論會冷場，主持人急了，說：「怎麼？劉金占的反動言論你們還同情？誰不和他辯論，大家就和你辯論！」這麼一說，人們不敢怠慢，又沖了上去，一邊打一邊說：「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講理！」劉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斷了。主持人問：「服了嗎？」劉答：「服了。」問：「能打一萬二千斤嗎？」答：「真能打一萬二千斤。」辯論會就這樣勝利結束。（註八十）

康健先生就是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一直在當地工作，他這本書的材料都跟當事人談過，是可信的。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夸就成為風氣。而浮夸一旦成為風氣，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夸風愈演愈烈。

秋收期間，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裡供人參觀。到十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七千三百斤、芝麻五千六百斤，單產增長七十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余億斤」。他引用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澤東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河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註】表一•一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一，《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原糧，徵購和銷售是貿易糧，為了便於計算，將原糧數換算成貿易糧（原糧數除以一點一五即是）。二，此表中的（產量－徵購＋銷售），即為當年河南省的糧食凈擁有數。但是，《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生產年度（當年一月-十二月），徵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當年七月一日到次年六月三十日）。例如，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二百四十四點三五億斤（貿易糧），是當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所對應的產量是一九五八年的秋收與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計算出來的河南省各年糧食凈擁有量是一個近似數。差別是，計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於夏收在總產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誤差不是很大。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徵購」再加上「銷售」。在省里「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本書其他各省的糧食表格都同此註，不再另註。

一九五八年，河南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二百八十一億斤（糧食部這個數字也是偏大）,卻浮夸到七百零二億斤。一九五九年河南有旱災，糧食產量下降到二百一十七點六億斤，又浮夸到四百五十億斤。高估產的後果是高徵購，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徵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三，河南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達到九十九點七九億斤！徵購量占實際產量的百分之四十點八四。一九五九年徵購六十七點六五億斤，占當年實際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七五，此外公社還征了五點五億斤自籌糧和周轉糧。農民被迫把種子、飼料、口糧都交了徵購任務。因此，秋收后不久就發生糧荒。而吳芝圃不相信農民沒有糧食，認為生產隊幹部受富裕中農的影響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認為「拆屋掘地，批鬥幹部，致使大量幹部群眾被摧殘致死。前面介紹的信陽地區血腥地反瞞產私分情況，僅是河南省的一個局部。

（三）「大躍進」花樣翻新

在興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為了讓車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車子軸上安滾珠軸承，實現「軸承化」。軸承是一種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鋼製造的機器零件，一般工廠是沒有條件生產的。而河南省要求農民自己做。僅商丘地區投入人員達一百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噹響」。當然，這樣用手敲出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即使這樣，「軸承化」的經驗在《人民日報》的鼓動下在全國迅速推廣。種紅薯與土地深翻是另一個熱點，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紅薯二千五百萬畝，深翻土地一點五尺，每畝施肥三萬到五萬斤。七月二十七日，農業部在長葛縣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芝圃吹噓全省深翻土地八千萬畝，每畝施肥五萬斤。七月到九月，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嵖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不息。八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三個農業社已合併成一千三百五十五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七千二百 戶，入社農戶已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九十五。商城縣人民公社的規模達二萬戶，七月二十日，在城關鎮召開成立大會，有十萬人參加，除了國內多家新聞單位以外，還邀請了外國記者。蘇聯駐華使館官員也應邀到會。會後，《人民日報》、《河南日報》作了顯著報道，國務院還為此發了獎狀。

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大辦工業、大辦共產主義新村…，這些「大辦」的資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調三收款」得到的，即靠無償剝奪農民得到的。連各家做飯的鐵鍋也集中起來化成鐵塊上交了大辦鋼鐵的任務，上千年的銀杏樹也砍了當作小高爐的燃料。而這些「大辦」都是搞大兵團作戰，「白天一片紅（旗），晚上一片燈」，瞎指揮，強迫命令，稍有不聽話的就捆、綁、吊、打，受摧殘的人不計其數。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眾來信反映幹部吊打社員逼人致死的情況，這封信經毛澤東批示后，中共長葛縣監委調查結果是：據不完全統計，這個公社的第一管理區從一九五八年八月初到十月二十日止，被打人員共一百二十二人，捆綁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桿面棍、白拉條、濕皮繩、皮帶等十多種；還有多種形式的罰跪：頂案板、頭頂燈、跪磚頭、跪磚頭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會鬥爭有多種形式：推、扒、拳打腳踢、抓頭髮、抬起墩、滅燈黑地里亂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殺。（註八十一）

河南省大鍊鋼鐵也走在各省前面。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河南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七月再次召開會議要求「全省年產鋼三十萬噸，鐵一百五十點九萬噸」。九月又召開大會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九月十二日，《河南日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九月十五《河南日報》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八個，禹縣高達四千三百九十六噸。九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一點八萬噸，放了「衛星」。十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五百七十七萬人投入大鍊鋼鐵，各種冶鍊爐二十二萬余座。十月十一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鍊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炒鋼法。頓時，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參觀者人山人海。（註八十二）

由於徵調農民去「全民鍊鋼」、「大辦工業」、「大辦水利」，一九五八年秋季收穫時全省有一半糧食毀棄在地里未收入倉。

由於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鍊鋼，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一線，家務勞動沒人干。於是，公社辦起食堂、幼兒園，搞什麼「家務勞動社會化」。吳芝圃在《中國青年》九月號上發表題為《論人民公社》的文章，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

河南成了全國的「先進省」以後，河南一些人也「牛」起來了，對中央各部委來的人也看不上眼。工業部副部長高揚到河南禹縣對小高爐煉鐵的質量提出了意見，縣委書記向省委報告，說高揚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吳芝圃讓縣裡當場批判高揚，材料轉到北京，高揚回北京以後也受到批評。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的標語，提出了不同意見，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評。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組織聯合調查組，教師帶領一百五十名學生到了河南。他們看到了一些實際情況，搞了一個《問題彙編》，這個材料後來被說成是為彭德懷提供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型炮彈，負責這件事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被迫自殺。（註八十三）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颳起了一場強勁的「共產風」。省委的報告卻自豪地介紹，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他財產自動交給公家」。豬羊雞鴨歸公社，大蒜、蘿蔔、白菜也歸公社。「共產風」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集中了生產資料，而且進一步剝奪、集中了農民手中僅存的生活資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傳為是吃飯不要錢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農民的口糧，剝奪了農民自己拿飯碗的權利。

農村的風刮到城裡，城市也紛紛建立公社、大興基建、大辦工業。一九五八年全省基建投入十六點零四億元（當年財政收入僅十四點一六億元），吳芝圃高興地說：「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擴建各種廠礦三十七萬八千多個。」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職工一百二十九萬人，職工總數超過一九五七年一倍多。城市經濟急劇膨脹，比例嚴重失調，加劇了糧食緊張。城市的共產風也將市民的私人房產收歸集體所有。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全國一度對一九五八年狂熱進行反思，河南也對一九五九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鋼由八十萬噸調為二十二萬噸，生鐵由一百五十萬噸調為八十萬噸，糧食由五百億公斤調整為三百二十五億公斤，基建投資由十八點六億元調整為十三點六億元。可是調整后的指標依然高不可攀，年終落實產量，鋼只有五點一四萬噸，生鐵六十九萬噸，糧食只有九十七億公斤。基建投資竟然仍按原計劃，強行完成十八億。但是吳芝圃並不正視一九五九年的實情，在十二月中下旬的計劃會議上，要求一九六零年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持續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五點七，糧食二百七十億公斤，鋼鐵達到一百五十萬噸。持續幾年的左傾蠻幹，河南工農業、城鄉供需關係、財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趨緊張，農村問題已非常嚴重。可是，吳芝圃仍然要高舉「三面紅旗」。一九六零年二月四日至十九日，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一九六零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註八十四）

河南辦出了全國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吳芝圃等受寵若驚，進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動腦筋，一九五九年二月開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機械化。據說改革炊具三十二種，如躍進火爐、洗菜機、切菜機、躍進磨、麵條機等。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鄉村木工做的，只供參觀不能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河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向毛澤東彙報過，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點名讓史向生參加廬山會議，並把改革的炊具帶上廬山。於是，省城安排婦聯主任王衡具體負責，裝了許多箱子送上了廬山。廬山會議前期，由於發言中批評「五風」的多，沒有打開炊具機械。毛澤東七月二十三發表了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以後，就在廬山開箱展覽了，婦聯主任冒充炊事員擔任講解員。後來毛澤東知道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機械化是假的，毛說上了史向生的當。（註八十五）

面對農村的嚴峻現實，一些農民和鄉村幹部在一九五九年嘗試「包產到戶」，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洛陽地委書記王慧智，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支持支持這些救命措施。秋後的反右傾鬥爭，這些措施被視為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幹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經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後面人追他，他一邊跑一邊喊：「吳芝圃來了！」（註八十六）

註解：

[註七十一] 見本書「糧食問題」一章。

[註七十二] 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

[註七十三] 關於河南水利建設這一節資料除了另有註明外，取自河南省水利廳辦公室編《大躍進中的河南水利》，一九九八年。河南省水利廳：《河南水利四十年掠影》，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第四十八期。

[註七十四] 王從吾同志在省委常委會上的講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註七十五]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五頁。

[註七十六]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一一零-一一七頁。

[註七十七] 人民日報社論《向創造奇迹的農民兄弟祝賀》，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

[註七十八] 喬培華：《信陽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二十四-二十五頁。

[註七十九] 《河南日報》七月十一日一版頭條：《西平和平農業社發出豐產大衛星 二畝小麥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

[註八十]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三八零頁。

[註八十一] 中共長葛縣監察委員會：《關於對坡胡公社第一管理區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情況的檢查報告》，載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六十六-六十七頁。

[註八十二]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第四十八期。

[註八十三] 楊珏、冀雨二零零一年三月九日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八十四]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第四十八期。

[註八十五] 楊珏、冀雨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八十六] 同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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